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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都是学霸惹的祸(2/3)

匹、4992匹，二者共计8501匹。

应天等十三府为：应天府、常州府、镇江府、太平府、庐州府、安庆府、宁国府、苏州府、淮安府、松江府、凤阳府、扬州府与池州府。

上述各处所缴为丝绵折绢或农桑丝折绢，唯有徽州府缴纳的税项有些不同，乃是人丁丝折绢，有8779匹，与帅嘉谟所说的8780匹稍有出入。

这是帅嘉谟玩的一个统计学小花招。

因为大明税制不是统收统解，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

当时浙江、湖广等地的丝绢税，不只解往南京承运库，还有很大一部分会送往太仓银库、丙字库等。

从万历年间的税收记录来看，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130,000匹，湖广的总额27,000匹，都远超歙县。

帅嘉谟是这么个逻辑：不谈总数，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做比较，主要为了显得歙县格外悲惨。

这个手段的绝妙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全经得起查证，只是在统计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卓然效果——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不假，但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变得简直惨绝人寰，读之触目惊心。

【注释】 大明税制：帅嘉谟引用《大明会典》所载各司、府送往南京户部承运库的丝绢税额，来哭诉歙县独自承担的徽州府丝绢税额比浙江、湖广两司的总额还多，实在太失公平。

他如此计算，隐含着一个前提，即认定南京承运库记载的税额，就是各布政司、府所纳丝绢税额的全部。

但实际上，这样的假设完全站不住脚。

因着两京制度，明代的承运库有南、北之分，帅嘉谟引用数据并未将北京承运库算入。

并且，地方上交中央的丝绢税并非都送往承运库，部分折银可能送至太仓银库，部分丝绢可能送至丙字库。

所以，南京承运库所收纳的，仅是丝绢税额的一部分而已。

如下页图表所示，若给《万历会计录》所记载的嘉靖、万历时期各布政司、府、县的丝绢税的总额做个排名，可以发现，徽州府的丝绢税在全国诸府中名列第九，歙县则在诸县中名列第六，都比较靠前，却也与名列第一的严州府、淳安县有相当大的差距，更不能与浙江、湖广二司共计167,544匹的总额相比。

这真是只有学霸才能玩出的手段。

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手脚之外，帅嘉谟还准备了第三张牌：政治牌。

他呈文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

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

” 【注释】 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

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普天之下，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均平，故遇见不均不平之事，必须发声抗议，维护公道！歙县独自承担如此沉重的赋税重担这么多年，百姓已贫困至极，无以为生了。

幸蒙上天眷顾，遇见您这样仁慈、贤明的御史大老爷，小的有幸向您详细陈明状况，恳乞大老爷均平赋役，救歙县百姓于水火！ 短短一段话，先后两次要求“均平”。

隆庆年间，江南正在推行一条鞭法。

而一条鞭法的口号恰好是：“均平赋役，苏解民困。

”所以帅嘉谟两次“均平”，把这次税赋争议拔高到响应国家政策的高度。

【注释】 一条鞭法：据《明史·食货志》可知，明初沿用两税法，根据官方登记的户籍，田地要征收田赋，分夏、秋两季缴纳；丁要承担多种徭役。

后官府借各种理由加征赋税、加派杂役，百姓困苦不堪，大量逃亡以躲避赋税。

政府亦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故决定将一州一县的田赋、种类繁多的徭役、杂税合并起来，除必须的米麦之外，都折成银两，分摊到该州县的田地上，按照拥有田地的多寡来征收赋税，官方征收、官方解运，称为“一条鞭法”。

这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得以稳定增加，也大大简化了税收程序，提高了效率。

从深层次来讲，一条鞭法的核心要旨，是合并田赋、徭役，取消米麦之外的实物税，统一改为折收银两。

所以帅嘉谟在呈文中反复强调“人丁丝绢”是折色实物税，缴纳十分麻烦，这和中央精神紧紧地挂上了钩。

只要此事能借到国策的东风，便能引起应天巡抚的格外关注。

要知道，这一任应天巡抚，对一条鞭政策的推行很下力气。

只要他肯表态，这事就成了一半，不，一大半！帅嘉谟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为这位巡抚太有名气，远非寻常官员可比——他叫海瑞，号刚峰。

【注释】 海瑞：据《明史·海瑞传》等可知，海瑞，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人，自幼丧父，靠母亲节衣缩食抚养成人，对百姓的贫苦深有体会。

