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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的人都会带着一种共同的本能,发表一些说教性的言论,因此我没觉得太奇怪,然而在往书上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上,我的脑子(用凯末尔先生常用的一句话来说)也还是混乱的。
“奥尔罕先生,您知道是谁让我懂得博物馆真正的主题是骄傲的吗?”在另外一个夜晚,当我们依然在阁楼上见面时,凯末尔先生说道,“当然是那些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无论在哪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骄傲、热情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每个问题。
在格鲁吉亚哥里市的斯大林博物馆,一个年老的女工作人员用了近一个小时,告诉我斯大林是一个如何伟大的人物。
在葡萄牙波尔图市里的浪漫主义时代博物馆,我从一个可爱的工作人员的骄傲讲述中得知,被流放的老撒丁岛国王卡洛·阿尔贝托1849年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三个月,而这对葡萄牙的浪漫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奥尔罕先生,如果在我们的博物馆也有人提问,工作人员们必须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告诉他们,凯末尔·巴斯玛基的藏品历史,我对芙颂的爱情,她的那些遗物的意义。
请您把这点也写进书里。
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职责,并不是像大家认为的那样保护馆藏(当然,和芙颂有关的一切东西必须永远被保存!)、让人不要喧哗、警告吃口香糖和接吻的人,而是要让参观者们觉得,他们身处在一个像清真寺、寺庙那样需要感到谦逊、尊重和敬畏的地方。
为了符合藏品的氛围和芙颂的审美爱好,纯真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必须穿深木色的天鹅绒套装、配粉红色衬衫、戴我们博物馆特制的——绣有芙颂耳坠图案的——领带,当然,他们绝不该去干涉那些吃口香糖或是接吻的参观者。
纯真博物馆的大门,将永远为那些在伊斯坦布尔找不到一个接吻地方的情侣们敞开。
” 有时,我会对凯末尔先生喝下两杯酒后表现出来的、让人想起20世纪70年代那些自负的政治作家的专横风格感到厌烦,我会停止做笔记,也不愿意在随后的几天里立刻看见他。
然而芙颂故事里的曲折情节,博物馆里物品组成的那种特殊氛围会吸引我,一段时间以后,我依然会去阁楼,听这个想起芙颂就喝酒、越喝就会越兴奋的疲惫男人的说教。
凯末尔先生会说:“奥尔罕先生,您千万别忘记我博物馆里的逻辑,那就是在展览空间的每一点上都可以看见整个收藏、其他的每一个展柜。
因为从每个地方在同一时刻都可以看见所有的物品,也就是我的整个故事,因此参观者将忘记时间的概念。
人生最大的安慰就是这个。
在那些用发自内心的动机建造起来、富有诗意的私人博物馆里,我们之所以会得到安慰,不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喜欢的旧物件,而是因为时间的消失。
也请您把这写进书里。
也要让读者知道我是怎么让您写这本书的,您又是怎么来写的……等书完成后,请您把书的草稿和您的笔记本给我,让我把它们展示出来。
还需要多长时间?读者们为了能够看到芙颂的头发、衣服和一切,当然也会想来这里,像您一样。
请您在小说的最后放上一个地图,让那些好奇的人自己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走着来找我们的博物馆。
知道芙颂和我们故事的人们,当他们走在街道上,看着伊斯坦布尔的风景时,就像我通常所做的那样,一定就会想起她的。
给我们的读者一次免费参观的机会。
为此最好在书上印一张门票。
让门口的工作人员,用纯真博物馆的特制印章在书上盖一个章,然后放他们进去。
”
“门票放在哪里?”
“就放在这里吧!”
