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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最后一战(1/3)

“独霸东北”之后的口号，叫作“最后一战”。

喊得和“独霸东北”一样响。

口号是什么？口号是为了达到一定目地，完成某项任务，而提出的具有强烈感召力量和鼓动作用的一句话，一个正确的口号，简洁明了的语言中蕴蓄的思想，是非常丰富而深刻的。

站在八十年代的峰巅上回顾历史，我们在中国历史进程的任何一个阶段中，都能找到一些代表那个阶段的口号。

凡是口号比较正确的阶段，革命和建设都比较成功、顺利。

反之则反之。

而一个正确的口号，来源于对局势和前途的客观的、冷静的、不带一点虚妄的科学分析和判断，即顺应了历史的规律和潮流。

反之亦反之。

提出并执行正确的口号，需要天才、意志、信念、勇气和干劲。

识别并抵制错误的口号，尤其需要天才和勇气。

黑土地“万花筒” 1945年8月25日，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日本投降后，“我全民族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主，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

”（输入者注：此处原有一个“⒀”，显然不对，故删去。

）毛泽东在延安和重庆曾多次讲过类似的话。

1946年1月10日，在以毛泽东名义颁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防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也都讲过同样的话。

“文化大革命”中，“和平民主新阶段”被视为“投降主义路线”大加杀伐，并把它的版权归属于刘少奇。

这并不奇怪。

如果“叛徒、特务、内奸、工贼”这四顶每顶都如泰山压顶般的帽子，不是给了刘少奇，而是戴到别的什么人头上，也是同样下场。

“独霸东北”和“最后一战”，都源自“和平民主新阶段”。

确实，“八·一五”后，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一个新阶段正在开始。

但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

是战争，还是和平？ 优势在敌，还是在我？ 应立足于大城市，还是把主要力量投入到农村和中小城市去？ 今天，这一切早已没有什么谜底了。

但在当时，一个个问号就像一道道沟壑，纵横在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

杜聿明两个军就把林彪逼得一路后退，后面还一窝蜂般跟进着五个军。

优势在谁，应该说是明确的。

加上苏军决意把大城市交给国民党，共产党唯一的出路就剩下了农村和中小城市。

这也应该是明白的。

可由于大前提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认识并实行这一切，也就困难重重了。

1945年12月5日3时，彭真和罗荣桓发出一封电报：军委并林、程、高、陈：⒂㈠根据塔斯社一日马帅⒃谈话来判断：第一，沈阳以南我可以继续放手，第二蒋顽接收沈阳，长春，似仍系空运，据渝电，两处兵额均系一万人。

㈡除北宁路作战部队外，我仍可集中三万至四万主力争夺沈阳，并可集中一万主力威胁长春。

㈢因此我们应积极准备参加争夺沈阳，以造成对于和战均有利之局面。

第一，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退，我即坚决争取消灭顽敌，先占沈阳，再夺长春。

第二，如蒋顽到后，苏军仍不撤退，于蒋顽进入沈阳三至五日后，我即以相当兵力跟踪。

逼近沈阳，并争取在城内公开发动群众，进行各种活动，在顾及苏军国际信用条件下，以各种形式与蒋顽争夺沈阳。

㈣为了达到上述之目地，必须阻断北宁路前之敌，或予以歼灭性之打击。

因此在北宁路方面，除林所指挥之主力作战外，提议程、詹⒄集中二、三万主力，同时向秦皇岛，山海关，绥中一线之顽敌进击。

㈤可否请示。

彭罗 微三时 同一天，高岗、陈云覆电“彭罗”，表示了不同意见⒅。

12月7日，刘少奇在覆电中说：我独占东北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

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翌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

林彪冬电部署以旅为单位，分散打土匪做群众工作，是对的。

12月底，东北局撤出沈阳后，仍不肯远去。

先撤到本溪，呆了一个多月，又转到抚顺。

围着沈阳，恋恋不舍地打转转。

12月24日，刘少奇致电东北局：“你们主力是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可靠的战略要地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

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

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务企图。

”“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该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

”⒆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指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

”这种根据地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城市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

