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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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丁章 — 25°2’15″ 121°33’45″ (2/3)

声。

接下来的每天几乎都是相同的行程。

平日在图书馆练阅读、听力和写作，假日在住的地方练口说。

为了逼自己，我决定只报名两次托福考试。

一个是主战场，另一是备胎。

因为只有两次机会，所以必须义无返顾地去准备它。

一日一日地练着，我的读、听和写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唯独这个「说」，总是没有办法说得很好。

倒不是因为不知道要讲什么，而是因为想要把每一个字的尾音发得清楚，发得漂亮。

我要申请的学校并没有规定每一个部分至少要获得几分，只要总分有达到即可。

因此，我到最后几个礼拜拟定的策略是把读、听和写的分数衝高。

至于说，保基本盘就好。

时间不知不觉地就到了考试前一天。

我的考场是在台北车站附近的地球村。

我特地提早离开图书馆，绕去台北车站看一下明天的考试路线。

我从捷运站m8出口处的手扶梯往上坐回到地面，和一批一批像泉水般不断涌出的学生挤在一起。

这是在西方不曾出现过的景象。

这座岛屿上的年轻生命在学校上完一整天的课程之后还要再继续到另一间学校苦读。

习惯大概就不会觉得难受了吧！因为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也要这样。

这样的逻辑在这岛屿上是成立的。

我也曾经是那汹涌学生群里的一员。

害怕与别人不一样，所以想尽办法要和别人一样。

当肉身的个体性被抹去，这座岛屿的生命力大概就会逐渐萎缩了，变成大家都很一致的状态。

这样的状态大概就更接近「仁」了吧！仁是什么？仁就是当第二个人，永远不要当第一个人。

但往往会留在歷史里的是第一个人，而不是第二个人。

我想起文艺復兴时期的达文西(leonardodavinci,1452~1519)和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dilodovicobuonarrotisimoni,1475~1564)。

