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煮酒论史篇】 汉代家庭的生活消费(2/3)

五口之家全年必需的最低生活费用的18倍。

郡守每月实俸120斛，全年俸禄1440石，相当于农民五口之家全年必需的最低生活费用的6倍‘万户县令每月实俸70斛，全年俸禄840石，相当于农民五口之家全年必需的最低生活费用的3．5倍。

县丞、县尉每月实俸50斛，全年俸禄600石，相当于农民五口之家全年必需的最低生活费用的2．5倍(《西汉会要》37)。

汉代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者达数百顷，甚至千顷以上。

如著名酷吏宁成因犯法抵罪髡钳，返归家乡后‘赏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

‘(《史记·酷吏列传》)。

一个有百顷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假定每亩平均年产粟2石，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计算，可以收入地租10000石，相当于农民五口之家全年必需的最低生活费用的42倍。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单就贵族、官吏和地主的基本经济收入来说，就可以保证他们家庭的生活消费远远超出于一般农民家庭最低限度的消费水平‘而无论是贵族或官吏，其经济收入事实上都不限于食封的租税和俸禄。

按照制度，列侯‘四时皆得赐餐钱‘(《汉书·高后纪》注引应劭曰)。

(汉宫仪)记载：‘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

特进、侯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三万……。

‘有的贵族和官吏，还常常得到皇帝各种临时性的赏赐。

如宣帝赏赐霍光‘前后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缯三万疋，奴婢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第一区。

‘(《汉书·霍光传》)有地产的贵族和官吏，还有地租收入。

至于有些贵族和官吏利用各种非法手段所攫取的财富，那就更无法计算了。

如果就贵族、官吏和地主的基本经济收入作一个比较，应该说贵族和大地主的经济收入都比官吏高。

史书上有关贵族和大地主(特别是商人地主)生活奢侈的记载比官吏要多，这也正说明他们生活消费的水平是与其经济收入相对应的。

西汉初年承亡秦兵燹之后，社会消费一度大幅度萎缩。

《史记·平准书》说，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经过一个时期的休养生息之后，社会经济才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但直到文景之世‘民间无论是‘养生‘或‘送死‘，还是比较俭朴的。

《盐铁论·国疾》记贤良说： 窃所以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

衣 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 乐足以理心而不淫。

人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

行即负羸，止作锄 耘。

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

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

贤良所说的‘往者‘，大致是指武帝以前的情况。

但就在文景时期，有的贵族家庭的生活消费已经达到穷奢极侈的地步。

长沙马王堆軚侯利苍及其家属墓出土的器物，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马王堆汉墓中随葬的食物品类很多，根据出土实物的鉴定，参考随葬竹笥木牌的记载，粮食有稻、小麦、黍，粟，大豆，赤豆，麻子等：蔬菜瓜果有芥菜，葵、芋、姜、笋、藕、菱角以及梅、杨梅、梨、柿，枣、橙、枇杷、甜瓜等；肉食品属于兽类的有黄牛、绵羊、狗、猪、马、兔，梅花鹿；属于禽类的有鸡、野鸡、野鸭、雁、鹧鸪、鹌鹑、鹤、天鹅、斑鸠、鹬、鸳鸯、竹鸡、火斑鸡、鸮、喜鹊、麻雀等；属于鱼类的有鲤、鲫、鳡、刺鳊、银鲴、鳜等。

此外，随葬的食品和饮料还有鸡蛋、各种饼食和酒。

烹调时使用的调味品有盐、酱、豆豉、糖、蜜、曲、醋等。

出土的一百多件丝织物和服饰，包括绢、绮，罗、纱、锦、组带和绣等品种。

其中如素纱禅衣、漆缦纱帽和绒圈锦，都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

出土的大量精美漆器，包括各种日常生活用具‘如盛放食物和饮料的鼎、盘‘奁、钟、壶、纺、耳杯、卮杯，承托餐具的案、平盘，用于盥洗的盆、匝、沐盘，以及娱乐用的博具，摆设用的几、屏风等，应有尽有(湖南省博物馆等1974；湖南农学院等1978；何介均、张维明1982)。

汉武帝以后，贵族生活豪奢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

如田蚡‘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

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

诸奏珍物狗马玩好，不可胜数‘(《汉书·田蚡传》)。

史丹‘僮奴以百数，后房妻妾数十人，内奢淫，好饮酒，极滋味声色之乐(《汉书·史丹传》)。

王政君的‘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干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汉书·元后传》)。

梁冀、孙寿夫妇“对街为宅，弹极土木，互相夸竞。

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

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疎青琐‘图以云气仙灵。

‘‘冀、寿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后汉书·梁冀传》)。

汉代的官吏如果没有封侯食邑，其经济收入主要就是靠俸禄。

有的官吏俸禄所得扣除生活费用之外，并没有多少剩余。

张汤为御史大夫，死后‘家产值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j(《汉书·张汤传》)。

尹齐曾任中尉，后．以淮阳都尉病死，家值不满五十金‘(《史记·酷吏列传》)。

王吉为益州刺史，其孙王崇曾代大司空，‘皆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而亡金银锦绣之物。