海瑞中举后曾至南平任代理教谕，有御史来县学视察，一些学官想要讨好上司，一见面就全身趴在地上行磕头大礼。

海瑞则只是作揖而已，他认为学校不是官府衙门，是师长教导学生的地方，不应该屈膝下跪。

因此，就有了这样一个画面：身为教谕、站在中间的海瑞，只是作揖，不下跪；两边的学官趴在地上磕头，正如一个“山”字，又像一个笔架，因此海瑞就有了“笔架博士”的外号。

海瑞升任淳安知县后，不仅坚决抵制上司的额外摊派，并且积极取消不合理的赋税、杂役，减轻百姓负担。

不用多说了。

其实较起真来，帅嘉谟此举属于强行拔高。

因为这次“人丁丝绢”争议的核心，是税负归属，到底歙县单出还是六县一起出？至于实物折算，只是一个次要问题，跟一条鞭法关系不大。

这就好比两个人为吃饭买单起了争执。

谁出这顿饭钱，才是争执的重点，至于这钱是给现金还是刷信用卡，并不重要。

等警察来了，其中一位喊一嗓子：“民警同志，你给评评理，为了响应国家鼓励使用信用卡的号召，这顿饭钱该谁出？”警察听了肯定莫名其妙，这两件事根本没关系啊。

但在帅嘉谟的妙笔之下，这个逻辑错误被巧妙地掩盖起来，非但不露破绽，反而显得煌煌正气，高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

除了这些，帅嘉谟还准备了第四张牌——解决方案。

他深谙官僚禀性，知道他们最不耐烦的，就是下面的人争吵却又拿不出办法。

所以在呈文的最后，他急上峰之所急，十分贴心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要么按照《大明会典》的原则，六县按照人丁分摊；要么按照《徽州府志》，六县按照田地分摊，折麦再折银再折丝。

” 看，方案我都给您做好了，您朱笔批准便是。

这样一来，无论按人头统计还是按田地统计，歙县都能减少至少一半负担。

不得不说，帅嘉谟的这一篇呈文，当真是诉状杰作。

开头借了朝廷大势的东风，立意高远，中间数字翔实，论据确凿，层层推论极有说服力。

篇尾不忘煽情，描绘歙县人民生活有多艰辛，诉于情感层面。

文字、逻辑上玩的小花招层出不穷，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关于帅嘉谟的职业，史无明载，徽州其他五县骂他是个奸猾讼棍。

从这份诉状来看，若非状师大手，还真写不出来这等文字。

这一篇雄文递上去以后，效果立竿见影，果然得到了抚院与按院的高度重视。

钱粮税赋，历来都是民政事务的重中之重。

隆庆四年二月初十，巡抚海瑞给出批示：“仰府查议报夺。

”意思是我很重视，你们好好查清楚。

随后，巡按刘世会做出了更详细的指示：请徽州府召集六县负责官吏、乡绅、耆老等民众代表，就这件事进行查证合议。

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书，一看海刚峰的大名，没敢耽搁，立刻发牌催促六县派员过来商议。

谁知道，就在这节骨眼上，竟然出事了。

隆庆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两院批示发出后的第十五天，突然传来消息，海瑞调职，改任南京粮储。

海瑞为何突然从应天巡抚离职，这是另外一篇好大文章，这里按下不表。

总之，徽州这摊事，海刚峰是顾不上管了。

海瑞是帅嘉谟最大的倚仗。

他突然调任，让“人丁丝绢”案子陡然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尽管巡按刘世会还在，尽管徽州知府段朝宗还在，可是没了海刚峰当主心骨，他们可不愿意去触这个霉头。

要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帅嘉谟的主张，对歙县有利，但对其他五县来说可是彻头彻尾的坏消息。

一旦议成，他们平白要多交不少赋税。

因此对这个提案，五县籍的官员、胥吏、乡绅、百姓都坚决反对。

要知道，徽州府不比别的小地方，在朝中做过官的人极多。

那些致仕的官员与中央关系密切，又热衷于彼此联姻，经营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

这里的乡绅乡宦，个个能量巨大，手眼通天。

六县纷争，动辄能攀扯出政坛上的大人物。

别说徽州知府，就算是应天抚、按两院也不得不有所顾虑。

【注释】 徽州府出身官员中身居高位者众多，进入《明史》名臣列传者就有四十多位，在安徽省内，仅次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初因军功任职者众多的凤阳府。