”目前“我产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

“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⒇。

问题到此应该结束了，下一步是怎样具体实行的问题了。

干这个，共产党人轻车熟路，个个都是行家里手。

可行家里手中的巨匠，早已发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的毛泽东，由于本文将陆续写到的种种原因，一度却把希望寄托于那位后来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将军马歇尔，把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变成了“最后一战”。

“八·一五”后的近十个月里，是一个色彩纷繁，变化多端，像个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阶段。

曾有那么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很喜欢把大千世界的各色问题，一刀齐地截成红与黑两种颜色。

对于黑土地上的这段“万花筒”时期，则以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那天为界。

此前违背这个指示精神的，可以忽略不计。

此后再不“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即为“错误路线”。

这样分，连毛泽东本人都难站到“正确路线”上了。

这是个需要并将产生领袖的时刻。

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同样是当之无愧的。

但领袖毕竟只是领袖，而不是神－－尽管“袖”字最后那一竖，再往下出点头，差不多就变成神了。

错误口号，必然导致失误和混乱。

因一部《兵临城下》，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较早罹难的白刃老人，闯到关东后担任共产党安东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

不久，上级还说要来个国民党的台长，让他有个思想准备。

老人说，当时觉得真别扭。

两个台长，怎么工作，听谁的？还不成天斗嘴吵架？ 有的老人说，大家议论“最后一战”了，和平了，统一了，咱们是不是也要授衔了？一些人就算计自己能弄个什么“校”，什么“尉”。

有的挺高兴，觉得弄块牌子扛扛，“土八路”就“洋”起来了。

有的说：咱可不能戴那玩艺儿，那不成国民党了？ 撤离城市时，有些机关和部队把家具都带着。

火车、汽车，一路装上卸下，不辞辛劳。

有的为多装家具，竟丢下弹药不管。

“最后一战”了即便不刀枪入库，也没有沙发、沙发床和地毯什么的，来得实惠了。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有一段文字：有的同志掌握不住自己，花天酒地，听戏，闹陈设，逛市场，找老婆，下馆子，没。

车不走路等，好像有点习以为常的事，有的同志结婚不摆宴席，甚至想用小汽车铺张浪费，在当时战争观念是很淡薄的。

(21) 1946年5月24日，黄克诚在给中央的一封电报中，这样写道：整个军队与地方干部除一部先进者外，一般渴望和平厌战，希望在城市享乐腐化，从承德来之干部，几无愿在乡村工作者，都要求到长春、哈尔滨去。

军队干部则很多要求休养，做后方工作，做地方工作。

有些机关和部队，进城第一件事是找房子，好“洋楼”。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沙发和沙发床。

头几天像掉进棉花堆里：这有钱人摆的什么穷阔？过几天习惯了，舒服了，就感慨万端起来：会走路就拿打狗棍，这些年今天伤一个，明天亡一个，哪曾想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呀！这帮人可真他妈的会享福呀！这回也该老子享受享受，在天堂里当当神仙啦！ 发财现象也比较多，集体、个人都有。

特别是先到的部队。

用一些老人的话讲，是“黄（金子）白（银子）黑（烟土）都有”。

这些人，有的在退出城市时就匿下了。

后来听说要打仗了，溜的就更多了。

有人很不理解：苦大仇深之人，一块儿穿草鞋，嚼树皮，天当房子地当炕，脑袋掖在裤带上干革命，怎么进城几天就变成这副模样了呢？ 说这话的，也不乏这样的土八路：什么楼上楼下，简直是他妈的受洋罪！可他妈的熬出来了！ 对于为了解决肚子革命而走进这个队伍中的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从一个极端（也包括那种认为“熬出来了”的人）走到另一个极端，也是极容易的。

就人的本性而言，谁也不是为了受苦才来到这个世上的。

而且，闯关东路上不是讲得明白，东北是个“花花世界”吗？ 据说，当时辽东军区政治部曾有个通知，要求团以上干部每天要喝牛奶，营连干部喝豆浆。

下边部队听说了，战士气得哼儿哈儿的：我们在前边拼命，他们在后面喝牛奶呀！ 讲这个故事的老人，讲着讲着就“扑哧”一声苦笑了：别说那年月，就是今天的团职干部，又有多少能喝上牛奶的？那时可真有点闯王进京的味道，飘飘然，昏昏然，把什么都看得那么简单，轻而易举。

