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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天下第一档案库(2/3)

当作何向宜乎？”一位老人回答：“此堂当东西向，庶朝夕皆为日色所晒，而黄册无浥烂之虞也。

” 这个建议很好，朱元璋欣然接纳。

没有活埋，也没有建庙，甚至没说姓毛。

所以这件事的真相很可能是：当初确实有一位老人提出建筑分东西向的建议，但和湖神庙一点关系也没有。

后人不懂庙祠礼制，把方台当成坟包，湖神与老人合二为一，结果演变成了一个暴君活埋老头的故事。

至于姓毛，不过是因为岛上鼠患太厉害，需要猫神镇之。

久而久之，“猫”“毛”谐音，湖神老人也就传成毛老人了。

传说真伪如何，且不去管它。

至少历史上真正的黄册库，出于防潮防虫的考虑，确实是大多按东西朝向修建，前后有大窗通风。

这样可以保证足够的光照时间来除湿、除虫。

偶尔也有朝南北，这取决于库房修在什么方位。

为了能最大限度采光，黄册也不是简单粗暴地堆放在库房里就完了，设计者为它们打造了特别的设施。

黄册库里一排一排摆放黄册的木架子，叫作架阁。

架阁是一种四面敞开的架子，分层分格，文件分门别类地搁在上头，一目了然，便于查找。

后湖的黄册库里，每库里有四个大架阁。

每个架阁分成三层，分为数格，用来收贮档案。

架阁特有的敞开结构，可以让所有藏册都有机会接触阳光。

在架阁上头，还有一个斜板盖，万一屋顶漏雨，就能顺着这个板盖引至地下，避免弄湿文件。

黄册库的设计者很细心，要求这些架阁必须使用木头，不能用竹子。

竹竿太窄，要打成一个大横板，得数竿竹片拼在一起。

而竹片有弧度，拼接时必然凹凸不平，造成空隙，无法承重。

要知道，黄册是长一尺三寸、宽一尺二寸的大方本，页数又特别多，算下来平均每册得四五斤。

十几册甚至几十册摞在一起，松松垮垮的竹架根本撑不住，只有木材可堪使用。

当然，这些黄册不能光靠这点窗户的阳光。

管理人员还要定期在每年四月到十月之间把书拿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晾晒。

三月不能晾晒，因为天气太潮；十一月到一月天寒风大，对纸张也有伤害。

在晾晒期间，只要天气足够好，一次要晒足五天，才能重新入库。

本来这种晾晒工作，要打造专门的木制晒架。

后来官府觉得木制太容易坏，损耗惊人，便改变了做法。

他们在每间库房门口，都用砖头砌了十个高二尺五寸的小墩，长三砖，宽两砖，彼此相隔七尺。

然后在砖墩之间，架起四根长七尺的铁棍，黄册就挂在这些晾衣竿上晾晒。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阳光对纸张保存的伤害也够大的。

不过以当时的条件，能做到这么细致已经算是尽力了。

除了防潮，黄册库对于防火也下了一番功夫。

黄册库内，严禁动火，即使到了晚上也不许点灯，冬季亦不许生炉取暖。

库房里的地面都要铺设沙子，上覆木板。

这样既可防火，又可防鼠患。

就连管理人员的厨房，都要隔开库房一里开外。

这是洪武、永乐年间的格局。

后来到了正德年间，梁洲增设的库房越来越多了，距离厨房越来越近，主官索性把厨房给移到环洲上去了。

每次人员吃饭，都必须从梁洲跑到环洲。

这样做很不方便，但上头对此绝不通融，甚至还特意立了一块牌子：“敢有将火过桥者，治以重罪。

” 黄册库的防火工作，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这么多纸堆在一处，整整两百六十多年，居然一次火灾都没有。

硬件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软件问题。

这些档案实在太多了，又来自五湖四海，必须有一套科学的排列方式，方便日后检索。

后湖黄册库的库房，是以东、西、南、北、前、后为名。

具体到库房内的架阁，则以“千文架阁法”做编号。

这是宋仁宗时发明的检索编号法。

简单来说，就是以《千字文》为批，岁月为次，依序排列。

《千字文》里的一千个字绝无重复，特别适合编码。

咱们现在常说的天字第一号、天字第二号，其实就是这种检索法的产物。

不过具体到黄册本身，动辄几万册，千字文系统显然就不堪敷用了。

黄册库的办法是，先把同一期攒造的黄册放在一起，然后再按直隶布政司、府、州、县、里坊厢、都、图等一路细分。

还要用一长条白纸写明所属，夹在黄册之间。

这种分类，是为了方便地方查询。

后湖库存的黄册大部分是里册，属于最权威的原始资料，一旦地方上有什么纠纷，就会来这里调阅旧卷，平息诉讼。

这是后湖黄册库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如果有人——比如说前文曾经提及的那位休宁县的平民王叙——想要查自己家在洪武二十四年的档案，他该怎么做呢？ 第一期攒造黄册是洪武十四年，第二期攒造在洪武二十四年。

