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一章 都是学霸惹的祸(3/3)

的这个辩驳，实在毫无道理。

帅嘉谟已经算得很清楚了。

按照隆庆年间的折率，8780匹生丝，换算成麦子是20,480石，跟歙县拖欠的9700石根本对不上。

即使按洪武年间的折率，也不可能差那么多。

杨教谕到底是文科生，没算明白这笔账。

不过技术细节无关宏旨，因为文科生最擅长的，是抒情。

杨教谕动情地写道：“我们绩溪，一共才方圆二十四里，土地贫瘠，民众贫苦，每年丁粮才七百石不到；他们歙县方圆二百二十四里，每年丁粮得六万多石。

哪里有把上县的负担转嫁给下县的道理？” 他哭诉完之后，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照旧定纳，庶免小民激变之忧，官民两便。

”意思是：您最好按照原来的做法征税，免得激起民变，这样官府和民众都方便。

杨教谕前面那些话，都是废话，真正的文眼，恰好就在这里。

这句话虽然谦卑，却隐隐带着威胁。

反着读，意思就成了：如果您不照原样征税，恐怕会引起民变，到那个时候，可就官民两不便了。

这句话非常狠，一下就击中了徽州府的要害。

要知道，这个威胁虽然出自绩溪代表之口，但其实背后是五县的共识。

也就意味着，如果此事不令他们满意，将会使整个徽州府大乱。

明年就是朝觐考查年，青天大老爷，您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杨教谕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

如果五县一起威胁闹事，迹同谋反，切不可为。

现在四县不吭声，推出最小的绩溪在前头说话，绩溪人口太少，怎么闹，也绝对上升不到谋反的地步。

这样一来，既委婉而隐晦地把威胁传达到，又给知府留出了足够的面子，方便日后转圜。

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稳定为主，不出事什么都好说，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

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闹一阵。

闹成了，官府往往就会按闹分配；闹不成，也是法不责众嘛。

你看，这就是文科学霸解决问题的思路。

杨教谕根本不屑去查证什么“人丁丝绢”的技术细节，数字不重要，仕途才是重点。

只要点明这事处理不当会引发民变，危及知府的前程，就足够了。

果然，徽州府一看这篇申文，心领神会，不再催促合议。

在几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这件事慢慢地不再有人提起，眼看就要黄。

当事人帅嘉谟一看，急了，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岂能无疾而终？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从这里，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别了。

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只谈官员仕途。

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一厢情愿地认为，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是因为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典型的技术人员思考方式。

他顺着这个思路，重新考虑了一下，发现之前的呈文里，确实有一处很模糊。

国初六县均输的“夏税生丝”，就是如今歙县独输的“人丁丝绢”，这个没问题。

那么，“夏税生丝”这个科目，又是怎么被改成“人丁丝绢”的呢？ 搞清楚这个关键节点，真相便会浮出水面。

帅嘉谟挽起袖子，又扑到浩如烟海的案牍文书里去。

他要在这积存了两百年的六县档案的大海里，找出那根关键的针来。

这次的调查，持续了数月之久。

皇天不负苦心人，居然真的被帅嘉谟找到了线索： 奥妙就奥妙在征税科目上。

帅嘉谟翻出了历代户部给徽州的勘合——类似于收据，上面写得很明白：“坐取徽州人丁丝绢。

”也就是说，南京承运库要徽州征发的科目，是“人丁丝绢”，而且没有指明由哪个县单独缴纳，一般默认是六县均摊。

而帅嘉谟再去查徽州府发给六县的催缴文书，却发现“人丁丝绢”这个科目没了。

只有歙县的交税科目里，多了一个“夏税生丝”。

于是，这其中的手脚，很清楚了。

徽州府在向歙县征税时，用的名目是“夏税生丝”。

恰好歙县确实有一笔国初欠麦的“夏税生丝”科目，因此地方并不觉有异。

等这笔税收上来以后，徽州府向上递交时，又从“夏税生丝”抽出应有的数目，划归到“人丁丝绢”之下。

这样一来，原本六县均摊的税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歙县独扛。

“人丁丝绢”这只鸠，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占了“夏税生丝”的巢。

可怜歙县百姓不知内情，辛辛苦苦交税，却不知道供养的其实是六县负担。

做这个手脚的人，绝对是个高手。

他既熟知国初钱粮掌故，又精通案牍流程，巧妙地利用歙县补交夏麦的这个科目，移花接木，混淆视听，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