好像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再上每天早晨一杯牛奶，自己就变成“老大哥”了，革命就成功了。

把“和平民主新阶段”这个提法，归功或归罪于谁都是不合适的。

因为那是中央集体的意见。

同样，把上面一些现象的产生都归咎于“最后一战”这个口号，显然也是不公正的。

可谁又能说会与此毫无相关呢？ “零点前谁抢到就是谁的”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领袖，向各自所属部队发布了从13日午夜起生效的停战令。

双方立刻紧锣密鼓行动起来，竭力在停战令生效前抢得尽量多的地盘。

杜聿明率13军主力攻占义县和阜新后，又向热河开进。

1946年1月4日攻占北票，5日占朝阳，9日占叶柏寿，10日占凌原。

一路攻无不克。

攻占凌原当晚，杜聿明接到蒋介石密令：务于停战生效前占领平泉等重要城市。

这边抢了平泉，那边丢了营口。

位于沈阳、旅大、锦州三点之间的营口，是沈阳的海上门户，水陆交通便利，地形平坦。

大兵团从此登陆，向东可以切断中长路，威肋旅大，向西可以控制北宁路，向北则是进入东北腹地之捷径。

所以，杜聿明闯关东瞅准的第一个登陆点，就是营口。

辽沈战役期间，毛泽东也一再叮嘱林彪“控制营口”。

6师和5师一部渡海到营口后，即控制营口。

1946年1月10日，52军25师进入营口。

苏军定于1月15日将沈阳移交国民党。

国民党兵力不敷分配。

1月13日，逐将25师主力调去沈阳，留下一个加强营守卫营口。

由山东6师和5师一部编成的辽东军区4纵，让出营口是为了不吃眼前亏。

一见25师主力走了，立即卷土重来。

五个团对付一个加强营，也不那么容易。

人海战术，攻击到午夜停战令生效了，海关、邮局和市公署大楼三处制高点，还在国军手里。

是就地停火？还是继续攻击？战前动员时讲，过了13日午夜，谁再打谁负政治责任。

25师敢于撤走主力，就是瞅准这一天要停战。

留守部队死打硬拼不投降，原因之一，就是幻想顶到午夜，停战令生效。

停战令是不容忽视的。

可从战略到战术，最终解决问题的，毕竟还是实力，而眼下态势是绝对有利的。

而且，即然是“最后一战”，岂能打个半生不熟？ 司令员和政委咬咬牙：打！ 1月25日，任弼时代表中央致电东北局和林彪，询问此事：北平执行部将派执行小组到营口，望即准备接待。

如果营口盘山确系在十三日二十四时后夺回则须准备退出该两城，因我们提出双方必须退出该时限以后所占地区。

3纵7旅打盘山的口号，也是“最后一战”。

部队从辽中出发，经台安奔袭52军一个辎重营。

大雪尺把深，天冷，用东北人话讲，“嘎巴嘎巴”的。

一天一夜，队伍在雪地里趟出百多里，一个个头上像开了锅。

夜里10点多钟赶到，明晃晃月亮地里，见敌人正朝几十辆卡车上装东西。

瞿文清率尖刀班摸上去：不准动！ 一个四川口音道：娘卖Ｘ的，跟老子开什么玩笑？ 我们是“八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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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响了。

辎重队也不含糊，顶得很厉害。

瞿文清刚冲进一步个大院里，敌人反击上来。

他们刚爬上房顶，敌人也爬上来。

瞿文清隐在烟囱后，一枪撩倒一个。

那人栽下去时把枪甩了，那枪顺着瓦片“咣咣当当”往下滑。

瞿文清瞅得真切，不要命地上前一把抓住。

好家伙，是支新的美式冲锋枪。

打完仗又回来捡子弹，那手腕上还有块表。

他乐颠颠跑去报告：指导员、指导员，你看我得块表，得让我戴一个礼拜！ 指导员吕世斌听听、看看、爱不释手，却很爽快：调皮鬼，批准了，戴一个礼拜。

老人说：那时团长也没块表呀！ 这一仗打得漂亮又美气。

可一身汗没干，敌人增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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