前者冷静异常，后者暴烈如火。

他们是如此不同的生命。

因为不同，所以动人。

如果在创作上达文西去学米开朗基罗的暴烈，米开朗基罗去学达文西的冷静，结果大概都很悲剧。

我晃着晃着，晃到了地球村门口。

把路线确认过之后，转身离去。

看一下时间，六点整。

想着时间还早，就沿着台北地下街走，一路从台北车站走到了捷运中山站。

路上人很多，也不觉得远。

出了捷运站后我闪进了条通的一家烧鸟店。

当时台北市的专门烧鸟店还没有很多，大多是居酒屋里的烧鸟。

一向喜爱烧鸟这样日本食物。

专门烧鸟店的品项齐全，从常见的翅、腿、颈到稀少的鸡生蠔、横隔膜应有尽有。

但可惜的是，当晚没有提灯这个选项。

店内乾净雅致，东京高级烧鸟店的派头。

师傅熟练地将鸡串在炭火上不断翻烤，丰富的油脂滴在炭火上引起的浓烟阵阵，十分引人。

过足了烧鸟癮，走出店外时已过八点。

入秋的晚风凉爽舒适。

深深吸了一口气后，动身返回住处等待明日的到来。

如果当天有重大事件，我基本上会在闹鐘响的前一到两分鐘醒来。

今天也不例外。

我早早简单盥洗之后就骑车出门。

托福是长达两小时的高强度考试，一整颗滷鸡腿饭糰足以提供我应考时的能量补给。

我在台北车站找了间星巴克，买了一瓶水，落座，开始啃饭糰。

进食完后看看时间，该动身前往考场了。

在地球村的一楼已经摆放着一牌子，上面有考试资讯。

我上到楼上，检查完身份之后就被考场服务人员带进一间小休息室，其实就是平常上课用的一间小教室而已。

当天要考试的人陆陆续续地到达，小小的空间一下子就被塞满了。

我假装拿出单字来背，但我其实是在观察每一个在场的人。

有些人感觉已经考了很多遍，一派神情自若的样子。

有些人感觉跟我一样都是第一次考，眉宇间不时流露出担忧的神色。

这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男生主动和我聊起天来。

他问我：「你来考托福也是想要去美国念书吗？」我回说：「对。

」他接着问：「那你打算申请哪几所学校。

」我说：「parsons。

」我可以感受到他没听懂我的回答。

他说：「parsons？那是哪一所大学呀？」我回说：「是一所纽约的设计学院。

但除此之外，我还打算申请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university)。

」他脸上的疑惑表情突然间豁然开朗，笑着说：「你很厉害耶！要申请哥大。

」这时，考场服务人员进到房间里说：「请各位考生移到隔壁的视听教室。

考试即将在五分鐘后开始。

」我把预先准备好的耳塞塞进耳朵里并戴上耳机，进入临战状态。

耳机里传出，「describethecityyoulivein」，考试开始。

整整两个小时的考试是专注力和体力的考验，也是在训练我自己如何让心理与身理状态相互搭配调和。

身体感受到疲倦时就让心理去支撑身理，反之亦然。

一关一关地破，最后走出考场时已经接近下午一点。

虽然考试已结束，但我高速运转了两小时的脑袋还是停不下来。

要让脑子平静下来的最好方法就是一直走，一直走。

我一路从台北车站走回公馆，跨上脚踏车，停在我的秘密基地前，随后没入水中。

考试的成绩差不多在考完后的一个礼拜就可以上网查询。

在成绩公布的前几日我还是照常地每日到图书馆报到。

就在某个週五的下午，我吃完午餐回到座位上。

坐在我四周的其他人有些在午睡，有些在读书，也有些在偷偷地打情骂俏。

我心想成绩应该差不多出来了。

登入网页后，一个数字浮现在眼前，「113」，我的口说23分。

托福到手之后，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文件准备。

学校要求一封推荐信和一件作品。

后者简单，我打算做一件拼贴画(collage)。

因为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不会被学院的技巧绑住。

在创作上，我更可以没有束缚地肆意挥洒。

但麻烦的是前者，我又必须跟人性打交道。

我不确定我的离职信有没有把谁惹毛，但我很有兴趣去探一探他对于我这个人的评价到底是什么。

因此，我发了封邮件给吴义建。

过没几天，他回信了。

信中说：「我很乐意去写这封推荐信，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在这间公司工作的三年间对于它的贡献到底是什么呢？」我心想：「果然没这么容易就能把推荐信搞到手。

不过这样也好，见招拆招吧！」我把他要的东西给他，他不满意又回信要我改，我改完之后又再传给他。

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地用信件交流了几个礼拜。

最后，我终于在学校申请截止的前两天把推荐信拿到手。

我把所有需要准备的东西上传到学校网站，静待审核结果。

当时的我心想：「如果失败了，就回岛屿的科技业继续工作。

」我不会知道人生的前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

疫病在岛屿外蔓延横行。

正当大家都不认为疫病和自己有关时它就来了。

或许疫病来得及时，它让自大的人类得以有自省的空间。

或许疫病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救赎，让人类得以有孤独的空间，好好地跟自己的内在做最深的对话。

岛屿因为经歷过sars的严峻考验，面对疫病时的态度比其它国家来得更谦卑，更谨慎。

欧美各大国因为长期沐浴在自身的伟大传统文化或者是先进科技里，永远觉得人定胜天，不觉得在所有的理性外还有更大的不可思议。

正当人类觉得自己已经做到不惊、不怖、不畏时，惊慌、恐怖、畏惧就来了。

疫病从岛屿西边的大陆开始向全世界展开攻势，人类节节败退。

相对于疫病，人类是如此的大。

但我们在疫病面前却感受到自己是如此的小。

如果把「大」和「小」字面上的主观意识拿掉，其实疫病可以是大，而我们可以是小。

螻蚁可以是大，大象可以是小。

在一头死亡的大象面前，螻蚁可以一点一点地将其尸身不断地啃食至消逝。

每天看到死亡的人数无止境地上升，一个一个肉身被疫病吞噬。

我彷彿看到波西(hieronymusbosch,1405~1516)《人间乐园》中右侧描绘的地狱。

人类不用等到死亡后下地狱，此时此刻即是地狱。

「congratulations!」出现在信中第一行的第一个字，我知道我被录取了。

得知结果后的第一时间，我跑去跟陈夫人说：「我上了！」她回说：「那间学校叫什么名字？你要去学什么？」我回说：「学校叫『parsons』，我要去学些程式相关的东西。

」这句话一说出口，我从此就跟伦理分道扬鑣。

这句话一说出口，我知道此生已经不能回头，已经彻彻底底地失去完成伦理的资格。

当天是一个失眠的夜晚，我不断在想我到底该不该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做这件事。

我到底该不该离开主流价值的体系去追求一个异变的人生。

但我想到那位在埠德宠底下资深同事的话，「我们其实都是自由的。

」要做，当然要去做，即便知道成功的机率渺茫还是要去做。

我现在拥有了一双蜡做的翅膀，我不知道蜡接近太阳时会遇热融化，还是决定很兴奋地直直向热烈的太阳飞去。

时间不知不觉地就到了要飞往岛屿东边那遥远大陆的那一天。

疫病还是继续残酷地肆虐全球各地，因此我看到了可能此生不会再见到的景象。

整个桃园国际机场空荡荡的。

每位乘客的眼中都流露出担忧的神色。

不知道谁身上带有病毒，所以相互地猜忌揣测。

上机时，口罩与头戴式面罩是基本，我甚至还穿上黄色轻便式雨衣，彻底地将自己与外界的接触减至最低。

出纽约甘迺迪国际机场时是晚上七点。

我差一点被私家计程车的司机骗走，好在机场的警卫把他轰走，我才顺利地搭上不坑人的公家计程车。

当天刚好是平安夜，加上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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