奥尔罕先生,在最后几页再放一个人物索引。
也是在您的帮助下,我想起了有那么多人知道我们的故事,那么多人见证了我们的故事。
连我都很难记住他们的名字。
” 其实,凯末尔先生并不乐意我去找那些和故事有关的人,但他赞成我的小说创作。
有时他会好奇我找的那些人说了什么,现在他们在干什么,有时他会对他们一点不感兴趣,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对他们感兴趣。
比如,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给萨特沙特公司开塞利的经销商阿卜杜勒凯利姆先生写信,约他来伊斯坦布尔时见面。
丢下萨特沙特、转为奥斯曼和吐尔嘎伊先生合办的泰克亚伊公司经销商的阿卜杜勒凯利姆先生,则像讲述一个导致萨特沙特倒闭的爱情和羞耻故事那样,给我讲了凯末尔先生的故事。
我找到了见证他们在佩鲁尔头几个月经历的、曾经饰演坏女人的苏罕丹·耶尔德兹(叛徒·苏罕丹),和她交谈了一下。
她说,她知道凯末尔先生是一个无奈而孤独的人,尽管像所有人一样,她也知道他是多么地爱芙颂,但她并不很同情他,因为她不喜欢那些为了追求漂亮女孩而和电影人混在一起的有钱人。
其实,叛徒·苏罕丹真正同情的是芙颂,“因为她为了在电影里扮演角色,为了成为明星,表现出一种近乎慌乱的迫不及待”。
她说,即便芙颂成了明星,但和那些色狼在一起,她的结局依然不会很好。
她也根本无法理解芙颂为什么要嫁给“那个胖子”(费利敦)。
她说,那时她坐在佩鲁尔为外孙织着三色毛衣,外孙现在已经三十岁了,每当他在电视里看见外婆以前出演的电影就哈哈大笑,但他也很诧异伊斯坦布尔当时的贫穷。
尼相塔什的理发师巴斯里曾经也是我的理发师。
他还在工作,他带着爱意和敬意更多地谈起了凯末尔的父亲穆姆塔兹先生。
他说,穆姆塔兹先生是一个爱开玩笑、有趣、大方、好心的人。
就像私生子·希尔米、他的老婆奈斯丽汗、梦幻·哈亚提、佩鲁尔的另外一个常客萨利赫·萨热勒以及凯南,从理发师巴斯里那里我也没能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新东西。
芙颂向凯末尔隐瞒的楼下邻居阿伊拉,现在和丈夫以及四个孩子住在贝西克塔什的一条后街上,她最大的那个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她说,她很乐意和芙颂做朋友,非常喜欢芙颂的活力、风趣和谈话,甚至还模仿她,但可惜的是,芙颂没像她希望的那样和她交朋友。
她说,她们会穿上漂亮的衣服一起去贝伊奥鲁逛街、看电影。
因为街区里的一个朋友在那里当引座员,所以她们会去多尔曼剧院看彩排。
然后,她们会去吃三明治,喝阿伊让,一起对付那些骚扰她们的男人。
有时,她们会像真要买东西那样,走进瓦考或是别的一家高档商店,试衣服,照镜子,寻开心。
正当她们兴高采烈地说笑,或是电影看到一半时,芙颂会突然想起一件事,她的心情会瞬间变坏,但她从来不会把心事告诉阿伊拉。
尽管街区里的人全都认识凯末尔先生,知道他很有钱,还有点古怪,但谁也没说起过什么爱情的事情。
阿伊拉和楚库尔主麻街区里的所有人一样,对芙颂和凯末尔之间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她也早就离开那个街区了。
白色·康乃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从一个娱乐专栏的记者扶摇直上,成为了一家大报社的娱乐副刊的主编。
另外他还是一家聚焦国内影视明星丑闻和爱情生活的娱乐杂志的编辑。
就像多数用虚假新闻让人伤心,甚至给他们的生活投下阴影的记者那样,他完全忘记了为凯末尔写的那篇文章,他要我向凯末尔问好,向凯末尔的母亲、现在还不时打电话从她那里打听消息的维吉黑女士转达最深的敬意。
他以为我找他是为了一本描写演员而因此会大卖的书,他用一种友好的口吻表示,他愿意给我一切帮助。
他还问我,是否知道曾经的著名影星帕帕特亚和制片人穆扎菲尔失败婚姻的孩子,年纪轻轻就成了德国一家大旅行社的老板? 费利敦已完全脱离电影界,成立了一家非常成功的广告公司。
得知他为这个新公司取名“蓝色的雨”,我知道他还未能放弃年轻时的梦想,但我压根没问那部没有拍摄的电影。
费利敦在用国旗和足球,拍摄一些讲述让整个世界都惧怕的土耳其饼干、牛仔服和剃须刀的广告。
他听说了凯末尔先生要建博物馆的打算,但他从我这里刚得知,我在写一本“讲述芙颂”的书。
他异常坦白地告诉我,一生他只爱过一个人,但那时芙颂并不理睬他。
他还小心翼翼地说,为了婚后不再经历同样的痛苦,他非常小心地不再去爱上她。
因为他知道,芙颂是“迫不得已”才和自己结婚的。
我喜欢他的坦诚。