缴税这种事，一旦形成了惯例成法，就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很难改变。

就这样，歙县一口气交了两百年“人丁丝绢”而不自知。

帅嘉谟一拍桌子，这必然是有徽州府户房的书手从中舞弊！ 这个猜测，并非凭空臆测。

在大明府、县这两级的政府里面，具体政务的执行机构叫作“三班六房”，三班指皂班、壮班、快班，合称为衙役；六房分为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与中央六部相对应。

知府和知县是流官，干几年就会调走，但三班六房的职位往往为本地胥吏所把持。

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熟知基层，他们又掌握着专业技能，职务世代相传，自成一个体系。

没他们配合，贵为知府也没法施展拳脚。

尤其是六房中的户房，分管钱粮，是胥吏管理的重灾区。

小吏们有各种手段可以颠倒乾坤。

手段高超的书手，甚至能“使连阡陌者空无籍，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野”，你说这得多嚣张。

嘉靖年间的一位官员霍与瑕就曾无奈地写道：“各县各户房粮科，年年派粮，时时作弊。

”可见当时基层之混乱。

【注释】 使连阡陌者空无籍，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野：明代的田地主要有官田与民田两种，皇庄、学田、牧马草场、园陵坟地、勋贵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等，都是官田，其余为民田。

田地是政府征收赋税的重要来源，明初曾核实天下田地，造有鱼鳞图册，以制定赋税额度，每一次田地的变动都要记录在案。

但是，当土地兼并严重的时候，富人可以田连阡陌，贫者却无立锥之地。

更可怕的是，被收买的小吏，可以使用高超却卑鄙的手段，使得家有良田千亩的富家在官方记录中表现为无田，富家便可轻松逃避赋税；而根本没有田地的穷家却被登记为田产丰富，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

这笔丝绢税，一定是当年的经手小吏在账簿上做了手脚，才让歙县蒙受不白之冤！ 事不宜迟，帅嘉谟迅速又写了一篇呈文，简单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

他知道，吏目向来世代相继，如果彻底掀出来，很可能会得罪一大批人，所以他对于成因，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先年不知弊由何作”，只强调这个税科是被篡改过的，是不对的。

人，可以不追究，毕竟过去快两百年了；事，做错了，就得拨乱反正。

帅嘉谟还提出另外一个重要论据：“人丁丝绢”明明是人头税，那应该就是按人口收取，单独让歙县缴纳，难道其他五个县一个人都没有吗？ 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帅嘉谟正式把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满怀期待能够得到回应。

应该说，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的更有说服力，新提出的两个证据也都很合理。

可是报告递上去，毫无动静。

徽州府这次连回复都没有，置若罔闻。

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

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虑到稳定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

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一味钻牛角尖去查考细节，等于媚眼抛给了瞎子看。

换了其他人，大概就认命了，可是帅嘉谟没有退缩。

这个耿直倔强的数学学霸，意识到从徽州府和应天两院都得不到支持，遂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进京上访！ 我找你们领导去！ 这里要特别插一句，帅嘉谟的这个行为，在别的地方可能惊世骇俗，但在徽州，还真不算出奇事。

徽州这个地方，民风彪悍。

这个“彪悍”不是说他们好打架，而是说徽州人好打官司。

中国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倾向，爱打官司的人，会被当成“刁民”。

地方官考评，也以“涉讼事少”作为民风淳朴的标准之一。

但徽州人的做派，和如今美国人很相似，动辄兴讼，有事没事就喜欢对簿公堂，所以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讼师——号称“健讼”。

这民风不是明代才培养出来的，早在北宋时期，徽州人就喜欢打官司。

欧阳修曾经如此描述徽州民风：“民习律令，性喜讼。

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阴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则取以证。

”徽州人，家家都有个小账本，没事就暗暗记下别人的言行，打官司时甩出来当证据，这法律意识真是够强的。

以至于南宋时，徽州籍贯的理学大宗师朱熹也无奈地评价本乡人：“其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