特别的是，徽州府出身的官员多是宣德以后以科第进入仕途、官运亨通的。

嘉靖、万历时期在朝为官者，绩溪有官至工部尚书的胡松，以计谋擒获倭寇首领、后官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胡宗宪；休宁有官至福建兵备签事的汪泗论；婺源有官至兵部左侍郎、赠兵部尚书的汪元锡，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余懋学，官至兵部侍郎、别号“潘青天”的潘珍；歙县有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汪尚宁，官至兵部侍郎的汪道昆，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许国，等等。

而从徽州知府的立场来看呢？ 无论“人丁丝绢”在六县怎么分配，对府里来说都没区别，只要每年凑够8780匹生绢给南京就好。

所以这笔丝绢税如果不改，局势平静如初，最多歙县抱怨两句——反正你们交了两百多年了，早习惯啦；若是支持帅嘉谟的主张，把赋税均摊到六县，徽州府得不到半分好处，反而引起其他五县骚动，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徽州府会怎么选择，不问可知。

帅嘉谟为什么当初不去找徽州府讨公道，反而要越级去向两院呈文？理由很简单，因为他在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

现在海瑞离开，倚仗已去，整个事情立刻推动不下去了。

应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县合议，徽州府随即也发牌催促。

但下面毫无反应，恍若未闻。

别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就连苦主歙县，居然也悄无声息。

帅嘉谟一打听才知道，歙县知县房寰正赶上丁忧，县务无人署理。

其他五县的知县则宣称要忙着准备朝觐事宜，因循停阁，不办公了。

明代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开始，规定地方官员逢丑、辰、未、戌年，也就是每隔三年，要进京朝觐一次，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查黜陟。

这对官员来说，是一件大事。

但问题是，隆庆四年为庚午，隆庆五年（1571年）为辛未，才是朝觐之年。

你明年才上京，今年二月份就开始停阁不办公了？ 而且还不是一位，是五位知县都这么回答。

很明显，五县已经商量好了，对这次合议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尽量拖延下去，拖到黄，拖到忘，拖到无疾而终，然后就天下太平了。

歙县在嘉靖朝的两次申诉，不就是这么被拖没的吗？ 于是，从应天巡按批示之日起，地方上拖了足足两个月时间。

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绩溪县才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

至于其他四县，干脆连回应都懒得回应。

这份绩溪县的申文，是以本县教谕杨存礼的名义提交的，还有几个县中耆老的连署。

由教谕出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绩溪的态度——此事无关钱粮，是教育问题！ 比起帅嘉谟那篇雄文，这份申文的干货不多，刀笔却暗藏机锋。

一开头，杨教谕先喊了一句政治口号：“为恳恩遵国典、据府志，均赋救偏，以苏困苦事。

”然后画风陡然一变，先大骂帅嘉谟“变乱国制，罔上虐下”，是个“假公挟私”的无耻讼棍，又骂嘉靖年呈文的程鹏、王相是刁民。

【注释】 为恳恩遵国典、据府志，均赋救偏，以苏困苦事：本县为了响应府衙的号召，今特遵照《大明会典》《徽州府志》之记载，均平赋税，补救弊政，切实缓解百姓多年之困苦，以示大人的浩荡洪恩！ 变乱国制，罔上虐下：（帅嘉谟）实乃假公济私的无耻之徒，他兴风作浪，妄图变乱国家大政，对上欺骗、蒙蔽大人，对下虐待、陷害百姓。

骂了半天，杨教谕终于说到了主题。

首先他承认了帅嘉谟的发现，如今的“人丁丝绢”，确实就是国初的“夏税生丝”。

但他解释说，根据府志记载，当年朝廷发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责令他们补交“夏税生丝”，一共8780匹给南京承运库。

所以这是歙县自己的责任，跟其他县没关系。

然后他又说，这笔税款交了一百七十多年，从来没人抗议过。

嘉靖十四年，两个歙县刁民程鹏、王相去告刁状，当时的徽州知府冯世雍主持过一次调查，甚至还去巡院查过版籍，结论是“人丁丝绢”就该歙县单独交。

此后三十多年，也风平浪静。

谁知道又冒出一个讼棍帅嘉谟，无视组织决定，又要兴风作浪。

杨教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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