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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篇】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 作者钱穆(3/3)

、学术思想，有其独立发展之系统，与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不同。

他主张吸收、融合世界各国文化新精神以求变求新，但必同时致力于发掘中国文化系统的独特性，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抱有无比坚定的信心。

他致力于重建中华人文精神，重建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坚信中国文化调整和更新的动力与前景必来自先民所贻的文化系统的内部，希冀“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作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

钱穆痛切警告：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一意据他人之说，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

全书八编四十六章，共五十余万言，以民族文化意识贯通全书。

其章节标题点醒各时代特征及变化，充溢着历史智慧与创识。

“春秋战国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西汉文治政府之演进”、“东汉士族之新地位”、“魏晋南北朝之门第”、“田制”、“兵制”、“宗教”、“唐代之政治机构与社会情态”、“北宋士大夫之自觉与变法运动”，以及“唐以下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等各章最为精卓。

钱穆对历史问题的研究，鞭辟入里，由小到大，由点到线到面。

如田制，他能将西晋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调，由租庸调到两税法，合成一个整体，且对别人不经意的每一个细微末节体现出他的春秋笔法、史学精神。

钱穆的许多论断都有重大启发性，能使读者举一反三。

如论春秋战国大势云：“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

”徵之此前此后，如商灭夏、周灭商、北魏南侵、辽金侵宋、清灭明等，征服者在文化上被征服、被同化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在此过程中，华夏疆域不断扩大，文化亦不断融和统一。

总之，《国史大纲》颇多创见独识，不胜枚举。

是书出版后，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学子，激发了他们抗日救亡的热忱。

１９３９年夏，钱穆经香港、上海回苏州侍母，夫人张一贯亦率子女自北平回家。

钱先生变换姓名，择居耦园幽僻地，除时或至上海晤吕思勉外，杜门不出。

此时习英文，读美人所著世界史，并撰《史记地名考》。

该书体裁别出，辞简义尽，将《史记》全书地名，一一考订无遗。

钱穆离昆明之前，顾颉刚已与哈佛燕京学社商得专款，在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邀钱氏同往开办。

１９４０年夏秋之际，钱穆离家入川，经重庆，１０月至成都履任。

此期间，迁置嘉定的武汉大学历史系诸生感师资不足，校长王星拱特函请钱先生，获允讲学一月。

１９４１年３月莅校，开中国政治制度史与秦汉史两课。

在嘉期间，曾应马一浮邀，莅岷江对岸乌尤寺复性书院讲中国史上的政治问题。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成都西北郊崇义桥赖家花园，地僻幽静，为读书佳境。

研究员、助理员共十余人，各自钻研。

钱穆主政期间，每周六举行讲论会，每月一出旅行，师生彼此交流融洽，共同讨论，对诸生启发很大。

当时钱穆应上峰及教育部邀，潜心撰写《清儒学案》。

是书于关学最为详备，如对李二曲，据其行事特撰一新年谱，展示二曲一生精神。

又有江西宁都七子，挑选其相互讨论《中庸》未发已发问题，条贯叙述。

全书约四、五十万字。

可惜原稿于教育部复员途中，落入长江之中，仅存序目。

书序发表在《图书季刊》上。

当时撰著的另一著作为《中国文化史导论》，陆续发表在张其昀、谢幼伟等创办的《思想与时代》上。

《导论》系就《国史大纲》所标之文化意识及其所致意之各环节，作进一步较系统的发挥。

该书从中西比较出发，详论中国文化产生、发展、演变的历程，揭示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及其独特的发展规律。

当时钱穆在《思想与时代》发表的文章，除《导论》诸篇外，其余亦皆有关中国文化，而以宋明理学为多。

这是钱穆入蜀以来在思想与撰述方面的一个新转变。

钱穆在齐鲁大学授课时，也兼任华西大学的课。

１９４３年秋，齐鲁国学所停办，钱氏应邀任教华西大学，兼四川大学教席。

是秋与冯友兰、萧公权等应邀去重庆高级训练班讲学，在重庆犯胃病，返回成都之后，病情加重，遵医嘱休养。

此时他静心读《朱子语类》，后移居灌县灵岩山寺，读《指月录》。

研读之后，他对唐代禅宗最终转归宋明理学这一演变有了较深体悟。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

