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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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此时此刻就是你最年轻的一刻(3/3)

起了她的怒气。

“你一边说我胖，一边又像喂猪一样让我吃这吃那！”她喊道。

“阿维娃。

”我说。

“不对，你很会说话。

你从来不会直接说我胖，而是隔三岔五就把话题引到我的体重上，问我吃得健康不健康，水喝得够不够多，说哪条裙子看着有点紧。

” “没有的事儿。

” “你说我不应该把头发剪得太短，因为这样显得我脸太圆。

”阿维娃说。

“阿维娃，你哪里来的这些怪念头？”我说，“你是个漂亮姑娘。

你生来是什么样，我就爱你原本的样子。

” “别撒谎了！” “怎么了？你就是留长发更好看。

我是你妈妈，我想让你展示出最美的样子，这有什么错？”我说。

“只有你才会一刻不停地想着自己的外表，吃甜点从来超不过三口，健起身来像疯了一样，别以为你这么做，我就要向你看齐！”她说。

“你当然不用向我看齐。

”我说。

“究竟哪件事让你更嫉妒？是我能够迷倒亚伦·莱文那样的男人，还是你没法迷倒他那样的男人？” “阿维娃！”我说，“够了。

这种刻薄的话简直是无稽之谈。

” “而且我知道你背地里肯定说过什么！你要么就是说了话，要么就是捣了鬼！承认吧，妈妈！别再撒谎了！求求你别撒谎了！我必须知道真相，不然我会发疯的！” “为什么原因非要在我？难道就不可能是学校的环境让他想起你年纪还小，他跟你保持这种关系很不恰当吗？这难道就不可能吗，阿维娃？” “我恨你，”她说，“我永远不会再跟你说话了。

”她走出家门，关上了门。

“永远”只持续到了八月。

夏末时节，我和迈克在缅因州波特兰附近的一个小镇租了一幢房子。

我给阿维娃打电话说：“我们这么长时间没有说话，难道还不够吗？无论我做了什么，或者你觉得我做过什么，我都非常抱歉。

到缅因州来看看我和你爸爸吧，我非常想你，爸爸也很想你。

我们可以每天都去吃龙虾卷和巧克力派。

” “龙虾？妈妈，你怎么了？”阿维娃说。

“不要告诉你外婆，不过我拒绝信奉不许我吃龙虾的神。

”我说。

她笑了：“好吧，好，我会过来的。

” 我们在一起住了大约四天，她忽然说：“过去的一年就像一场梦，好像是我着了魔，而现在这个魔咒终于解除了。

” “我为你感到高兴。

”我说。

“不过，”她说，“有时我依然会怀念着魔的感觉。

” “但你不再和他见面了吧？” “不，”她说，“当然不见，”她更正道，“我是说，我不再私下和他见面，只在工作上和他打交道。

” 她仍然在为国会议员工作，这不禁让我对她刮目相看。

“你会不会很为难？”我问，“经常与他见面，但却不再和他交往？” “我很少见到他，”她说，“我的地位没那么高，何况如今我在他心里的地位也没那么高了。

” 8 《卡美洛》事件过去几天以后，罗兹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可不可以把《艾德温·德鲁德之谜》的票转让给她。

她妹妹要来看望她，他们三人同去，岂不正好？我说好，因为没人想看音乐剧版的《艾德温·德鲁德之谜》，剧场的套票总免不了混进几部并不好看的剧目。

她说要把票钱给我，我说我不会要你的钱，罗兹·霍洛维茨，我正巴不得自己不用去看《艾德温·德鲁德之谜》呢！ 罗兹干笑几声，然后说：“唉，瑞秋，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 她还没开口，我已经知道她要说什么了。

我知道，那位胳膊肘先生一定颠倒了黑白，告诉她是我想向他献吻。

他这么做是想先下手为强。

我本该给她打个电话，可是站在我的角度说话，谁会想到别人的婚姻里去蹚浑水呢？尽管已经猜到他的招数，我仍然不知该如何应对。

她不是全世界第一个嫁给出轨浑蛋的女人，这种事情任何人都有可能撞上。

难道我想让好朋友在这个年纪离婚？难道我希望她继续为网络头像发愁，梳妆打扮，把自己硬挤进塑形内衣，去跟一个又一个老男人相亲？不，我不希望她那样。

“罗兹，”我说，“罗兹，亲爱的，我想你误会了。

” “他说你想给他——”她压低声音，愤怒地低声说，“打手枪，瑞秋。

” “打手枪？罗兹，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向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他究竟为什么要编出打手枪这回事？这人到底有什么毛病？ “我知道你很寂寞，瑞秋，”罗兹说，“可是从1992年起你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而我了解你这个人。