走出他那考究的办公室时,他用同样小心和儒雅的神情“向凯末尔先生”问了好,还皱起眉头警告我说:“奥尔罕先生,您要知道,如果您写了任何诋毁芙颂的东西,我是不会放过您的。
”随后,他又换上了一种非常适合他的轻松神情。
他说,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一家很大的名叫梅尔泰姆的汽水公司作广告,这次又得到了他们的新汽水宝拉的广告制作权。
他问我,是否可以在广告里用我的《新人生》一书里的第一句话? 切廷用退休金买了一辆出租车,他把车租给了另外一个司机,尽管年纪大了,但有时他也自己开车上街做出租车司机。
当我们在贝西克塔什的一个出租车站见面时,他告诉我说,凯末尔从小到现在一直都没变。
他说,其实凯末尔是一个热爱生活、内心开放、像孩子一样乐观的人。
从这方面来看,他一生苦苦地爱一个人也许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我认识芙颂,我就会明白,就因为凯末尔先生热爱生活,他才会那么爱这个女人。
他们,芙颂和凯末尔,其实都是非常好、非常单纯的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但真主没让他们结合在一起,我们也无权过多质问。
凯末尔先生从一次漫长的旅行回来后,我们又见了面,听他说完新近参观的博物馆后,我向他转述了切廷的那些话,还逐字重复了他对芙颂的看法。
他说:“奥尔罕先生,参观我们博物馆的人,总有一天会知道我们的故事,感觉到芙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 我们立刻开始喝酒,我已经很喜欢和他喝酒了。
“当参观者看着一个个展柜、一个个盒子、所有这些物件时,他们会看见八年的晚饭上我是怎么去看芙颂的,我是怎么去注意她的手、胳膊、微笑、卷曲的头发、掐灭烟头的样子、皱起的眉头、她的手帕、发夹、鞋子、拿在手上的勺子的。
(我说:‘但是凯末尔先生,您没注意到她的耳坠。
’)看到这些,他们就会感到爱情是一种巨大的关注和怜爱……请您赶快把书写完,还要写上,博物馆里的每一个物件都必须用来自展柜里的一束柔和的灯光照亮,只有这样才符合我对它们的在意。
参观者们看着这些物品时,会对我和芙颂的爱情肃然起敬,会用他们自己的回忆来和我们的爱情作对比。
博物馆里任何时候都不能拥挤,要让参观者感受到芙颂的每一件遗物、我们手拉手走过的伊斯坦布尔每个角落的照片、所有的藏品。
我禁止在纯真博物馆里同时有超过五十个的参观者。
团体和学校在参观前必须预约。
奥尔罕先生,西方的那些博物馆正在变得日益拥挤。
就像以前星期天我们开车去海峡游玩那样,欧洲人星期天一起去大博物馆。
就像星期天我们在海峡的酒馆里吃午饭那样,他们也在博物馆的餐厅里坐着说笑。
普鲁斯特在他的书上写道,他阿姨去世后,家里的家具被卖到了一家妓院,每次在这家妓院看见他阿姨的沙发和桌子时,他就会觉得那些家具在哭泣。
奥尔罕先生,当星期天的人群在博物馆里转悠时,那里的东西都在哭泣。
在我的博物馆里,所有东西都将留在它们自己的家里。
我担心,我们那些没文化、不自信的有钱人,看见西方的博物馆时尚后,会模仿他们,渴望去开一些带餐馆的现代艺术博物馆。
而事实上,在绘画艺术上,我们土耳其民族既没有太多的知识,也不懂得欣赏,更没有这方面的才能。
土耳其人民在自己的博物馆里,应该欣赏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西方绘画的蹩脚模仿。
我们的博物馆应该展示我们的生活,而不是我们的有钱人感觉自己是西方人的幻想。
奥尔罕先生,我的博物馆,是芙颂和我的全部人生,是我们一生的经历,我跟您说的一切也都是真实的。
也许有些事情,对于读者和参观者来说可能不够明了,那是因为尽管我用全部的真诚给您讲述了我的故事和人生,但即便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对它到底有多了解。
这就让未来的学者,用他们在我们博物馆的杂志《纯真》上发表的文章来诠释吧。
让他们告诉我们,芙颂的发夹和梳子和金丝雀柠檬之间有什么结构关系。
后人也许会觉得这些事情很夸张,我的经历、我忍受的爱情痛苦、芙颂的磨难、我们在晚饭上对视并以此来打发时间、我们能够因为在海滩和电影院手拉手而感到幸福,那么就让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全都是真实的。
但不用担心,我们的爱情一定会被后人理解的,对此我毫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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