次年钱穆东归故里，闭门著书。

曾被邀请去常熟作演讲。

是年１０月应邀前往昆明五华书院任教，又兼云南大学课务。

教学以中国思想史为主。

此时钱穆在省立图书馆研读宋、元、明诸禅师和金、元新道教的著作。

１９４８年春，钱氏东返，应无锡富商荣家创办之江南大学聘，任文学院院长。

时唐君毅先生也在校，此为二先生论交之始。

校舍新建，在县西门外太湖之滨的坡上，风景极佳。

钱穆常雇小舟，荡漾湖中，幽闲无极，写成《湖上闲思录》一书。

是时又撰成《庄子纂笺》一书，荟萃前人旧说，并成一家言，为近代庄子研究之重要著作。

１９４９年春假，钱穆与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由上海同赴广州。

在广州，他们二人曾同去番禺化龙乡黄艮庸家看望了熊十力。

一日在街头偶遇张其昀，云拟在香港创办学校，坚邀与谢幼伟、崔书琴等共襄其事。

及到港，张其昀先期赴台，谢幼伟等继续筹办学校，定名亚洲文商书院，内定钱穆为院长。

后因谢幼伟因事赴南洋，崔书琴去台，乃邀唐君毅与张丕介共同效力。

亚洲书院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开学，夜间上课。

１９５０年秋改建新亚书院，校址迁到九龙深水桂林街，日间上课。

书院的宗旨是：“上朔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

新亚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

该院始设文史、哲教、经济、商学四系，后扩充为文理商三学院十二个系。

创办时条件十分艰苦，师生多为内地去港人员。

钱、唐、张等先生以人文理想精神自励并感染同仁与学生，呕心沥血，创办新亚，亦得到许多同道的支持。

教授除初期的钱、唐、张外，稍后有赵冰、吴俊升、任泰、刘百闵、罗香林、张维翰、梁寒操、卫挺生、陈伯庄、程兆熊、杨汝梅等，有的纯尽义务，不取报酬。

学校经费原靠沪商王岳峰支持，但王的经济实力有限。

为筹经费，１９５０年冬钱穆去台北，受到蒋中正接见，蒋嘱其“总统府”每月拨三千港元供临时之用。

在台湾期间，钱穆曾到各校及机关演讲《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等，后都整理出版。

《人生十论》亦就各校讲词扩充而成。

１９５１年秋撰《中国思想史》。

冬天再次到台北，次年春应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邀，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后出书，为学界所重视。

同年４月１６日，应朱家骅之邀在淡江学院新建礼堂演讲，刚刚讲完，屋顶水泥塌落，钱先生受伤，头破昏迷，幸能康复。

新亚书院以其文化理想与艰苦奋斗的精神培养出一批高质量人才，引起香港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同情和尊敬，并逐步得到国际承认与支持。

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间，先有亚洲协会代表艾维（Jameslvy）主动资助经费，继有耶鲁大学卢定（HarryRudin）教授代表雅礼协会与新亚协议，每年助款二万五千美元。

钱先生坦率相告，即使获得资助，也不能改变新亚的办学宗旨，不能把新亚变成教会学校，雅礼表示决不干预校政。

旋即在嘉林边道租一新校舍。

不久，又有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择址农圃道建校舍，由港府拨地兴工。

新亚在创校六年后始有自建校舍。

１９５５年春，获哈佛燕京社资助，有专款购置图书，建大型图书馆，出版《新亚学报》。

钱先生办学旨在弘扬中国文化，虽获美国多方资助，但以儒家教育理想为宗旨，在校内悬挂孔子画像。

港府在香港大学１９５５年毕业生典礼上，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以示尊重。

钱穆赴港后，继配张氏与诸子女皆留在大陆。

钱氏独居无侣，生活维艰。

１９５６年春与胡美琦缔婚，始有安定生活。

胡氏出江西南昌大家，先后就读厦门大学和新亚书院，后至台湾任职台中师范图书馆。

钱穆在台讲演受伤，赴台中休养，胡氏每日抽暇伴侍，遂萌感情，后毕业于台北师大，复来香港，得日常相见，终结连理。

１９６０年初，钱穆出国讲学，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

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

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

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

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港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

钱穆早就打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

新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有一定规模，且加入中文大学。

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

１６年来，为办新亚，钱先生付出了多少精力！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他还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

至此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１９６４年休假后移居乡村小楼，开始计划写《朱子新学案》。

１９６５年夏，钱穆曾赴马来亚大学讲学，余暇专攻朱子。

次年２月返回香港。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定居台北，先住金山街，翌年７月迁至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

因钱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书堂侧，故以“素书楼”名新居。

此时钱先生以最高票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 钱先生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

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

此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

作者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疏理了朱子思想资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

作者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

如在哲学上的理气论与心性论是一大问题，钱穆用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史界关于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见。

在学术上，他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形象。

在治学方法上，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也是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他用“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克服治学方法上的偏颇。