你很寂寞，而且你自以为是，爱管闲事，所以我相信他。

” 我说：“我绝不会为了他而背叛你——我们同甘共苦，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为了区区一个玻璃经销商？永远不可能。

” 罗兹说：“瑞秋，别说了。

” 于是我没有再说。

我已经六十四岁了，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9 到了那年秋天，阿维娃回到迈阿密大学，决定不在学校里住，而是搬进了位于椰林区的一幢小公寓。

我们一起布置她的小窝，其乐融融。

我们选的是“清新复古风”，从慈善商店买来木制家具，用砂纸打磨做旧，涂成奶油色，买来带有花卉图案的褪色床单，又从旧货店买了一床米色的被子。

我们找来一个青绿色的大碗，往里面装满贝壳，还准备了栀子花和薰衣草味的大豆蜡烛。

我们把墙壁刷成白色，挂上半透明的薄纱窗帘，又歪打正着买到了一把韦格纳设计的法式Y椅，是白桦木的真品——那时五十年代的家居风格尚未风靡，我记得我们只花35美金就买下了它。

我最后买的一件东西是一株白色的兰花。

“妈妈，”她说，“我会把它养死的。

” “只要别浇太多水就好了。

”我说。

“我养不好花草。

”她说。

“你才二十一岁，”我说，“还不知道自己什么能做好、什么做不好呢。

” 这个小房子太美好了，一切都很完美，留白也恰到好处，我还记得自己暗地希望能搬去和她同住。

我甚至有点嫉妒阿维娃，她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布置公寓。

那是我们母女关系中的一段快乐时光，那段时间我自己的生活也很舒心。

董事会最终决定不再另寻新校长，于是我成了博卡拉顿犹太学校的正式校长。

大家为我举办了一场鸡尾酒会，准备的点心是烟熏三文鱼吐司，不巧的是三文鱼不新鲜，我当时没吃三文鱼，可吃了的人后来都恶心反胃。

我当时并没把这当作一个兆头。

罗兹请我吃饭，庆祝我的四十九岁生日。

她说我看上去气色非常好，问我最近在忙什么。

我说：“我最近很开心。

” “有空我也要试一试。

”她说。

不知为什么——或许是红酒喝得太多的缘故——我哭了起来。

“瑞秋，”罗兹说，“我的天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正相反，”我说，“我以为会出事，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我太庆幸了。

” “你不用强迫自己全都告诉我，”罗兹一边说，一边给我又倒了一杯红酒，“是你身体出了问题吗，还是迈克的身体？是不是你发现了肿块什么的？” “不，不是那些事。

” “是阿维娃？”罗兹说。

“对，是跟阿维娃有关。

” “你想和我说说吗？要是你不想说也没关系。

”她说。

“罗兹，”我说，“之前她跟一个有妇之夫有染，现在终于结束了。

全都结束了，谢天谢地。

” “嗨，瑞秋，这不是什么大事。

她还年轻，年轻人就是有做错事的特权嘛。

” 我垂下目光：“这不仅仅是婚外情的问题，重点是对方是谁。

” “是谁，瑞秋？”她说，“要是你不想说也没关系。

” 我附在她耳边悄悄说出了那个名字。

“阿维娃真是好样的！” “罗兹！”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他有家室，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大，而且还是她的上司！” “起码他长得不难看，”罗兹说，“再说我们过去也常开玩笑，说他是我们会纵情约会的对象，你还记得吗？” 我怎么可能忘记呢？ “你说阿维娃会不会是听见了我们的谈话？”罗兹说。

“我也不知道。

”我说。

“他那个老婆啊，”罗兹这时已经微醺，“我要更正一下，他才是捡了大便宜。

阿维娃是个可人儿，他们俩在一起会生出多么漂亮的宝宝啊！” “好了，都过去了，”我说，“谢天谢地，没有宝宝。

” 10 我想首先说明，这起事故既不怪阿维娃，也不怪莱文议员。

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八旬老太拿着失效的驾照开车上路，左转时没仔细看，一头撞上了议员的雷克萨斯轿车。

