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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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1/2)

但是，即便这样，康德也反对知识分子伪装出拒绝社会、摆脱大众的清高模样。

他以法国启蒙主义者为例，提出了知识分子的行为标准：“勇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

”这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

即便是我们尊敬的前辈知识分子，他们留给“公共领域”的精神财富也少而又少。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墓地和故居，也总是比较冷落。

当代欧洲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我认为是曾经当了十多年捷克总统的哈维尔。

我在美丽的布拉格居然好几天都把自己锁在旅馆里，读他近年来的著述。

我把他的主要思想写进了《哈维尔不后悔》一文的第四节，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读者能仔细阅读。

四 再说那一份图表。

图表在法国里昂的一家博物馆里，列出了这座城市在十九世纪的创造和发明。

我细细看了三遍，每一项，都直接推动了全人类的现代化步伐，从纺织机械到电影技术，多达十几项。

这还仅仅是里昂。

扩而大之，整个法国会有多少？但我又看到，待到十九世纪结束，无论是法国的各级官员还是知识分子都沉痛反省：比之于美国和德国的创造发明，法国远远落后了！ 正是这份图表提醒我们，中国人再也不要躺在遥远的“四大发明”上沾沾自喜了。

中国由于长期封闭，不仅基本上没有参与人类近代文明的创造，而且对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创造态势也知之甚少。

结果，直到今天，组成现代生活各个侧面的主要部件，几乎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更刺心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并不能感受此间疼痛，仍在一些“国粹”中深深沉醉。

这种情形，使文化保守主义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创新的步伐。

西方有一些学者对中国早期发明的高度评价，常常会被我们误读。

因此，我在牛津大学时曾借英国李约瑟先生的著述《中国古代科技史》来提醒同胞： 但愿中国读者不要抽去他著作产生的环境，只从他那里寻找单向安慰，以为人类的进步全部笼罩在中国古代那几项发明之下。

须知就在他写下这部书的同时，英国仍在不断地创造第一。

第一瓶青霉素，第一个电子管，第一部雷达，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电视机……即便在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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