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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胆小鬼(3/3)

头。

我一边吩咐护士给他裹血压计，一边轻声问他： “哪儿疼？哪儿难受？” 他只是低声呻吟，说不清楚疼痛部位。

测了一下血压，收缩压一百四。

搞不清楚详细的伤情，但血压基本正常，好像也有知觉。

“大夫，请看一下左床的血型！” 护士长已拿着承物玻璃片从左端床上伤者的耳朵上采了血，与实验液混合在一起，等候显像判定血型。

此空闲，她冲我喊，并在判定后反问： “是Ａ型吧？” “对，是Ａ型。

”我答道。

“那我就输血啦。

在这之前请再检查一下！”护士长说。

我给左端床上的伤者按上听诊器。

这个人也是脸色苍白，心音很弱，几乎摸不到脉搏。

常穿坑内靴的脚脖子，内弯得有些异常，表明那儿骨折了。

可能是那儿很难受，他时常朝上伸出手来，抚弄下腹部。

“给脚脖子拍张Ｘ光片好吗？”我问道 “大夫，把他弄到Ｘ光室很费劲儿，暂且先在这里输血怎么样？”护士长反问我。

“那就先把血压正常的伤者移到病房吧！” “我觉得那人可能没问题，我们马上把他移过去，请大夫看这边的人！” 我时而去右边，时而去左边，乍一看，好像在很忙碌地工作，其实，我只是按照护士长所说的在做。

大约三十分钟后，我向聚集而来的煤矿职工、工会相关人员以及赶来的警察发布事故伤亡简报。

就是说，第一个被运来的是丹泽茂先生，四十二岁，全身撞伤，入院时已经死亡；第二个是中津川三郎先生，三十二岁，全身撞伤，病危；另一个是四十五岁的北山吉藏先生，他右脚脖子骨折，现怀疑内脏出血，病危。

对报社接连打来的咨询电话，也给予了同样的回答。

第二步如此处置三个入院者：丹泽先生已经死亡，我让门诊部的护士给他脱掉工作服，清洗尸体以等待入殓；北山先生转入手术室，一边输血和补液，一边让护士给他脱掉工作服，往不稳定的脚脖子上按夹板，等待身体恢复；中津川先生暂时移到单人病房，让护士给他脱掉工作服，拭去脸部和手脚上的煤粉，让他继续吸氧，观察周身反应。

事故发生后约两个小时，也就是三点左右，丹泽先生的遗体被运回位于医院后方的自己家里。

北山先生的血压回升到一百三，恢复了知觉，腹痛也不那么强烈了。

根据其现实状况，把他从手术室移到了病房。

此时，病房中中津川先生的Ｘ光片已经冲洗出来了。

因为当时他全身发软，就以其腰部为中心，对擦伤的右手、右腿以及头部、颈部胸部均拍了照片。

不可思议的是，反复查看各部位照片，看不出有伤痕，骨骼都正常。

尽管想象得很严重，实际并非如此。

这样再好不过，我也就放心了。

尔后吩咐护士再做尿液和血液检查，每三十分钟测量一次血压，细心观察肢体反应。

到这时，我冷静下来了。

丹泽先生被送来时，已经死亡，这没有办法。

没有急着给北山先生剖腹和做脚踝手术，先行输血和补液观察伤势，好像很有效果。

他的脸庞又恢复了生气，自己会说哪儿疼，让人帮他斜躺着身子就感到舒适。

可能起先怀疑的内脏出血并不存在，只做脚踝骨折矫正术就能解决问题。

我稍微放心了一些。

又去进行延时已久的午后巡诊。

最后回到门诊，开始诊治其他的外来病人。

我刚给病人换完纱布，病房那边的护士就跑来了。

“中津川先生说有事儿，想马上跟您说。

” “什么事儿？” “他要直接跟您说。

” “病情有什么变化吗？” “血压一百四，正常。

” “稍微等一会儿！我处理完这几个外来的病人。

” “他说请大夫赶快来……” “真让人为难啊。

” 我回头看了看待诊的病人和护士长，说了声“那我去看看”，走出了门诊室。

我进病房时，中津川先生正仰卧在床上，睁着大眼睛，注视着天花板。

好像体力已经恢复了，气色也不错。

“什么事儿？” “请问，这氧气可以摘掉吧？” “没必要用啦。

我给你摘掉。

” 我把贴在他脸颊上的氧气管取下来，关上氧气瓶。

再量一下血压，一百四，正常，脉搏也良好。

“这样就行了。

” “不……” 中津川先生用难以言说的表情看了看我，问： “Ｘ光照片怎么样？” “仔细看了一下，一切正常。

如果不能走路，可能是腰部或胯关节骨头受伤了。

有时Ｘ光片显现不出来，我想等你情绪安定时，再重拍一次。

” “是吗？”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不，不是……” 中津川先生态度淡然，语言含糊不清。