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畜积余财。

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汉书·王吉传》)o基层官吏的秩禄较低，崔寔曾为‘百里长吏‘的收支算过一笔账：‘一月之禄，得粟二十斛，钱二千。

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

假令无奴，当复取客。

客庸一月千，刍、膏肉五百，薪炭、盐、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余财足给马，岂能供冬夏衣被、四时祠祀、宾客斗酒之费乎?况复迎父母致妻子哉‘(《政论》)。

按照崔寔所算的这笔账，基层官吏生活确实比较拮据。

但他们的消费水平无论如何已超过了农民家庭的最低生活消费。

而更重要的，许多官吏并不以俸禄为满足。

他们手中掌握权力，这是聚敛的有利条件。

《汉书·景帝纪》载景帝诏曰：‘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

‘《后汉书·左雄列传》说：‘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

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

‘日常生活的费用都无偿取之于民，其消费水平自然不是以俸禄所能衡量的。

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的墓主具有五大夫的爵位，其身份相当于县令。

墓中随葬的五百多件文物，有许多日用的漆器、木器、竹器、陶器和丝麻织品，还有小米、稻谷、生姜、红枣、杏、李、梅、花椒以及牛、猪、鸡、鱼等食物的遗骸(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基发掘整理组1975)，反映一个基层官吏生前的生活消费也相当奢侈。

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的墓主是一个护乌桓校尉，墓中壁画更表现了墓主生前豪华的生活场面。

画中有许多男女奴婢忙于汲水．洗涤、酿造、宰牛、击牛、烹饪。

厨房内挂着鱼、肉、肝、肠、肺、鸡、雉、兔、兽头等，摆满了釜、镂、盆、钵、瓮、食案、列鼎、盘、奁、盒、碗、勺及盛放耳杯的架子。

厨房外有饲养鸡、鸭、鹅等的禽。

在堂上，奴婢们向主人进奉酒食，乐舞百戏伴着主人宴饮(内蒙博物馆文物工作队1978)。

和贵族、官吏不同，汉代的庶民地主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特权。

商人地主在政治上甚至还受到歧视和压制。

但是他们拥有雄厚的财力，可以交通王侯，勾结官吏。

文帝时商人已经‘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汉书·食货志》)．其后，商人地主的生活曰益奢僭。

从贾谊、晁错开始，汉代一些士大夫所尖锐批评的民间的奢侈风气，主要就是指商人地主的生活消费。

《汉书·严安传》说： 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 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

大约从武帝以后，民间的奢侈风气有了较大发展。

在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曾经列举‘富者‘和‘中者‘(中产之家)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奢侈表现。

如说：‘富者缛绣罗执，中者素绋冰锦‘；‘富者鼹鼦，狐白凫翥‘中者厨衣金缕，燕鼦代黄‘；‘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野王纻器，金错蜀杯‘：‘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耕，中者微舆短毂，烦尾掌蹄‘等等(《盐铁论·散不足》)。

到了东汉末年，仲长统对商人地主的豪奢生活更有生动的刻画：‘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

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

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

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

‘仲长统还指出，这些‘豪人‘奢侈的物质生活享受，‘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

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后汉书》49／39)。

财富的力量已经冲垮了传统礼制，只要拥有巨大的财富，即使生活享受奢僭，人们也‘不以为罪‘了。

注释： [1]《九章算术》卷二《粟米》：‘今有粟一斗欲为粝米，问得几何?答曰，为粝米六升，‘粝米即糙米。

[2]汉简载：‘粟一石，直百一十‘；‘出钱四千三百卅五，耀得粟五十一石，石八十五。

‘(见(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页16、199)又居延新简地皇三年《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载：‘盐、豉各一斗，直卅。

‘(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所附图版，《文物》1(1978))。

原简出土地点肩水金关，简文尚未正式发表。

《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四，1997年7月 ‘养生‘与‘送死‘：汉代家庭的生活消费（2） 作者：林甘泉 三、‘送死‘：‘富者奢僭，贫者殚财‘ 古代的人，以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异，‘闵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论衡·薄葬篇》)。

由此，就产生了‘送死‘这种特有的家庭消费。

汉代墓葬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少墓葬力求复制和表现死者生前的生活样式。

特别是一些富贵人家，不但墓葬的形制和布局要模仿地面上的居住建筑，而且死者的饮食‘衣服、车马以及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等等都要纳入墓中随葬。

