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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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塔勒克先生(1/3)

一起去贝贝克塔克西姆夜总会的那天晚上，我们全都喝醉了。

穆泽燕·塞纳尔出场后，我们一起跟着她唱了一些歌。

当我们异口同声地唱着歌曲的副歌部分时，所有人都在微笑着看着彼此的眼睛。

现在，多年后，我感到，整个夜晚有一种告别仪式的氛围。

其实，相对于芙颂来说，塔勒克先生更喜欢听穆泽燕·塞纳尔唱歌。

但我想芙颂也会因为看见父亲喝酒唱歌，因为听穆泽燕·塞纳尔唱《没人像你》那样的歌而开心的。

那天夜晚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件难忘的事情，那就是不再有人奇怪费利敦的缺席了。

那夜，我幸福地想到，我和芙颂，还有她的父母竟然一起度过了那么多时间。

有时，我会从一栋被拆掉的楼房，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一个有孩子、快乐、乳房丰满的女人，或是从一家十分熟悉的商店关门上，明白时间的流逝而慌乱。

那些天，我痛心地看到香舍丽榭精品店关门了，这不仅是因为它让我失去了回忆，同时也在瞬间让我感到自己错过了人生。

九年前，我看见杰尼·科隆包的橱窗里，现在摆放着一串串意大利香肠、奶酪轮、刚刚进入土耳其市场的欧洲品牌沙拉酱、面条和碳酸饮料。

那些天吃晚饭时，我从母亲那里听到的关于婚姻、孩子和家庭的最新消息和传闻，也会让我不安，尽管我一直对这类消息很感兴趣。

当母亲羡慕地说，我儿时的朋友老鼠·法鲁克婚后不久（三年了！）已经有第二个孩子，而且还是男孩时，没能和芙颂共度人生的想法会让我感到沮丧，然而母亲却什么也没察觉，依然不停地说着。

她说，夏齐曼特自从把大女儿最终嫁给了卡拉汗家的儿子后，每年2月份就不去乌鲁达山，而是带上小女儿和卡拉汗一家去瑞士玩一个月。

他的小女儿在那边的酒店里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非常有钱的阿拉伯王子，正当夏齐曼特也要成功地嫁出小女儿时，他们得知那个阿拉伯王子不仅有一个妻子，甚至还有一个后宫。

母亲还从苏阿迪耶别墅的邻居艾萨特先生那里听说，哈里斯家的大儿子——说到“就是那个下巴最长的”时，母亲哈哈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了笑——冬天和德国保姆在艾兰柯伊的别墅里被抓到了。

对于小时候拿着小桶和铲子和我们一起在公园玩沙子的烟草商马鲁夫的小儿子被恐怖分子绑架、交了赎金后被释放的事情我一无所知，母亲很是诧异。

是的，尽管这件事没被媒体曝光，但因为一开始他们吝啬不愿意给钱，因此被“所有人”议论了好几个月，我怎么就会不知道呢？ 我会因为母亲的这个问题后面是否有对我去芙颂他们家的讽刺而烦恼；会想起她对我晚上拿回家的湿泳裤的询问，她问我去了哪里、跟谁一起去的，她还让法特玛女士问了相同的问题；我会说“亲爱的妈妈，我在很努力地工作”，试图转换话题（而事实上，母亲一定知道萨特沙特的混乱状况）；我会因为九年后别说和母亲分享我对芙颂的痴迷，即便含蓄地提起都没能有而感到不幸；为了忘记我的烦恼，我会让母亲再讲一件更有趣的事情。

有天晚上母亲告诉我说，我和芙颂还有费利敦在露天影院里碰到过的杰米莱女士，就像母亲的另外一个朋友穆凯利姆女士那样，把她家日益难以维护的八十年木宅邸出租给了拍历史电影的人，但在拍摄时大宅邸因为一个电路故障着火了，大家认为其实是他们故意让宅邸着火的，目的是在宅邸的地基上盖公寓楼。