老妇人不幸死亡，于是人们对车祸展开了调查。

调查不仅查出了老妇人是过错方，也查出了我的女儿与国会众议员有染——出事时她正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这就是阿维娃·格罗斯曼在南佛罗里达被推上风口浪尖的缘起——阿维娃门。

不过我扯远了。

在阿维娃门爆发前，这件事还没有名字的时候，我们都在静待事态进展。

我们等的是这件事最终会不会酝酿成型，或者更确切地说，阿维娃会不会成为这故事当中的一个人物。

当时有过一段短暂而美好的时期，她只是与众议员同乘一辆车的“不知名女实习生”。

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会不会被公之于众，我相信莱文议员也曾努力不让阿维娃牵涉其中——尽管这个人德行有失，但是心肠不坏。

不幸的是，公众对这件事的关注愈演愈烈，对我女儿的保护远非议员力所能及。

不把当晚与议员同行之人的身份查清，公众决不罢休。

阿维娃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她父亲，一直拖到了警察把她的名字公之于众的前一天。

那天议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说警察即将公布她的身份。

我说我可以替她告诉迈克，但她说想亲自告诉他——她的勇气值得称赞。

我们带迈克去了一家清静的饭店，那里过去是大桥宾馆，如今变成了一家希尔顿酒店。

我和罗兹常开玩笑，说世间万物最后都会变成希尔顿酒店。

那是我们全家最爱去的饭店之一，主要是为了欣赏近岸内航道的景致和来往船只，食物倒是平平无奇，无非是游泳池畔的常见点心，聚会吃的三明治、薯条，诸如此类。

阿维娃点了一份科布沙拉，一口没动。

后来为了把这顿饭拖得更长，她又点了一杯咖啡，仍然一口没动。

我们漫天闲聊：我的工作、阿维娃的课业、迈克的工作，我们没有谈到莱文议员，不过那个事件早已微妙地悬浮在我们之间——阿维娃的名字尚未卷入其中，但迈克对那些街谈巷议本就不感兴趣。

所以我们聊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时间也过得飞快。

我知道迈克打算回办公室，我考虑过要不要催促阿维娃，最终还是决定按兵不动。

这毕竟不是我的秘密。

迈克核对账单时给我们讲了个故事，与他几年前做过心脏手术的一位女患者有关。

“六十一岁，四处冠脉搭桥，”他说，“没有并发症，但是康复花了很长时间。

总之手术大约一年以后，她正在陪孙女玩，忽然随手用橡皮泥给家里的腊肠狗捏了个惟妙惟肖的泥像。

” “橡皮泥！”阿维娃的语气热情得有点假。

“是啊！谁能想到呢？然后她孙女说：‘多蒂，再做一个。

’于是多蒂又给孙女捏了个像，又捏了自己小时候住的房子——那栋房子在扬克斯，她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