这种葬俗表明‘在人们的观念中，‘送死‘是‘养生‘的延长。

死者生前过着豪奢的生活，死后也要把这套生活方式搬到地下。

以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为例‘南、北耳室是库房和车马房，中室是宽大的厅堂，后室是象征卧室的内室。

甬道和南耳室共置实用的车六辆，马十六匹。

北耳室随葬的部分陶器还分别装盛酒，粮食、鱼类等。

中室除铜器、铁器和陶器外，还张设两具帷帐(社科院考古所1984)，从西汉晚期到东汉，墓葬中的礼器逐渐趋于绝迹，而日常生活用具以及屋、井、仓、灶等模型明器则大量出现。

在东汉的壁画墓和画像石‘画像砖墓中，还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表现墓主人豪奢生活的画面，如庖厨、宴饮，乐舞等。

内蒙古托克托县古城一座．闵氏』墓葬中的壁画，井、灶‘车马和奴婢都写有‘闵氏‘字样，表明这些生活用具和奴婢都是供墓主人闵氏使用和驱使的(内蒙古大学古史研究室1977)。

四川的汉代画像砖墓，在不同地点的墓中，常常可以发现内容完全相同的画像砖。

有的学者据此认为，这些画像的内容与墓主人并无直接关系(刘志远1958)。

这里涉及对壁画、画像石、画像砖所表现的生活如何理解的问题‘应该承认，内容完全相同的成批制作的画像砖，出现在不同的墓中，说明有些画像的内容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它并不一定都是墓主人日常生活的具体写照。

但是，不能由此就否定这些画像基本上是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写实的艺术创作。

用成批制作的烹牛宰羊、宴饮乐舞的画像装饰墓室，恰恰说明豪奢的生活方式在富贵人家带有普遍性。

即使有的墓主生前不是经常过着这种生活，但墓室的装饰却反映死者及其家属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追求。

对于富贵人家来说，．送死j不仅是．养生j的延长，而且是夸饰社会地位和财力的一种标志。

原先，‘送死‘是有一套严格的礼制的。

‘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荀子·礼论》)。

不同的等级，‘送死‘之制也不同。

譬如‘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后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数，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饰之‘(《荀子·礼论》)。

但是汉代‘送死‘奢僭的情况相当普遍，先前的礼制已经完全废弛。

周亚夫之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循五百被可以葬者‘，结果亚夫以‘盗买县官器‘的罪名下狱(《汉书·周勃传》)。

《盐铁论·散不足》谈到当时的葬俗是‘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楩椁‘；‘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骂。

‘《潜夫论．浮侈篇》说：‘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

或至金缕玉匣，襦梓楩柟，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

‘东汉的几个皇帝，也多次在诏令中指出‘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

‘封建国家虽然禁止‘吏民腧僭‘，但‘贵戚近亲，百僚师尹，莫肯率从，有司不举，怠放日甚‘(《后汉书》2／2，3／3，4／4、5／5)。

在权贵富豪‘送死‘竞相奢僭的影响下，有些家境并不富裕的人家，也纷纷慕效。

‘葬死殚家，遣女满车，富者欲过，贫者欲及‘(《盐铁论．国疾》)，成为一时风气。

有的人为了把父母的丧事办得体面一些，不惜耗尽家产，甚至借贷求助。

原涉为父‘大治起冢舍，周阁重门‘，‘买地开道，立表署曰南阳仟‘，‘费用皆卬富人长者，然身衣服车马才具，妻子内困‘(《汉书·游侠传》)。

东汉名士范滂的父亲叔矩，‘遭母忧，既葬之后馊粥不赡‘(《风俗通义·十反》)。

崔寔的父亲崔瑗生前‘好宾客，盛修肴膳，单极滋味，不问余产。

‘他死后，崔寔‘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

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

时人多以此讥之，寔终不改‘(《后汉书·崔寔列传》)。

厚葬的历史由来久远，先秦诸子对厚葬一般是持反对态度的。

墨子主张节葬，自不待言。

孔子肯定三年丧制，但并不主张厚葬。

‘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

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

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礼记·檀弓下))。

孟子虽然说过‘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下》)，把给父母送终看成是比养活父母还重要的事情，但也是就尽礼而言，并没有主张厚葬的意思。

汉代的一些有识之士，对于厚葬都曾尖锐地加以批判，有的人还身体力行提倡薄葬。

就连有的皇帝，也下诏明令禁止厚葬。

但为什么终两汉之世，厚葬之风却愈演愈烈，‘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后汉书》1a／1a)呢? 王充在《论衡·薄葬篇》中说：‘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

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论不明，墨家议之非故也。

‘把厚葬的风气归咎于儒墨议论的不当，这显然没有说到问题的根本。

厚葬是一种奢侈的消费，而消费水平归根结底是由生产的发展水平决定的。

在西汉初年，当残破的社会经济尚未得到恢复时，客观上是不可能盛行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