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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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幸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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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五十年后，从开塞利坐大巴来的快乐大学生、拿着照相机在门口排队等候的日本游客、因为迷路走进博物馆的孤独女人、那时伊斯坦布尔的幸福情侣们，看着芙颂的衣服、盐瓶、钟表、饭店的菜单、伊斯坦布尔的老照片、儿时我们共同的玩具和其他物品时，将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的爱情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但愿来纯真博物馆参观的人们，也能够去看看我们的那些临时展览，那时，他们将看到我在垃圾屋、协会会议上结识的伊斯坦布尔兄弟们积攒的轮船照片、汽水瓶盖、火柴盒、门闩、明信片、演员和名人照片，以及痴迷的耳坠收藏家们的收藏。

也要用目录和小说来讲述这些展览和收藏的故事。

看着物品，用敬畏和崇敬的心情来纪念芙颂和凯末尔之间爱情的参观者，也将明白，我们的故事和雷拉和麦基农，侯颂和阿什克一样，不仅是情侣们的故事，也是整个世界，也就是伊斯坦布尔的故事。

奥尔罕先生，还要再来一杯拉克酒吗？” 小说的主人公，博物馆的建造者凯末尔·巴斯玛基，在2007年4月12日，也就是芙颂诞辰五十周年的那一天，他六十二岁时，在他每次去米兰下榻的米兰大酒店面向曼佐尼大道的一个大房间里，天亮前因为心肌梗死辞世了。

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感受”被他称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五个博物馆之一”（他一生中参观了5723个博物馆）的巴加蒂·瓦尔塞基博物馆，他一有机会就会去米兰。

（“博物馆：1.不是为了参观，而是为了感受。

2.藏品构成被感知物件的灵魂。

3.没有藏品的博物馆只是一个展室。

”这是我记录下来的、他最后说的重要观点。

）由两兄弟在19世纪，作为一个16世纪文艺复兴之家而建造的家，20世纪被改造成了博物馆。

凯末尔先生对这个博物馆如此着迷，是因为里面的藏品（也就是老的床、灯、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和锅碗瓢盆）全都是两兄弟在其中生活时使用过的普通日常用品。

大多数我在书后逐一列出他们姓名的人，参加了在泰什维奇耶清真寺里举行的葬礼。

凯末尔的母亲维吉黑女士则像往常那样待在了她看葬礼的阳台上，她带了一块头巾。

我们这些在清真寺天井里的人，含着眼泪看到了她失声痛哭为儿子送行的样子…… 凯末尔先生的那些之前不愿意见我的熟人，葬礼之后的几个月里，按照一种奇怪，然而又是合乎逻辑的顺序逐一要求和我见了面。

这要归功于人们错误地相信，我在讲述尼相塔什人的那些小说里无情地诋毁了所有人。

很遗憾，大家都在传说，被我诋毁的不仅仅是我的母亲、哥哥、叔叔和他的整个家庭，还有其他许多尼相塔什的重要人物，比如著名的杰夫代特先生、他的两个儿子和家庭、我的诗人朋友卡，甚至还有我崇拜的被害专栏作家杰拉尔·萨利克、著名商人阿拉丁、许多国家和宗教大人物以及帕夏。

扎伊姆和茜贝尔，没读我的那些书就怕我了。

比起年轻时代，扎伊姆变得更富有了。

尽管梅尔泰姆作为汽水消失了，但却作为一个大公司挺立着。

他们在贝贝克山脊上面对海峡的豪宅里款待了我。

他们说，为我把凯末尔先生的人生故事（芙颂的亲朋好友则说我写了芙颂的故事）写成小说而感到骄傲。

但他们又说，我写小说不该只听一面之词，还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

但他们要先跟我说说那次大巧合，也就是4月11日下午，凯末尔先生去世前半天他们在米兰的巧遇。

（我立刻感到，他们是为此请我的。

）扎伊姆和茜贝尔为了带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的一个二十岁（居尔），另一个十八岁（艾布鲁）漂亮、聪明的女儿出去玩，他们在米兰待了三天。

当这幸福的一家人舔着橙子、草莓和哈密瓜蛋筒冰激凌，有说有笑地走在大街上时，凯末尔首先只看到了居尔，他诧异地走近那个十分像她母亲的姑娘，说道：“茜贝尔！茜贝尔！你好，我是凯末尔。