到这会儿，全家人都围过来看她捏东西，多蒂的儿子说：‘或许我们应该把你送到雕塑工作室去，妈妈。

’得心脏病之前她从来不是搞艺术的料，不懂透视法，连火柴人也画不好，现在她却能做出栩栩如生的立体半身像，大理石、陶土，什么材料她都能做。

她为所有亲朋好友都做了塑像，还做了几尊名人塑像。

她做得特别好，这件事很快就被当地媒体知道了，大家都管她叫雕塑界的摩西奶奶。

现在多蒂已经开始接受委托创作了，为城市、公众场地和庆典活动做雕像，每件作品都能赚几千美元。

” “你应该抽些提成，”我说，“这可多亏了你。

” “我倒不会狮子大开口，不过现在她正在为我做一尊半身像，”迈克说，“免费的。

” “你可以把它放在办公室接待处，”我说，“就叫‘伟人的头像’。

” “依你看，为什么会这样？”阿维娃问。

“疏通了心脏，增进血液流动，大脑的机能就会提升。

说不定是大脑机能提升以后创造出了新的神经通路，发掘出前所未有的才能。

谁知道呢？”迈克说。

“人心真是神秘。

”我说。

“那纯属胡说，瑞秋，”迈克说，“人心可以解释得一清二楚，要我说，真正神秘的是大脑。

” “你能把人心解释得一清二楚，”我说，“我们可是什么都不懂。

” 迈克在收据上签了字。

“爸爸。

”阿维娃说。

“嗯？”迈克抬起头。

她在他脸上亲了一口，说：“我爱你。

” “我也爱你。

”迈克说。

“对不起。

”阿维娃哭了起来。

“阿维娃，怎么了？”迈克坐回桌边，“出什么事了？” “我闯祸了。

”她说。

“不论出了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补救。

”他说。

“这件事没法补救。

”她说。

“任何事情都能补救。

” 阿维娃回到了迈阿密，迈克取消了那天剩下的所有日程安排，跟我开车回家进行无谓的争吵。

“我猜你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他说。

我叹了口气：“我有过疑心，我的确有所怀疑。

” “既然你有所怀疑，”迈克说，“那你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 “我试过了。

”我说。

“光是试过根本不够！” “她是个大人了，迈克。

我又不能把她锁在房间里。

” “我一直以为，你再不济还算是个称职的母亲。

”迈克说。

他吵起架来一向是浑蛋，这也是我对这段婚姻毫无留恋的原因之一。

“你怎么能纵容她做这种伤风败俗的事？”迈克说。

“说得好像你自己是个道德模范似的！”我轻声说。

“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两个互相攻击一点儿用也没有。

得赶紧想个对策才行。

” “除了给她找个律师，等这件事平息，还能怎么办？”迈克说。

“我们必须支持女儿。

”我说。

“这不是废话吗，”迈克双手拄着头说，“她怎么能这么对我们呢？” “我猜她当时并没考虑到我们。

”我说。

“你在她这个年纪会做出这种事吗？” “不会，”我说，“而且我在议员那个年纪也不会做出他那样的事。

我绝对不会跟与我女儿年龄相仿的下属睡在一起。

你呢？” 他没回答，而是在翻电话本：“我给无数个律师做过手术，这其中怎么也该有一个厉害的。

” 阿维娃和议员先生都宣称这段婚外情早已经结束，阿维娃对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我并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

可能事情的确如他所说，他当时只是顺路捎实习生回家（但我要说，车祸发生时他们行驶的路线既不通往她在椰林区的公寓，也不通往我们在茂林会所的房子），那位老妇人左转弯时阿维娃也在车里，这不过是个巧合。

有时候，一则新闻就能激发一整片地区居民的想象力，国会众议员和我女儿的花边新闻也是如此。

我可以向你详细解说这件事愈演愈烈的过程，不过，即便你不住在南佛罗里达，相信你也会对类似的事情有所耳闻。

这件事的发展跟其他花边新闻别无二致。

议员和艾伯丝参加了一档电视新闻节目，他们说，这桩婚外情发生恰逢他们婚姻危机。

他们说，如今他们已经度过了那段危机。

他们手拉着手，他眼含泪水，但并没有哭；她则说自己已经抛却前嫌，说婚姻终究是人间烟火，而非童话故事，凡此种种。

我记得她穿了一件不合身的紫色粗呢外套——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由于这一年要参加竞选，议员的竞选团队不遗余力地想把他跟阿维娃划清界限。

她被刻画成了洛丽塔似的实习生、莱温斯基第二，被人扣上各种帽子，都是“荡妇”的同义词。

阿维娃的博客更帮了倒忙，因为里面详细记录了那几个月她为国会议员工作的经历。

当时是2000年，当我得知阿维娃在写博客的时候，我连“博客”是什么都不知道。

“博客？”我对阿维娃吐出这个陌生的词，“那是什么？” “就是网络日志，妈妈。

”阿维娃说。

“网络日志，”我重复道，“什么是网络日志？” “就是日记，”阿维娃说，“是写在网上的日记。

” “为什么有人要这样写日记？”我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写日记？” “都是匿名的。

