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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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2/2)

博物馆”如果建立，那总少不了上海作家协会一次次批斗巴金的图片和资料吧？那么，照片上会出现多少大家并不陌生的脸？揭发材料上会出现多少大家并不陌生的签名？ 巴金不想引起新的互相揭发，知道一旦引起，一定又是“善败恶胜”。

因此，他只提倡自我反省。

他的《随想录》不久问世，一个在灾难中受尽屈辱，乃至家破人亡的文化老人，真诚地检讨自己的心灵污渍，实在是把整个中国感动了。

最不具备反省能力的中国文化界，也为这本书的出版，安静了三四年。

巴金认为，即使没有灾难，我们也需要反省，也需要建立一些基本品德，例如，“讲真话”。

他认为，这是中国人的软项，也是中国文化的软项。

如果不讲真话，新的灾难还会层出不穷。

因此，他把这一点当作反省的关键。

当时就有权威人士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发表文章说：“真话不等于真理。

” 我立即撰文反驳，说：“我们一生，听过多少‘真理’，又听到几句真话？与真话对立的‘真理’，我宁肯不要！” 仅仅提出“讲真话”，就立即引来狙击，可见这三个字是如何准确地触动了一个庞大的神经系统。

这与巴金在一九六二年责斥“棍子”时的情景，十分相似。

因此，我要对这三个字，作一些文化阐释。

中国文化几千年，严重缺少“辨伪机制”。

进入近代之后，又未曾像西方一样经历实证主义的全民训练，因此这个弊病一直没有克服。

事实上，许多看似“铁证如山”的指控，全是假的。

历史应该留下一批造谣者的恶名，但是，他们其实并不重要。

真正起控制作用的，是酷爱谣言的群体心理，是闻风而动的斗争哲学，是大假不惩的法律缺失，是无力辨伪的文化传统。

因此，巴金在晚年反复申述的“讲真话”，具有强大的文化挑战性，可视为二十世纪晚期最重要的“中华文化三字箴言”。

至此，似乎可以用最简单的语言对巴金的贡献作一个总结了。

我认为，巴金前半生，以小说的方式参与了两件事，不妨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反封建”、“争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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