” 茜贝尔女士骄傲地笑着说：“居尔非常像二十来岁时的我，那天她正好还穿着那些年我穿过的编织披肩。

而凯末尔却显得很疲惫、不修边幅，憔悴和郁郁寡欢。

奥尔罕先生，看到他那样我很伤心。

不仅是我，扎伊姆也很伤心。

曾经和我在希尔顿订婚的那个热爱生活，任何时候都可爱、开心、爱开玩笑的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远离尘世和生活、不苟言笑、嘴上叼着香烟的老头。

如果不是他认出了居尔，我们是不会认出他来的。

他不是老了，而是衰老，垮掉了。

我真是太伤心了。

何况这不知道是我多少年之后第一次见到他。

” “你们在福阿耶饭店的最后午餐之后三十一年，”我说。

一阵令人恐惧的沉默。

过了一会儿，茜贝尔痛苦地说：“他告诉了您一切！” 当沉默还在继续时，我明白他们真正想告诉我的是什么了：他们希望读者们知道，他们生活得更幸福，他们过的是一种美好而正常的生活。

但当姑娘们回了房间，我们开始喝白兰地时，我明白他们夫妻俩还有另外一件难以开口的事情。

喝第二杯白兰地时，茜贝尔用一种我欣赏的坦白说出了自己的烦恼。

“1975年的夏末，凯末尔向我坦白了他的顽疾，也就是他疯狂地爱上了芙颂女士，我很同情我的未婚夫并想帮助他。

奥尔罕先生，为了给他治病，我善意地和他在阿纳多卢希萨尔的别墅里生活了一个月（其实是三个月）。

其实，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在乎像童贞那样的问题（这也是不对的），但我还是恳请您不要在您的书里提到那些对我来说是羞辱的日子……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但完全因为她在这个问题上说了闲话，我和最好的朋友努尔吉汗闹翻了。

孩子们知道后也不会在意，但是她们的朋友、那些爱说闲话的人……请您不要伤害我们……” 扎伊姆说，他一直都很喜欢凯末尔，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他一直都在寻求和想念他的友情。

随后，他带着半惊讶、半恐惧的神情问道：“凯末尔真的收藏了这个芙颂女士的所有东西，真的在建一座博物馆吗？” “是的。

”我说，“我也要用我的书来为这个博物馆做广告。

” 我和他们谈笑到了很晚，当我离开他们时，一刹那我把自己放到了凯末尔的位置上。

如果他还活着，如果他和茜贝尔和扎伊姆的友情还在继续（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凯末尔也会像我那样，因为过着一种孤独的生活而带着一种既幸福，又愧疚的心情离开那里。

扎伊姆在门口对我说：“奥尔罕先生，请您答应茜贝尔的请求。

我们也想以梅尔泰姆公司的名义资助博物馆。

” 那天夜里，我也明白了没必要再去见其他证人了。

因为，我不会像别人看到的那样来写凯末尔先生的故事，而是他跟我讲述的那样。

完全因为我的这个固执，我去了米兰。

在那里我得知了碰见茜贝尔和扎伊姆那天让凯末尔伤心的事情。

遇见他们之前，凯末尔去了巴加蒂·瓦尔塞基博物馆，他看到了博物馆的破败，还得知为了带来一些收入，博物馆的一部分出租给了著名品牌杰尼·科隆。

据博物馆负责人说，一律穿着黑色制服、全部都是女性的工作人员都在为此流泪，而这让每隔几年必来博物馆一次的土耳其先生伤心欲绝。

即便是这个消息，也足以让我明白，为了完成小说，我没必要再去听别人的闲言碎语了。

惟一我非常想见的人就是芙颂，我想听她的叙述。

但是，在她的亲朋好友之前，完全是为了和他们一起吃饭的乐趣，我接受了其他一些一再邀请我去他们家、害怕我小说的人们的邀请。

于是，在一次简短的晚餐上，我从奥斯曼那里得到了不要写这个故事的忠告。

他说，是的，也许萨特沙特是因为他弟弟的疏忽而破产了，但是由他父亲穆姆塔兹建立的所有公司，现在都已成为土耳其的出口明星。

他们有很多敌人，这样一本会招来很多闲话、让很多人伤心的书，会导致巴斯玛基公司成为别人的笑柄，当然也会导致欧洲人对我们的嘲笑和鄙视。

只是，作为那晚的一个美好回忆，贝玲女士在厨房里没让丈夫看见，塞给了我一个凯末尔儿时玩过的玻璃弹球。

凯末尔先生之前介绍我认识的内希贝姑妈，在库于鲁街上的单元房里没告诉我任何新鲜事。

现在，她不仅为芙颂，还不断为凯末尔哭泣，她称“他是我惟一的女婿”。

她只提到了一次博物馆。

她说，她有一个旧的木梨刨子，她想做木梨果酱，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难道是落在了博物馆？她说，您应该知道，下次来能不能把它带来？送我到门口时，她哭着说：“奥尔罕先生，您让我想起了凯末尔。