母亲把这件事细细道道地讲了一遍，从中我明白，她很清楚我和电影界人士的交往。

而所有这些细节，一定是奥斯曼告诉母亲的。

我在报上看到，老外交部长麦利克罕在一次舞会上被地毯绊倒，两天后脑溢血去世了。

像这种有趣的新闻，母亲是从来不会说的，因为那会提起茜贝尔和订婚仪式。

我会从尼相塔什的理发师巴斯里那里得到一些母亲不想让我知道的消息。

巴斯里告诉我说，我父亲的朋友法希赫·法西尔和妻子扎利菲在博德鲁姆买了房子；狗熊·萨比赫其实是个好心肠的人；现在做黄金投资是错误的，因为金价会下跌；今年春天的赛马上会有很多暗箱操作；著名富人吐尔嘎伊先生的头上尽管一毛不剩，但他带着一种绅士的习惯依然有规律地来理发店，两年前希尔顿邀请他去酒店的理发店，但因为他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他没说这原则是什么），因此拒绝了这个邀请。

随后他会询问我的情况，会努力从我的嘴里套一些话出来。

我会生气地感到，巴斯里和他的那些有钱顾客对于我对芙颂的痴迷是有所耳闻的，为了不给他们提供说闲话的材料，有时我会去贝伊奥鲁，去父亲的老理发师杰瓦特那里。

从他那里我会听到关于贝伊奥鲁的那些无赖（开始称他们为黑社会了）和电影人的故事。

比如，帕帕特亚和著名制片人穆扎菲尔在一起的事情，我又从他那里听到了一遍。

但是所有这些传播消息和传闻的人都会对茜贝尔、扎伊姆、麦赫麦特和努尔吉汗的婚礼只字不提。

从中我应该得出所有人都知道我的悲伤和痛苦的结论；但我不这么想，我会自然地对待他们的这种谨慎，就像为了让我高兴，他们经常一遍又一遍地说起我喜欢的关于银行家破产的话题那样。

两年前，我从办公室员工、朋友那里听说了一些关于破产银行家和存钱给他们的储户的事情，我之所以喜欢这个话题，是因为它表明，伊斯坦布尔的富人和他们像奴隶一样依附的安卡拉有多么愚蠢。

母亲也会说：“你们过世的父亲总是说‘不能相信这些假冒的银行家’”，她喜欢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像其他愚蠢的富人那样让银行家把钱骗走。

（有时，我会觉得奥斯曼从新公司挣来的一部分钱被骗走了，但他向所有人隐瞒了这件事。

）母亲会因为一些她喜欢、和他们有联系的人家——比如说，她曾经想让我娶他们漂亮女儿的水桶·卡德里家、居内伊特先生和菲伊赞女士他们家、杰夫代特先生家和帕慕克家——让银行家骗走了钱而伤心，但她会对莱尔赞家几乎把所有钱交给了他们工厂会计（以前是看门人）的儿子而诧异，她诧异他们只因为“他有一个简陋的办公室，在电视上做了广告，在用一家可信银行的支票”，就能够把几乎所有的钱投给这样一个不久前还住在一夜屋里的人（像会惊讶得要晕过去那样，闭上眼睛，半玩笑、半认真地摇头），她会说，“至少他们可以选择一个像和你的那些演员交朋友的卡斯泰尔利那样的人”，随后哈哈一笑。

但她从来不会在“你的那些演员”问题上停留。

我喜欢和母亲一起每次带着同样的惊讶和高兴，对包括扎伊姆在内的如此“聪明、正经”的人怎么能够这么“愚蠢”而惊讶不已。

其中一个被母亲认为“愚蠢”的人就是塔勒克先生。

塔勒克先生存钱给了请我们在佩鲁尔结识的著名演员拍广告的银行家卡斯泰尔利。

两年前我以为他损失的钱很少，因为塔勒克先生从没让我看见过他的忧伤和痛苦。

芙颂拿到驾照两个月后，1984年3月9日，星期五，当切廷晚上开车送我到芙颂他们家时，我看见所有窗户都敞开着，窗帘也都没拉上，两层楼的灯全亮着。

（而事实上内希贝姑妈在吃饭的钟点会对楼上亮着的任何一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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