《学案》是他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

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置，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先生完成《学案》以后，应张其昀之约，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他家听课。

又应蒋复璁之约，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院在素书楼对面。

院为钱辟一研究室，钱在此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诸集，并撰写专论。

此期间撰著出版了《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孔子传》、《理学六家诗抄》等。

此期间钱氏将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汇总，保持原貌，略作改订，编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

此外，他关于学术思想方面的论著汇集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学术通义》等。

其它关于中国文化的论文或讲演集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

关于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

钱穆居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日本、韩国访问，又数度去香港作讲演。

他８０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

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

１９７７年，钱穆８３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

时新亚书院创设钱穆讲座，金耀基院长恳请他作首次主讲人。

钱先生的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１９８０年夏，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相见。

次年再到香港与长女（易）长侄（伟长）相见。

１９８４年，钱穆９０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女（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

１９８６年，９２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先生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

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

稿成后，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

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

夫人对先生悉心照料，体贴入微。

伉俪情浓，老而弥笃。

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

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

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

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1) 钱穆，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身的一代国学大师，于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０日晨在台北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９６岁。

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没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的彼岸，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

１９９１年１月，钱夫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钱夫人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述）五十四巨册，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７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回顾钱穆的学术道路，正如他的高足严耕望先生在《钱穆传》最后所指出的：“综观穆一生治学，少年时代，广泛习读中国古籍，尤爱唐宋韩欧至桐城古文，后渐趋向学术研究。

壮年以后，偏向史学发展，故史学根基特为广阔，亦极深厚。

再就其治学途径程序言，先由子学入门，壮年时代，最显著成绩偏在考证功夫；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著为重。

但不论考证或通识论著，涉及范围皆甚广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社会与经济，唯重心观点仍在学术思想，此仍植基于青年时代之子学爱好。

是以常强调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

” “近七十年来，中国史坛甚盛，名家大师辈出。

论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仅穆一人；但其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章劲悍，几无比伦。

只到晚年，后辈学人从其问学，仍常感其思如泉涌，随时提出新观点；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据，非恣意想象之说。

纵或感其论点如天马行空，难可捉摸，但仍富启发性，好学深思者，听其言，读其书，不论能否领受，皆可获启示，当别开蹊径，不能执着，拘守成规，此为其著作除建立本身论点外，对于史学教育之另一贡献，殊为难能！” “穆自民国二十年代，骤跃居史坛前列，声誉日隆，于同辈中年齿最少，而年寿最永，其谢世亦标识同辈史坛之落幕。

民国以来，史家述作甚丰，穆著述尤富，遍涉中国文史哲艺，诸多别识，今后学人含英咀华，必将有更深远之影响。

”(2) 钱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专才，一位学问家，一位史学巨擘，而且是一位通儒，一位著名的思想家。

他的学术著作和讲演不仅仅有学术的、学理的价值，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

他以诲人不倦、著述不倦的一生，以整个的身心，捍卫、弘扬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抗拒着工业化、商业化的现代社会对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欧风美雨狂飚突进时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

他肩负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是我们民族的真正的脊梁！ 钱穆一生把为学与做人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强调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他说：“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

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

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

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

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

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时切其向慕。

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

”(3)他的一生大半是在中华民族危亡和中国文化日渐衰弱的年代中渡过的。

他不辞辛劳地讲学、办学、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把全部的爱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

他一生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共终始。

他说：“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博伟大，所知甚浅。

然自问爱国热忱，则自幼年迄于今兹，从未后人。

凡我所讲，无不自我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

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绪乙未，即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之年。

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

民国元年，我即在乡村小学教书。

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

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

”(4)因此，他的著作的字里行间浸透了血和泪，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历史意识，充满了对过去的思念与敬意，对未来的企盼与信心。

面对２０世纪中国文化的困境，即价值系统的崩溃，意义结构的解体、自我意识的丧失、精神世界的危机，钱先生的生命的呼应与存在的实感，化成他的学问、业绩、演讲、著作，苦心孤诣，感天撼地。

他的学问与他的生命浑成一体！(5) 注释： (1)钱穆：《中国文化十二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８７年三版，第８６页。

(2)严耕望：《钱穆传》，载台湾《国史拟传》第５辑，第３１０－３１１页。

本文多处采用了严先生的《钱穆传》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特向严先生致谢。

除严先生论著外，本文的主要依据是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１９８６年７月第１版。

(3)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自序，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７７年版。