” 所以帅嘉谟在本地打不成官司，毅然赴京上访，这个做法很符合徽州人的风格。

不过他这个“上京”，可不是去北京，而是去南京。

当时大明中枢分成南北二京，北京的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等政府机构，在南京都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备份。

南京这套备份政府，虽然权力远不及北京的大，但在南直隶这片地方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尤其是钱粮税收这块，南京的户部统管南直隶、浙江、江西和湖广诸司，都是膏腴之地，天下半数税赋，皆出于这里。

南京户部的影响力，不比北京户部正印差多少。

帅嘉谟抵达南京以后干了什么，没有资料记载。

但从各种官府文件透露的细节能推测出，他应该没去找户部，而是先去找了都察院一位姓宋的御史，求递陈情状子。

这是个明智的决定。

以帅嘉谟的身份，想直接找户部高官申诉很难，但搭上一个言官就容易多了。

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职责为稽查六部百司之失，一向喜欢搜集民意，风闻奏事，找他们管用。

不过他没走弹劾的路子。

对京官来说，这事太小，又不涉及中枢官员，专门上书弹劾意思不大。

帅嘉谟也不想跟地方政府彻底撕破脸。

他所求的，只是朝廷一个态度，批几句话，就够了。

隆庆五年的六月初二，帅嘉谟的呈文终于被宋御史递交上去，并很快转发给南京户部。

同随呈文过去的，还有一段都察院的批语：“典有所遵，赋当均派，合从抄出酌行。

”意思是，要求应该遵守法典，均摊赋税至六县，请户部酌情办理。

这个批语，正是帅嘉谟梦寐以求的结论。

南京户部接到这道文书，加了一句“候本处巡按衙门题”，转发给应天巡抚和巡按，让他们酌情办理。

与此同时，户部还特意给徽州府发了一份咨文，特别指出：“转行该府从公查勘，前项人丁丝绢起自何年，因何专派歙县。

其各县有无别项钱粮相抵，如无相抵，今应作何议处。

” 这段话虽然还是疑问口气，但其实已经有了定论：歙县的税赋肯定有问题，所要搞清楚的，无非是何时开始，以及怎么摊回到其他各县。

获得了户部的支持，帅嘉谟这趟进京之旅，可谓圆满结束。

接下来，他只要赶回徽州，等着配合上峰调查就够了。

帅嘉谟高高兴兴地离开南京城，踏上了返乡之旅。

他不知道，此时一道死亡威胁的阴影，已经悄然笼罩在他的头顶。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五县明面上虽然对“人丁丝绢”一事反应淡漠，但私下里十分重视。

京官之中，也不乏五县籍贯者。

帅嘉谟在京城的举动，他们了解得很清楚。

整件事的症结，就是这个新安卫的讼师！没他上蹿下跳，就天下太平了。

要不，把他干掉算了。

这也不是第一回了。

嘉靖年间，那两个纠缠“人丁丝绢”的歙县“刁民”程鹏、王相，最后也是莫名身死收场。

奈何桥上，不差这一条冤魂。

帅嘉谟在归途中，果然遭遇一场绝大的危险，全靠好运气才侥幸逃脱。

具体是什么危险，是谁指使的，没有记载流传下来。

但帅嘉谟真是被吓破了胆，敌人这是动了杀心。

他压根不敢回徽州，携带家人逃回了老家湖广江夏县避祸。

帅嘉谟这一逃，让好不容易启动调查的丝绢案陷入停滞——提告的苦主都没了，还怎么查？于是在各方敷衍之下，这件事终于再度沉寂下去。

至于朝廷户部，日理万机，不可能一直盯着徽州这个小地方。

隆庆五年，毫无动静。

隆庆六年（1572年），也毫无动静。

在这一年，隆庆帝终于驾崩，万历帝即位。

再然后，张居正排除掉了一切政敌，成为首辅，整个大明迈进了新时代。

但徽州丝绢案，仍旧毫无动静。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整个大明都忙着适应这位新首辅的执政风格。

至于丝绢案和那个躲去原籍不敢回来的数学学霸，已经彻底被人遗忘，再没人提起过。

他心灰意冷，不敢再去争辩什么。

整个故事，似乎就这么结束了。

可到了万历三年（1575年）的年初，已沉寂四年的徽州丝绢案，似乎被什么力量激发，突兀地掀起一阵巨大的波澜，震惊朝野。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