《千字文》有云：“天地玄黄。

”所以王叙要先找“地”字号架阁。

他拿着一张对照表，发现“地”字号架阁是在梁洲前五号库里。

他打开库房，走到“地”字号架阁，会看到一摞摞黄册整齐地排列在木架格子里，外头贴着索引条。

王叙找了一圈，看到“直隶徽州府”字样，赶紧走过去，从这一摞黄册里翻出标明“休宁县”的几本册子，再找到里仁乡呈递的分册，翻开里面的二十七都、第五图，就能知道自家祖上的户籍情况了。

后湖黄册库的落成年代不详，但肯定是在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四年之间。

也就是说，朱元璋忙完第一期攒造黄册，就开始责令工部筹备库房建设了。

到了洪武二十四年，朝廷已有明文要求各地黄册并鱼鳞图册要“俱送户部，转送后湖收架”，可见其已正式投入运营。

黄册库最初的规模并不算大，只在梁洲之上修起了三十六间库房。

其中九间库房存放洪武十四年档案，一共用了三十五座架阁；洪武二十四年则用了库房二十五间、架阁一百座。

从此，随着每十年大造黄册，后湖黄册库一直在扩建。

到了永乐帝，大明把都城迁到了北京。

本来永乐应该把后湖档案也迁过去，可是北京周边找不出像玄武湖这么天造地设的湖泊——有也没用，冬天湖面一上冻，任何人都能闯进去。

后湖黄册库遂留在了南京，由南京户部代管。

这么决定的另外一层考虑是，江南是天下税赋重地，干系重大，黄册库设在这里，能更好地为其服务。

于是从永乐开始，每期黄册造完，除了总册需要进呈北京之外，其他里册仍旧存放在这里，一直持续到明末。

从洪武十四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这里的库房数量扩张到了七百八十七间，架阁三千零八十六座，其中收藏的黄册数量，接近两百万册。

无怪乎时人评价：“天下黄册，该载户籍、事产，实国家重务，亿万载无疆之根本也。

” 如此规模的档案库房，光是堆放不管是不成的，还得配备管理团队。

在洪武年间，黄册库的最高长官是由户部侍郎代理。

那会儿官员人手不够，个个身兼数职。

后来到了宣德年间，才专门增设了一个户科给事中的岗位，专管后湖册籍事。

这个安排，其中颇有奥妙。

明代的官职里，有一个“六科给事中”，分别负责监察礼、吏、户、工、刑、兵六部，相当于现在中央各部委的纪委。

这个纪委是独立运作，不归部委管辖，直接向皇帝负责。

他们和都察院御史一样，同属言官序列。

“六科给事中”的最高长官是都给事中，正七品，其他给事中都是从七品。

品位不高，可权柄与威慑力却不低。

像是廷推、廷议之类的高级官员会议，这些七品小官，同样有权参加。

区区一个档案库，长官居然是户科给事中，可以说是高配了。

不过再细一琢磨，这并不算啥高配。

因为这个户科给事中，前头还有俩字：南京。

靖难之后，永乐帝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从此大明拥有两套中枢班子。

北京一套，南京也有一套，官职配置完全一样。

不过可以想象，南京的这套班子，除了户部有点权力，可以统筹江南赋税之外，其他多半是有衔无差的闲职。

一个南京户科给事中，来负责后湖黄册库，只能算是名义上给足了面子。

除了给事中之外，管理后湖的还有一位户部广西清吏司主事。

这个配置，就更有意思了。

户部一共有十三个清吏司，负责各个地区的具体事务。

这些分司的名字很正常，比如浙江清吏司、广西清吏司、福建清吏司等等——但千万不要被名字迷惑，误导性太大。

其实这些分司除了掌管本区事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叫“带管”。

比如浙江清吏司负责京城七卫和神机营的俸禄、粮饷；福建清吏司，要带管顺天府、北直隶等地事务；广西清吏司，要带管太常寺、光禄寺、太仓银库、马房仓、各象房、牛房仓，京府各草场等官衙的俸禄发放。

可以看到，广西清吏司的带管业务，和仓储密切相关。

从该司调派主事一人来监管黄册库，也算专业对口。

虽然清吏司主事是正六品，级别比户科给事中高，地位却不如彼。

他们两位，一位是监督户部办事的，一位是户部办事的，职务上彼此牵制。

一个品低地位高，一个品高地位低，位阶上互为制衡。

除去这两人之外，黄册库管理层的第三顺位，叫守备太监，司掌关钥津卡之事，直接向南京守备太监负责——也算是大明独有的特色吧。

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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