(4)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序言，台北三民书局１９７１年版。

(5)除注(2)所说明外，本文还参考了如下论著：罗义俊：《钱宾四先生传略》，载《钱穆纪念文集》，无锡县政协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４月第１版；何佑森：《钱宾四先生的学术》，载《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第８册，台湾牧童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台北三民书局１９９１年版；郭齐勇、汪学群：《钱穆评传》，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月第１版。

-------------------------------------------------------------------------------- 王昆吾：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

三联书店二○○一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十二元。

九万八千字的小册子。

很快读完这本书，首先因为电脑坏了拿去修，得以远离比特空间二十余天。

其次，“钱穆”二字无疑是吸引我迫不及待的理由。

钱穆的书买得不算少了，只要坊间可觅，搜罗一空。

他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湖上闲思录》、《中国史学名著》、《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等书放在床头，临睡前总要翻翻，却总也翻不完。

曾有人反对我说不宜将钱公的书置于床头，那是需要正襟危坐，明灯一盏，细细阅读的。

我是其言，遂将以上各书纳于书架，床头代之以一本《三侠五义》。

这书是清末说唱艺人石玉昆的作品，问世之后又经传统文人之手润删，允称善本。

俞樾为之作序，称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闲中着色，精神百倍。

”自此书盘踞床头，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锦毛鼠白玉堂等一班豪杰，便与我之睡魔展开殊死战，揎拳捋袖，各显神通，欲罢不能，我常常是观战到天色微明方罢，真是“精神百倍”，从此不得黑甜香矣！尤其读到白玉堂化名金懋叔三试颜查散处，不禁拍床头而起，赞曰：“好文，妙哉！” 因为《三侠五义》实在影响睡眠的缘故，只好将钱穆重又请回床头。

每天睡前读一点，想一想，不出三十分钟已酣然入睡。

翌日又是好精神，回想一下头夜所读，若有所获。

至于《三侠五义》，只好留待出恭时读了，因其时其地有不能久持之理由，每次以一二回为限，点到即止，皆大欢喜。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全书分五讲，分别从政府组织、选举、经济、兵役四个方面论述汉、唐、宋、明诸朝代的政治制度及其得失，书中对于清朝政治制度的论述，体例与前四个朝代有所不同，特别强调其“部族统治”的特点。

说起满清政权，钱穆先生的著作中基本上是没什么好话的，断断续续读着钱先生的著作，发觉他的汉族正统意识很强，对于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遗余力的捍卫和辩诬。

钱先生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读他的著作，尤其是演讲一类并非十分严谨的著作，时常会读到类似这样的文字，他在谈到一个观点时常常会说：对于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去看我的某某著作，或是，这个问题以前没有得到正确或详细的解答，直到我的著作出现才有了较好的解决，你们去看我的某某书……，诸如此类。

当然，钱先生有充分的理由自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读了两遍，第一遍是按全书顺序读的，第二遍则按所论内容来读，即先读论述政府组织的部分，再读论述选举制度的部分，依次读去，论述清朝的留下来最后读。

这样读的好处是对从汉至明的政治制度可以有一个系统和清晰的印象，不象初读那样感觉凌乱，同一问题被分割成了零散的几大块，一个问题尚未完全明白，突然就被另一问题打断了。

钱先生书中谈到历代行政区域的划分，几次提及汉朝。

汉朝的地方行政是为后代所称颂的，全境有郡约一百余，每郡辖县十到二十个，比之现在全国十余个行省，每省辖县数十甚至数百为大大合理。

汉朝官级较少，县之上是郡，郡之上便是中央，行政区域即小，管理较为直接，相当于没有现今省一级行政级别。

说明当时经济生活简单，各个行政区划内基本可以各自为政，互相依赖程度不大，没有一种大规模的区域内运作。

这在现今社会显然是行不通的，正如钱先生所言：“……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

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

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

历史上一切已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是？”所以两汉的地方行政虽为历代称颂，后代却无法依样画葫芦的照搬。

我之所以提出行政区划这一话题在此饶舌，是因为看了《南方周末》第九百八十二期所载一系列关于上海，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文章有感而发。

现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与数千年前何其不同，从世界而言是全球经济，从中国而言是全国经济，一部分学者在积极讨论“大上海”，计划将上海的行政区域扩大，甚至将苏州、无锡等地囊括在内，以打破行政上的种种壁垒，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以上海为龙头，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发展。

试想，如若现今中国一如两汉时期，全国十几行省分为百余郡，那会是怎样一种情形！百余个郡为各自的即得利益所推行的地方保护主义将造成什么样的局面！ 推而及之，任何一种好的制度，都要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绝不能生搬硬套。