我从不用真名，而且没出事以前我只有两三个读者。

我想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好理清头绪。

”她说。

“那你倒是买个日记本啊，阿维娃！” “我喜欢打字，”她说，“而且我写字不好看。

” “那你就在电脑里建个文件夹，存一份文档，起个名字叫‘阿维娃的日记本.doc’。

” “我知道，妈妈。

我知道。

” 阿维娃的博客叫“只是个普通国会实习生的博客”。

正如她所说，她没有用他或是自己的真名，可即便这样，人们还是猜到了作者。

一时间，破译阿维娃的博客成了风靡南佛罗里达的消遣方式。

她也曾试过删除博文，却删不干净。

这个博客就像个杀不死的僵尸，她这边删掉了博文，它们又在那边冒了出来。

时至今日，若你仔细搜寻，兴许还能在互联网的某个角落发现它。

说实话，我也读了她的博客——至少是其中的绝大部分。

有些内容我只是一扫而过，不过说实话，除了那些香艳的部分以外，这其实是个很乏味的博客，即使是那些香艳的内容，也并未给我带来丝毫欢愉，那感觉就像我和罗兹所在的读书会组织阅读《O的故事》一样。

由于媒体时常骚扰她的同学，阿维娃不得不暂时从迈阿密大学休学。

她搬回家中，默默等待事情平息的那一天。

回想起那段时间，我必须承认，茂林会所的门禁系统功不可没。

媒体没法在我家门口的草坪上设伏，便只好在大门外蹲守，等着我们出门。

罗兹一直给我们送吃的，餐食之丰富，仿佛我家有病重或过世的亲友一般——面丸子汤、或甜或咸的糕点、黑麦面包做的牛舌三明治、整条的哈拉面包、百吉圈、冷熏三文鱼、鲱鱼和节日时才吃的三角糕。

说起三角糕，我还有一个小故事要讲。

离学年结束还有一个星期时，巴尼拉比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递给我一个无花果馅的三角糕。

“瑞秋，吃块三角糕吧。

”他说。

“不用了，谢谢。

”我说。

我一向不爱吃三角糕，因为我总觉得里面的水果馅料不够足，饼干的部分又太干。

“别客气，瑞秋，拿着吧。

我母亲每年会烤两次三角糕，她为这件事总要忙前忙后。

她有独家食谱，而且她现在得了肺癌，这很可能是哈莉特·格林鲍姆做的最后一批拿手三角糕了。

” 我向他慷慨的馈赠表示感谢，但我说这块三角糕送给我就是浪费，并且把自己对三角糕的看法告诉了他。

但他还是坚持要我收下，于是我接过来咬了一口，说实话，它真的非常美味。

水果馅料很足，而且一点也不干。

她肯定用掉了一整块黄油。

三角糕又香又甜，我几乎忍不住快要呻吟出声了。

“瑞秋，”他说，“我们希望你能主动辞职。

” 我嘴里正嚼着三角糕，急需要一杯饮料，但是并没人给我递饮料。

我嚼了差不多二十下，才把三角糕咽下去。

“为什么？”我问。

其实我心知肚明这是为什么，不过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一定要听他亲口说出来。

“阿维娃的丑闻，这对我们影响不好。

” “可是，拉比，”我说，“卷进丑闻的人又不是我，是我女儿。

她已经成年了，是个独立于我存在的成人。

我没法控制她的行为。

” “我很抱歉，瑞秋。

我同意你的意见。

问题不在于阿维娃的桃色新闻，而是那次筹款活动。

董事会觉得你在去年为议员先生举办的筹款活动有损你的声誉，看上去不太恰当。

” “我当时对这件事并不知情！”我说，“再说筹款活动又不是我牵的头。

你要记住，我当时并不想牵扯进去。

” “我记得，而且我也相信你，瑞秋。

我相信你，但在外人看来就是这样。

” “我为这所学校奉献了十二年的人生。

”我说。

“我知道，”拉比说，“这件事很倒霉。

我们希望你的离开不会兴师动众，你可以说自己想辞职是为了多陪伴家人，你今年经历了这么多事，换成谁都会理解的。

” “我才不说！”我说，“我不会撒谎的！”我手里还剩下半块三角糕，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扔在拉比脸上。

