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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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2/3)

一些女人的证词由于时日过久并未成为呈堂证供，但创伤与讲述之间的精神分析仍然是十分棘手的课题）。

2013年春天和夏天，在英国和美国，有关未成年少女被虐待的新闻同时覆盖了很多报纸的版面，这是我们很难无视的事情。

在威尔士，五岁的小女孩艾波尔·琼斯（ApirlJones）被她的邻居马克·布里杰（MarkBridger）谋杀。

而在英国，十二岁的蒂亚·夏普（TiaSharp）则死于外祖母的朋友斯图尔特·黑兹尔（StuartHazell）之手。

对此我们务必要当心。

这些故事无疑是令人痛心的。

2007年的联合国妇女代表大会上，一项统计数据显示，超半数的劳动妇女并没能享有合法权益。

而相同比例的女性也无法在家庭暴力中得到有效庇护，性犯罪更成了现代社会最显著的暴力行为。

在2013年的国际妇女节上，包括人权律师海伦娜·肯尼迪、菲利普·桑兹，以及歌手安妮·兰尼克斯在内的五十位代表，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发布在英国《卫报》上的公开信声明，“从十五岁到四十四岁的女性，她们的生命由于暴力侵犯、家庭暴力所遭受的威胁，要远超疾病、车祸及战争。

” 一年之后，2014年4月，家庭暴力、破坏女性生殖器和强奸被当成战争的武器——现在被称为犯罪战争，跃入公众视线中。

十七岁的女学生法赫玛·默罕默德在公众面前说出了女性割礼的真相，并受到了英国政府的关注，联合国秘书长也亲自聆听了她的演说。

而在阿富汗，在上学途中被塔利班分子流弹击中的女孩马拉拉·尤萨夫扎伊则向全世界表明，如果可以坚持为女性实现她们受教育的权利（“使她们成为人”，有人这样概括），那些压迫她们的暴力终有一天可以完全解脱。

但这些可怕的事情并不能被等量齐观。

而无论是将它们进行归纳还是区分，我们都应当有一套稳定的手段使其中的罪恶得到清算。

我们也可以只是期望政策可以得到改变，在英国可以有治安措施来针对家庭暴力，有教育手段规避割礼的发生，由国际法庭来清算战争期间发生的强奸行为。

但事实上，这些由女性讲述的事件，绝大多数还是被忽略和隐藏起来了。

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值得被记录的。

在本书中我们不止一次提到的女性，例如罗莎·卢森堡，对自己所介入的公共领域始终不曾放弃怀有憎恨。

这或多或少无关于她们所谈论的内容（虽然成为一个革命者并无益于得到救赎）。

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死去的女孩，也会遭到恶意的揣测（莎菲莉亚事件）。

而其他的女孩，像法蒂玛·萨西达，在介入公共类领域时要承受的风险显而易见。

我们可以说，像法赫玛和马拉拉这样的女孩，她们遵循的是这样一条道路：她们不只是说出了世界不希望从女人口中听到的话，她们还大胆地以不怀任何歉意的表现，向世界说出了真相。

可女人对于说出这个病态世界的真相，终究拥有自己的义务。

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女权主义者来说，我们应当反对对男性世界的丑化，也不应过分谴责包括女性在内的这个社会，使它的基本框架摇摇欲坠。

我们应当假定，男人永远是男人，那些睾丸素作祟的行为，尽管千百年来始终被争论不休，但终究是他们为何并且始终会呈现的状态。

这是最基本的事实，即使女权主义的任务真正得以完成，男人和女人最理想的状态，仍是各司其职。

波伏娃已经指出，女性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塑造成的。

她使得性别认知进入了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需要男性许可的身份。

这似乎是一种十分古怪的场景：男人是“纯生物”的，而女人却是“纯文化”的。

这展示了一种陈词滥调：女性是肉体的王国，无限趋近于自然，而男性则是外化的世界，是公共的核心，是社会的生命所在。

这在当下处于经济低迷期的英国，得到了毫无遮拦的回应。

可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这无疑只是个借口。

我们还可以总结，女性所遭受的欺压，其根源在于男性感到自己的男子气概受到威胁。

于是针对女性的侮辱，往往发生在男人失败或无限贫苦之时。

这个问题使我们来到了一个相对困难的路径上。

这似乎是在说，当男性向女性施加暴力，就意味着他的男性认定得到了补偿，可这同时也证明了他的软弱。

正如在《黑夜的另一张脸》（TheHiddenFaceofEve）中，纳瓦尔·萨达维（NawalSaadawi）描述了阿拉伯男人（尽管她很乐意把自己的学说推广到所有男人身上）并不能忍受一个聪明的女人，因为“她会看穿男人主宰一切的男子气概并不真实，并不是基本的真理”。

所谓的男子气概，不过是原始的武器和自欺欺人的把戏。

就像是在露天游乐场里的碰碰车——再多这样的勇气也不会使得车毁人亡。

不断声张男子气概毫无意义——但越是无意义，男人们就越是会去强调。

在多数令人不安的矛盾里，性别差异被认为是发生暴力的原始动力。

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女权运动会突然爆发，它取得的结果与所付出的努力并不相称，为何人们还会投身其中。

当然我们并不需要再去强调相关的生物或是文化证据。

事实上，最终的原因应当归结到黑暗且不易理解的、二者的中间地带。

我始终强调的是，这世界恐怕终究是一个没有理性的地方，男人与女人寓居其中，时时刻刻都可以为自己的恨意和暴力找到能量来源。

当男人看到女人，他们在想些什么呢？精神分析或许可以表明，他们所面临的威胁，不会比面临自己的时候少。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置身于现代简单的差异理论是难以处理的，却可以解释暴力的根源。

剥夺国籍，使他或她成为无国籍之人，在20世纪是一个诅咒，因为那意味着一个人将永远流离失所。

她“仅仅由于不同而处于永远的黑暗之中”，只得飘荡在湿冷而虚弱的国家之中。

这是一个“男人永远无法改变和有所作为，于是只得尝试推翻毁灭”的领域。

我们再一次介入了一个直接的悖论形式：对人类力量的试炼，最终却导致了人的羸弱。

阿伦特的重点并不在于女性被憎恨，但她关于差异的探讨，实际上使得关于女性遭遇的讨论有了新的可能。

“人的性别意识是一种固有的创伤，”精神分析学家乔伊斯·麦克杜格尔在1996年开始了自己的专题研究“爱欲的多张面孔”。

性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为它是一种无法被控制的力量，同时它也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渴望被破除的禁区，但人自己却永远无法抵达真相。

这是一个所谓的知识也“支支吾吾”，永远要面临自身局限的场所。

在英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梅勒妮·克莱因看来，两性间本身就存在严重的比例失当（我们长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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