” 和芙颂最亲近、知道她所有秘密、我认为也是最理解凯末尔的杰伊达，是凯末尔在去世前六个月介绍我认识的。

杰伊达想认识我的原因之一是她喜欢看小说。

她告诉我们说，她的两个三十出头的儿子都已结婚，都是工程师，她给我们看了她非常喜欢的两个儿媳的照片，说她们已经为她生了七个孙子。

比杰伊达老很多的有钱丈夫（塞迪尔基家的儿子！），在我看来像是微微有点醉，微微有点糊涂，他对我们、我们的故事毫无兴趣，甚至对凯末尔和我喝了很多酒也熟视无睹。

杰伊达笑着告诉我们说，凯末尔第一次去楚库尔主麻时忘在厕所里的那只耳坠芙颂当晚就看见了，她立刻把这事告诉了杰伊达，为了惩罚凯末尔，她们共同决定让芙颂说“没看见什么耳坠”。

就像芙颂的许多其他秘密那样，杰伊达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凯末尔先生。

我听着时，他只痛苦地笑了笑并为我们又各倒了一杯拉克酒。

“杰伊达，”随后，凯末尔说，“为了得到芙颂的消息，我和您不是一直在马奇卡、塔什勒克见面吗？您给我讲芙颂的事情时，我总会从马奇卡看道尔马巴赫切的外貌。

前一阵我看了一下，我的收藏里有很多这个风景的画片。

” 因为谈到了照片，我认为还因为我的光临，杰伊达女士说，前天她找到了一张凯末尔先生从未见过的芙颂的照片。

这让我们激动不已。

照片是在1973年《国民报》举办的选美比赛的决赛上拍的。

照片上，哈康·塞林康正在后台轻声告诉芙颂他将在舞台上问的文化题。

据说，现在已成为一个伊斯兰党派议员的著名歌唱家，当时非常喜欢芙颂。

杰伊达说：“奥尔罕先生，很可惜我们俩都没有得到名次，但是那晚我和芙颂就像真正的高中女生那样，一直笑到眼泪流出来。

芙颂的这张照片就是在那时拍的。

”杰伊达一下拿出了那张发黄的照片，把它放到了木制茶几上，一看到照片，凯末尔先生的脸一下变得煞白，他陷入了一阵长久的沉默。

因为杰伊达的丈夫对选美比赛的故事很反感，因此我们没能在那里多看芙颂的照片。

但是像往常那样善解人意的杰伊达，在我们离开前把照片送给了凯末尔先生。

离开杰伊达在马奇卡的家之后，我和凯末尔先生在寂静的夜色中朝着尼相塔什方向走去。

他对我说：“我把您送到帕慕克公寓楼。

今晚我不去博物馆，去泰什维奇耶我母亲那里。

” 但是，在离帕慕克公寓楼还有五栋楼，当我们走到迈哈迈特公寓楼前时，他停下脚步，笑着说：“奥尔罕先生，我看完了您的小说《雪》。

我不喜欢政治。

因此，别介意，我看得有点费劲。

但我喜欢小说的结局。

我也要像书里的主人公那样，在小说的最后直接对读者说话。

我有这样的权力吗？您的书什么时候能完成？” 我说：“在您的博物馆之后。

”这已经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玩笑。

“您最后要对读者说什么？” “我，不会像那个主人公那样，说读者无法在远处理解我们。

恰恰相反，我认为，博物馆参观者和您的读者会理解我们的。

但我要说另外一句话。

” 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了芙颂的照片，在迈哈迈特公寓楼前昏暗的路灯下，满怀爱恋地看了看芙颂。

我也走到了他的身边。

“她很漂亮，是吗？”就像三十多年前他父亲问他的那样。

两个男人，带着惊讶、爱恋和敬意看了看芙颂穿着绣有9号字样的黑色泳装照、她蜜色的胳膊、忧伤的脸和曼妙的身体。

即便在照片拍摄三十四年后，她那充满了人性的热情又多愁善感的面容依然令我们为之心动。

我说：“凯末尔先生，请您把这张照片放进博物馆。

” “奥尔罕先生，请您别忘记，我在书的最后要说的是……” “我不会忘的。

” 他满怀爱恋地亲吻了一下芙颂的照片，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了西服的左胸袋里。

随后，他带着胜利的喜悦对我笑了一下。

“让所有人知道，我的一生过得很幸福。

” 2001—2002，200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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