“那怎么啦？” “其实……我能走。

” “啊……” “我能走。

” “真想不到。

” “我站一下行吗？” 中津川先生一边满面歉意地用手挠头，一边从床上爬起来，尔后轻盈地站到被子上面。

“哪儿也不疼。

” 他像做广播体操般地挥动着双手，屈伸着膝盖。

“对不起！” “不是对不起的问题。

” 我用诧异的目光注视着这位穿着睡衣的中津川先生。

“头不疼吗？” “没事儿。

” 他又应声左右摇动着脖子。

“你是遇到塌方，没来得及逃出来吧？” “是的。

” 中津川先生好像做了坏事，自知理亏地慢慢钻回被窝。

“刚来医院时，你脸色刷白，身体完全没劲儿。

” “自我感觉也是这样。

” “据救急队说，你正好被夹在丹泽先生和北山先生中间，筋疲力尽地倒在那里。

” “这些情况我记不清了。

” “奇怪啊。

” “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 于是，我明白了他当时的实际状况。

“原来是这样，你在塌方的一刹那被吓得失去了知觉？” “……” “你身体没有受伤，只是被吓得瘫软了。

仅此而已。

” 他在被窝里使劲儿地挠头。

“真让人为难啊。

”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对公司、警察和报社宣布他因全身撞伤而病危。

“丹泽先生死了，北山先生脚骨七零八落。

”我对他说起另外两个人的现状。

“对不起！” 他道歉的方式很奇特，说实话，我是希望他道歉的。

“其实我也很为难。

”他喃喃地说道。

“为什么呢？” “老婆对此很担心。

她从来没有温柔地对待过我。

” “那是啊。

你被送来时，我说过‘也许不行了’。

因为你真的从脸颊到嘴唇都刷白，浑身一动也不动。

” “那时的状态是真实的，我没有作假。

” “你太太说什么啦？” “她好像给亲戚们打电话说，看样子只能留条命。

我想，亲戚们很快就会赶来的。

” 他十分沮丧。

“既然这样，那就只有如实说当时被吓瘫软了，别无办法。

” “请等一下！如果这么说，老婆会拷问我的。

” “怎么？” “老婆比我要强，她会说我是个窝囊废，无故地惊扰众人！” 说起来，中津川先生的太太无论身高，还是体重，都比他显得高大。

“您能给想个办法吗？”中津川不无忧虑地问。

“你这种情况，我很难办啊。

” 我脸上露出不快的表情。

又转念一想，如果说他被吓得昏过去了，只是瘫软了，医院硬是没看出来。

我这个医生的权威也就荡然无存了。

“我老婆马上就会来。

” “那就像真的伤了腰一样，给你缠上石膏绷带好吗？” “行吧。

” “只有这样，别无他法。

” “缠哪儿呢？” “当然是腰上。

只要缠上这个，太太和前来探望的人都会认为是重伤。

” “缠上绷带会很难受吧？” “缠得薄一点儿，不怎么难受。

明天下午给你缠吧。

” “那说什么伤呢？” “就说腰椎骨折。

” “需要缠很长时间吧。

” “一般两个月左右。

如果伤情出乎预料地轻微，可以只缠半个月左右。

” “这样没事儿吗？” “没事儿。

谁也不懂啊。

” 中津川先生心领神会地点点头，很快又问： “这样的话，就不能做那事儿了吧？” “什么事？” “和老婆做爱……” “那就不行了。

因为腰缠着石膏绷带表明伤重，要忍耐半个月！” “那可麻烦啦。

” “不能什么都合适啊。

” “要是半个月整呢？” “那就不缠啦？” “不，还是请您给我缠上吧！不然，不仅是老婆，连同伴们也会讥笑我是胆小鬼，看不起我或不理睬我。

” “我要预先提醒一下，在缠着的时候和缠完以后，要不时地喊疼、喊难受。

” “还在什么时候喊呢？” “一般是被碰到腰部、或者身体活动时会感到疼。

” “缠在这儿吗？” 他在毛毯下面抚弄着腰部说。

“啊，还有，能在缠上绷带前，能让我洗个澡吗？” “洗澡？” “身上满是灰尘，很难受。

” “这是腰骨折了，根本不能动，要是洗澡的话，那该很荒唐吧。

” “请给想个办法！” “这次就请你自己用水擦擦身上，忍耐一下。

过几天太太不在场时，再让你悄悄地洗澡。

” “那时能拆开石膏绷带吗？” “石膏绷带很薄，马上就能拆开。

过后再给你缠上。

” “上厕所怎么办？” “如果开头一个星期就走着去，还是有点荒唐啊。

” “那就是说要用便盆？我不能用那玩意儿。

” “你说不用哪行？” “是吗？” “要忍耐一个星期！” “真的只忍耐一个星期，就把我打发走？” “最多两周。

对你这样处理，比真正的重伤病人还要费事。

” “对不起！” 他满含歉意地垂下眼帘，露出重病般的可怜神情，在枕头上行礼。

第二天，中津川先生在假装喊着“疼！疼！”的同时，被缠上了石膏绷带。

他坚持用了一个星期便盆。

不用说，按照预定半个月的计划，他被顺利地拆开绷带，出院了。

这期间，他太太温柔地伺候于床上床下。

开头一个星期，他太太陪在床边用汤匙给他喂饭，中津川先生只消张开大嘴等着汤饭送入。

他出院时，送给我一瓶威士忌，说是一点心意，怕让太太听见，又小声说：“托您的福，享受了一次新婚氛围！”说完，便走了。

此事已经过去十三年了。

他每年寄来的贺年卡上，都标注着“胆小鬼”。

有时还这样写道：“现在太太过于强势，我现在真的愿意再瘫软一次。

”应当说，一个胆小鬼是他自己，另一个胆小鬼是我，现在我完全能理解他标注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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