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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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1/3)

当警方问及赫普曼经常没有工作，但日子过得似乎并不那么紧巴时，赫普曼回答说他一直都在做股票并且手气不错。

这点后来也得到证实。

而且，赫普曼又说，他还和一个朋友埃塞多·费奇，一起倒腾毛皮生意，警察在他家搜出的海豹皮就是他俩共同拥有的。

埃塞多·费奇于19年1月初回德国过圣诞节，第二年月9日因患肺结核在那里去世。

赫普曼甚至向办案人员承认了他是偷渡入境的非法移民，但在两件事情上他却撒了谎，一是说他不曾有过犯罪记录，二是否认他还有更多的金圆券。

警方继续在赫普曼的住所搜查。

一名警探注意到车库墙上有一块木板似乎与整体格局不太协调，“也讲不出为什么，就是觉得不对劲。

”这位警探后来说。

木板被撬开了，里面藏了两个小包，一个包里是100张1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另一个包里有8张。

这个新发现使办案人员兴奋不已。

他们掀翻了整个车库，又找到一个盒子，里面装有1个小包，共计1190美元，全部都是赎金金圆券！加上后来再找到的840美元，一共是1.46万美元，占全部赎金的将近三成。

办案人员认为，这就叫做“证据确凿”了。

赫普曼对此又作何解释呢？他给了一个警方称之为“费奇故事”(fischstory）的说法。

“费奇”与英文中的“鱼”(fish)发音接近。

fishstory（鱼的故事）的原意是讲，一个人去钓鱼回来总是吹嘘他钓的鱼有多么大，但是谁也没有亲眼见到过。

因为美国人钓鱼只是为了娱乐，等鱼上钩后又放回到水里。

赫普曼说，埃塞多·费奇赴德国探亲之前，曾在他家里寄放了一些东西，包括一些毛皮、一个箱子和一只鞋盒。

他们当时把鞋盒放到厨房柜子的最顶上一层，后来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直到赫普曼被捕前三周，194年8月底下了一场大雨，厨房的屋顶漏水，赫普曼把柜子里的东西全都搬出来时，才又看见那只鞋盒。

赫普曼恐怕里面装了什么不能沾水的东西，打开一看，竟是满满的一盒美金现钞。

埃塞多·费奇临走之前欠下了赫普曼7500美元，赫普曼思忖再三，觉得可以从中取走属于自己的部分，于是他便开始使用费奇留下的金圆券。

赫普曼说，这件事他从没对安娜透一丝儿口风，只是自己悄悄地把钱重新包好，藏在了车库里。

办案人员自然是不愿意相信赫普曼的供词。

但当时的情形是，赫普曼在讲这番话时已经被连续逼供近0小时。

口齿不清，神志不清。

干警察的人都知道，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几乎无人能“编”出如此不说是天衣无缝也可算说得过去的“谎言”，何况赫普曼所言在被捕前三周左右开始使用这些钞票的说法，和194年9月赎金纸币在市面上重新出现的事实相吻合。

除了警方，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情况。

不久，从德国方面传回的消息又揭穿了赫普曼的另一个谎言。

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于1899年11月6日生于德国与现捷克共和国接壤的边境小镇莎可森尼一户农家，他一直长到14岁才进学校念了几年书，然后就拜师学徒做木匠。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姐姐随婆家去了美国，三个当兵的哥哥都在一战前线打仗。

当他年满18岁也被征兵时，两个哥哥已经阵亡，另一个不知下落。

父母都舍不得把最后一个儿子送上前线，但赫普曼却从残酷的战争中活过来了。

他曾两次负伤，一战结束的那一天他正躺在医院里。

后来，布鲁诺失踪的哥哥也回到了老家。

战后德国的经济恐慌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困境。

在短短的几年里，布鲁诺·赫普曼因偷盗抢劫如食品、煤炭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而两次被捕。

第一次他在监狱里蹲了四年，第二次侥幸逃出后，赫普曼打定主意去美国。

身无分文，他只能偷偷混上轮船。

不幸的是，他两次被人发现，其中一次甚至已经踏上了美国国土，但最后还是被遣返回德国。

有了前两次的经验教训，赫普曼终于在第三次偷渡成功。

他住进了纽约的德国区，结交了不少朋友，还找到了一份工作。

198年，他娶了在餐馆做女招待的安娜，两口子克勤克俭，拼命挣钱。

不久，赫普曼因精湛的技艺而被接纳为木工工会会员。

和所有的非法移民一样，赫普曼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敢去招惹警察。

在他和埃塞多·费奇打交道之前，他已经听到了一些关于费奇路数极多极野的传说，有人甚至讲费奇与黑社会有什么瓜葛。

但赫普曼到底还是和费奇合伙做起了毛皮生意，而且由于费奇的神通广大，他们的生意做得还很不错。

后来——在赫普曼被处以死刑之后——警方查出埃塞多·费奇经常利用他与黑道的联系买“黑钱”，即以低于面值的价格买入卖主的不义之财，再按面值使用。

这当然必须得十分小心，否则一旦被逮着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据说布鲁诺·赫普曼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被费奇的“黑钱”坑了的人——如果那些赎金钞票真是费奇的。

出租车司机约塞夫·庇隆是第一个指认赫普曼的证人，尽管他以前曾说过记不清让他给康顿博士送条子的人是什么模样。

在警署辨认的时候，赫普曼的两旁站着几名人高马大身着便衣的警察，庇隆一眼就认出了他。

西西·芭，那位电影院的售票小姐，以及瓦尔特·莱尔，加油站工人，也先后在相同的情形下指认赫普曼为持币者。

只有约翰·康顿博士始终不敢确定赫普曼就是“墓地约翰”。

一天，警方拿来一根木条，说是从赫普曼儿子房间的小储藏室里拆下来的。

木条上面有用铅笔写下的约翰·康顿博士的电话号码。

赫普曼始终不承认那是他写的，甚至怀疑木条是否真的取自他家。

在赫普曼被判处死刑之后，有三个不同的消息来源证实，一位名叫汤姆·卡撒地的记者写下了这个号码，最初只是想开个玩笑。

但有关当局并没有因此而考虑为赫普曼减刑或赦免。

多年后有人提出质疑道：一个人若是家里没有电话，他怎么可能会把电话号码写在一间黑咕隆咚的小屋子里？ 查尔斯·林勃始终未曾与绑匪谋面，他只在两年前的4月日夜晚听到那一声“嗨，博士”。

据约翰·康顿博士说，他听到的是“嗨，博士，这儿，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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