费舍那个傻瓜去年朝我扔了一个奶油巧克力双色派，我突然在想，学校是不是有这样的传统，每一任校长离职时都会气得扔糕点。

“有什么好笑的吗？”拉比问。

“一切都很滑稽可笑。

”我说。

“好吧，你回去睡一觉，好好考虑一下。

” “我不需要考虑。

” “好好考虑一下，瑞秋。

我们不想主动解雇你，因为谁也不想引起更多的丑闻。

要是你主动辞职，起码还可以在别处找到工作。

” 考虑了一夜，我辞职了。

我收拾完办公桌，开车穿过城区，来到国王大道上一幢低矮的粉红色公寓楼，按响了M.崔的门铃。

一个女人的声音问我是谁，我说是送货员，那女人说她没有什么货要收，我说送来的是花，那女人问是谁送的花，我说是格罗斯曼医生，那女人便开门让我进去。

我爬上楼梯，M.崔已经打开了门。

她穿着护士服——不是性感的护士服套装，而是带荧光色几何图案的蓝色工作服。

我丈夫的情人说：“你好，瑞秋。

我猜迈克并没有给我送花。

” 我说：“迈克不是那种会送花的男人。

” “对。

”她说。

我说：“我今天被炒了。

” 她说：“真抱歉。

” 我说：“今年过得很糟糕。

” 她说：“我对一切都感到很抱歉。

阿维娃的事，还有其他的事情。

”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我说，“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 “你想喝杯茶吗？”她说。

“不想。

”我说。

“我正好在沏茶，水已经烧上了，用不了多长时间。

请坐。

”她说。

她走进厨房，我在她的客厅里四处闲看。

她摆了几张家人的照片、一只猫的照片、另一只猫的照片。

她只有一张迈克的照片，不过那是她和迈克所在医院的其他工作人员的合影，迈克甚至都没站在她身边。

她端着茶走回房间时，我还在端详那张照片。

我把相框放回壁炉上，但我知道她看见了我在看那张照片。

“你要加糖吗？”她问，“牛奶？” “不，”我说，“什么都不加。

” “我喜欢茶里带一点甜味。

”她说。

“我喜欢甜品里含糖，”我说，“不过在其他时候我都尽量不吃糖。

” “你可真苗条。

”她说。

“我一直努力保持身材，”我说，“但我内心深处其实有个怒火中烧的胖女人。

” “你是怎么把她装进去的？”这位第三者问我。

“你真幽默。

”我说，“我没想到你是个幽默的人。

” “为什么？”她说。

“因为我也很幽默。

”我说，“假如他需要幽默感，他完全可以留在家里。

” “我不是一直都这么幽默的。

”她说，“过去我对他满心敬畏，不敢太幽默。

” “敬畏迈克？真有意思。

”我说。

“这件事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有二十五岁，而他威信过人、事业有成。

我自己也没想到他竟然会看中我。

” “你现在多大？”我问。

“今年三月刚满四十岁，”她说，“把茶包拿出来吧，茶叶泡太久会变苦的。

” 我照做了。

“十五年了。

”我说。

“泡了十五年的茶叶，肯定会变苦的。

”她说。

“我是说，你和迈克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

”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我都感觉很糟糕，而另一半时间，我在纳闷自己的人生都去哪儿了。

”她说。

“我明白，”我说，“不过你还年轻。

” “对，”她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至少处在中游，”她长长地望了我一眼，“你也是。