譬如时下讨论热烈的关于废除死刑的话题，我很怀疑是否适合现今的中国，在我所能看到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是绝对反对废除死刑的。

当然，应该加强死刑审判的监督复查力度。

扯远了，回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来。

钱穆先生在政府组织部分特别阐述了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分立问题，竭力证明“皇帝专制”一说之误，不详谈了，总之在这一问题上小子我不怎么认同钱先生的观点，钱先生仿佛只是在阐述“应该如何”，而忽略了“实际如何”。

关于这个问题，同时参看黄仁宇先生《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关于王安石和唐太宗的章节，当会有另一种观感。

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第五讲专论清代，迎头痛批其“部族政权”之下的“法术”和“私心”，言辞是相当激烈的，大约与那一代人革命排满的情绪有关。

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一章对所谓“部族政权”也有言及，他的结论是，满清部族并未构成阶级统治；满人统治汉人，还是汉人统治满人，“不亦甚难言乎！” 最近常读钱穆先生和吕思勉先生的著作，发觉此二位先生性情恰成对照。

钱先生是个性情中人，可以怒发冲冠，投笔从戎，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因而著作中感情色彩比较浓重；吕先生呢，正是个温文尔雅、刚正不阿的书生，从不将主观好恶表现在文章中，永远是那么冷静而富于条理，如果他是一个古代的史官，一定是秉笔直书的董狐，虽手无缚鸡之力，但骨子里那种刚强和坚毅，非常人所及。

读其书思其人，青灯为伴，悠然入梦 -------------------------------------------------------------------------------- 毕明迩：关于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九月三日《人民政协报》上有一篇评介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文章，读过之后，我去把这书再读了一遍，看法和原文作者丁先生有些不同，大致如下。

原文两处引用钱穆先生的论述后，都接着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好像是用周先生的话来帮助说明钱先生的意见似的。

但是，周先生是把中国历史看做吃人肉的历史的，钱先生则主张对中国的历史应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周先生在谈到青年必读书时，是主张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钱先生的意见也正和他相反。

两位先生的历史观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水火不相容的。

所以，他们的有些话可能表面是相似的，但要用来互相说明互相支持，却是很困难很危险的。

丁先生文章这样做了，如果不去看原书，读者有可能会把周先生的看法误认为是钱先生的看法，这就是误读了。

历代政治得失，顾名思义，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不是一团漆黑，而是有得有失的。

把中国的几千年说成都是封建，都是专制，是钱先生所最反对的。

他的许多书里都讲到这一点，这本书也一样。

有皇帝，不等于就是专制，反之，没皇帝了也不等于就没专制。

在这本书里，得和失，钱先生主要是要肯定其得。

认为中国历史上许多精彩的东西不能抛弃。

即以科举制度来说，许多史家认为是八股取士，害了读书人，也害了国家。

而本书说：“自唐至清，此制推行勿辍。

即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里，亦特别设有考试权。

这一制度，在理论上，决不可非议，但后来仍然是毛病百出，然我们并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笔抹杀。

”关于科举取士制度的许多具体论述，这里就不一一详引了。

丁先生文中讲到政治和权力，钱先生书中强调的是权力应有划分，应受监督，历代政治，在这方面也是有得有失。

唐朝的节度使，权力太大，不受监督，唐朝就崩溃在这一制度上。

清代的政治，被钱先生认为，可说是全没有制度，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发出，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为了便于满族皇帝的专制，就废除了宰相(明代已废，清朝沿袭之)。

最高命令就由皇帝发上谕。

还有明的和暗的(直接秘密发下)“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决不能形成出制度。

”不能把中国历史都说成专制，但清代的政治是专制的。

对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现在不用“满清”这词，但当年是用的，钱先生书中也用这词)书中说“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

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历史上传统政治也一气不满意。

因对于历史的传统政治不满意，到对于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

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已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

-----”(从这段引文，也可看出本书和鲁迅先生看法的不同了)这“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或正是当年文化大革命追求的目标，而“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的结果，也差不多是又出现了。

可见，这历代政治得失，是一定应当好好研究的。

钱先生原书，除了政治，也讨论了经济，丁先生文没讲到，本文也不讲了。

有一点还想提一下，就是关于太平天国。

“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它是民族革命，这话自不错，但实际也不尽然。

”“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

当时的洪杨，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

”一斑可以窥豹，本书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是和几十年来习见的观点不同的。

原书是一讲演集，是五十年代在台湾战略顾问委员会讲的。

历史，是应当成为战略的顾问的。

今天读此书，或许也应将他与现实联系起来。

只说书好，而不联系实际，正如毛泽东所说只夸好箭而不去射靶子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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