” “你不必故作体贴。

”我说。

“我不是在故作体贴。

我是想说，尽管表面看上去不太像，但阿维娃其实很幸运，这件事现在就公之于众，而不是十五年以后才曝光。

她还有别的选择。

” 我打了个喷嚏。

“上帝保佑，”她说，“你感冒了吗。

” “我不生病，”我说，“从不生病。

” 我又打了个喷嚏。

“不过我很累。

”我说。

她说她冰箱里还有些丸子鸡汤。

“是我自己做的，”她说，“你在沙发上躺一会儿。

” 我并不确定自己想不想让丈夫的情人给我做鸡汤，但我突然觉得疲惫不堪。

她的公寓很小，不过温馨整洁。

我心想，不知她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

我想象她梳洗打扮，准备跟我丈夫约会的情形，为了他涂上口红，擦脂抹粉。

我想象她年轻时一直盼着阿维娃长大，这样迈克就可以跟我离婚了。

我为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悲哀。

她端来的汤盛在一个漂亮的代尔夫特蓝陶碗。

我喝了汤，立刻觉得有所好转。

鼻子通了，喉咙也不再肿痛得厉害。

“你看，”她说，“鸡汤可不仅仅是老女人的鬼扯。

” “我讨厌这种说法，”我说，“老女人的鬼扯。

” “不好意思。

”她说。

“没事，不怪你。

我只是觉得仔细想想，这句话不仅尖刻，还充满了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

难道‘老女人的鬼扯’就一定不可信，就没有科学根据吗？‘老女人的鬼扯’其实是在说，不必理会那个愚蠢的老女人说的话。

” “我从前没想到这层含义。

”她说。

“我从前也没想到这层含义，直到后来自己变成了老女人。

” 三个月之后，恐怖分子将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阿维娃门就这样结束了。

人们不再谈论这桩丑闻，新闻的车轮滚滚向前。

那年冬天，阿维娃大学毕业了。

她在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大学办公室里接过了毕业证书。

那年春天，她申请了几份工作。

她想继续在政府部门或者政治领域工作，可是在南佛罗里达，人人都对她有所耳闻，并且不是什么好名声。

即便是没有听说过她的人，只要在谷歌一搜，这事也就泡汤了。

她转变择业方向，在公关、市场营销领域找工作，以为这些行业的雇主不会像政府部门那么——我认为比较合适的说法是“把道德奉为圭臬”。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得承认，对于她当时的处境，现在的我比当时的我更有同情心。

那时候我一心只想让她从家里搬出去，重整旗鼓，开始新的生活。

到了那年夏末，她彻底放弃了。

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总是漂在家里的游泳池里，任由皮肤晒成深棕色。

“阿维娃，”我说，“你涂防晒霜了吗？” “没有，妈妈，没事。

” “阿维娃，你这样会把皮肤晒坏的。

” “我不在乎。

”她说。

“你应该在乎！”我说，“你只有这一身皮肤。

” “我不在乎。

”她说。

她在读《哈利·波特》。

我记得当时出版了四册，但我不太确定。

我知道成人也会读《哈利·波特》，但我把这看成一种不好的预兆。

那些书封面上画着卡通小巫师，在我看来太过幼稚。

“阿维娃，”我说，“既然你这么喜欢看书，要不要考虑申请读研究生？” “哦，是吗？”她说，“谁愿意给我写推荐信呢？哪所学校不会到网上搜索我的背景呢？” “那你可以申请法学院。

很多背景复杂的人都去读法学院。

我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一个被判了刑的杀人犯通过函授学习法学课程，想为自己翻案。

” “我又不是杀人犯。

”她说，“我是个荡妇，这种罪名没法翻案。

” “你不能永远泡在游泳池里。

” “我不会永远泡在游泳池里，我要漂在游泳池里，而且等我读完第四遍《哈利·波特与密室》，就去洗个澡，然后读第四遍《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

” “阿维娃。

”我说。

“你自己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阿维娃说。

我接下来做的事很不光彩。

真的很不光彩。

我之前从没打过孩子。

我走进泳池，用腰带系住的夏季羊绒薄开衫沾了水，在我身边的池水里翻腾。

我把浮床从她身下抽出来，《哈利·波特》和阿维娃一起掉进了游泳池。

“妈！”她尖叫起来。

“给我从这个该死的游泳池里出来！”我大喊。

《哈利·波特》沉到了水底，她手脚并用爬回浮床上，于是我再次把它从她身下抽开了。

“妈！你能不能别这么贱！” 我给了她一记耳光。

阿维娃的表情坚如磐石，但紧接着鼻头开始泛红，她哭了起来。

“对不起。

”我说。

我的确感到很抱歉，我想抱住她，她先是挣扎，但很快便任由我抱住她。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疯了，妈妈，”她说，“他真的爱过我，是不是？” “是，”我说，“我想他可能真的爱过你。

” 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她那时患上了抑郁症。

我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去寻求建议。

“你对待她更像是朋友，而不像个母亲。

”妈妈说。

“好吧，”我说，“我怎么才能改变呢？” “让她从家里搬出去。

”她说。

“我不能那样做，”我说，“她到处受排挤。

她没有钱，也没有工作。

她靠什么生活？” “她有手、有脚、有头脑。

她会想出办法的，我向你保证。

” 我不忍心那样对待阿维娃。

“别再为阿维娃担心了，”妈妈说，“多为你自己的生活留点心。

总会有出路的，我向你保证，我的女儿。

” 不过几个月以后，阿维娃真的搬走了。

她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也没有给我留下地址。

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她每年会给我打一两次电话。

我好像有了一个外孙女。

没错，在我看来这是件伤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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