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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西一家(1/3)

无疑，莫里哀笔下的堂璜是个风流公子。

但他首先是个教养良好的人；在惹上寻花问柳这种不可抵拒的习性之前，他一心效仿某种理想的典范，使自己在一个风流俊雅的年轻君主宫中成为备受赞赏的人物。

莫扎特笔下的堂璜则更接近自然，没有那么重的法国味。

他不那样考虑“别人怎么说”先不说别的，他至少不像都比涅笔下的那个弗奈斯特男爵所说的，想到“自吹自擂”关于意大利的堂璜，我们所有的就只是这么两个形象。

大概在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初期，他所表现的，也就是如此。

在这两个形象中，有一个我是绝对不能介绍的，因为我们的世纪太“一本正经”了。

我必须回忆我在拜伦勋爵那儿听过多次的名言：“这个虚伪的时代”这种虚伪是那么可恶，它瞒不过任何人，但它却有一份极大的好处，就是给那些蠢东西提供说词，要是有人敢对某事发表看法，或者对某事表示嘲笑，他们就会忿忿不平。

它的不利之处，是大大地缩小了历史领域。

若是读者有雅兴，允许我作一番介绍，那我就恭敬地说一说另一个堂璜的经历。

这在1837年是可以做到的。

这个堂璜名叫弗朗索瓦-桑西。

之所以出现堂璜这样的人，就是因为世上存在着虚伪。

若是在古代，出现堂璜这种人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那个时候宗教就是快乐。

它鼓励人们寻欢作乐，又怎么会惩处那些一心追求快乐的人呢？只有政府才实行戒律，对危害国家，当然也是危害所有人利益的事予以禁止。

不过，对可能危害行动人自身利益的事，它并不禁止。

因此在古代的雅典，任何有钱好色的男人都算得上堂璜。

谁也不会对此表示异议，谁也不会认为，这种生活是无边苦海，节制受苦才是功德。

我不认为，古代雅典堂璜会和现代王朝的堂璜一样，迅速地滑向犯罪的深渊。

现代堂璜的很大一部分乐趣，在于与舆论作对，而起初，年少无知的时候，他干这种事，以为只是与虚伪对抗。

在路易十五治下，违犯王法，向一个盖屋顶的工人开枪，把他从屋顶上打下来，这难道不说明，人们生活在君主社会里，有着良好的教养，但也不会把法官放在眼里。

无视法官，这难道不是少年堂璜堕落的头一步。

当今之世，女人不再吃香，所以堂璜一类也就少了，即使有，他们开始也只是把对抗同代人信仰中的一些思想观念当作荣耀（他们认为这些思想观念毫无道理），追求一些十分自然的快乐而已。

只是到了后来，堂璜开始变坏以后，他才觉得与舆论，连他本人也觉得是公正合理的舆论作对是妙不可言的精神享受。

在古代人身上，很难发生这种转变。

只是在罗马皇帝治下，尤其是在提比略在卡普里岛大过其奢华荒淫的生活之后，人们才发现一些为了堕落本身，也就是说，为了获得与同代人的舆论作对的乐趣而堕落的浪荡公子。

因此，我认为正是由于基督教，才使堂璜这种魔鬼般的角色成为可能。

无疑，基督教向世人宣称，一个可怜的奴隶，一个罗马的斗士，他们灵魂的权利，与恺撒大帝毫无二致。

因此，应该感谢它引发了一些细腻的情致。

而且，我也不怀疑，这些情致或早或迟在民众中显露。

伊尼特（注：古罗人诗人维吉尔的著名史诗。

）就比伊利亚特温柔多了。

耶稣的教理其实就是与他同代的阿拉伯哲学家的理论。

继圣-保罗宣讲的原则之后带给世人的唯一新东西，就是教会。

它完全脱开了民众，利益也完全相反。

这个教会唯一的使命，就是培养和加深民众的宗教感情。

它拼构出一幅幅幻景，建立起一套套风习，以感化各个阶层的人，从未开化的牧人到昏聩麻木的宫廷老臣的心灵。

它善于回忆童年的美好印象，也会抓住小小的时疫和灾祸，借以加深恐惧感和宗教感情，或至少建造一座壮丽的教堂，媲如威尼斯的“永福”教堂。

既有这样的教会存在，便有以下这种奇妙事情产生，圣-雷翁（注：公元440年当选为教皇。

在位期间，遇匈奴可汗阿蒂拉进攻罗马，他亲自出面求和，送了许多礼物，才使阿蒂拉撤退。

）（saintléon）教皇不用武力，就顶住了野蛮的阿蒂拉及其蛮兵蛮将的进攻，这支蛮军刚刚使中国、波斯和高卢人闻风丧胆。

因此，这种宗教和被歌曲歌颂的绝对权力——人们称之为法兰西君主制度，制造了许多怪异事情。

倘若没有这两种组织，世人大概永远无缘见到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好也罢，坏也罢，终归是奇特怪异的，简直能让亚里士多德、波里比亚、奥古斯都以及其他古代贤哲惊叹不已。

我毫不犹豫地把堂璜的现代个性也列入这些事情之中。

依我之见。

这是路德（注：即马丁-路德，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

）之后历代教皇制定的禁欲主义教规的产物。

因为雷翁十世教皇及其教廷（1506）遵行的基本上是雅典时代的宗教原则。

莫里哀的堂璜是在1665年2月15日，即路易十四登基之初上演的。

那时这位君主还不是个虔诚的教徒。

然而教会的检查官却删去了林中穷人那一场。

这位检查官为了获得有力支持，想使这位极为稚嫩无知的年轻国王相信，冉森教派（注：荷兰神学家冉森创立的一个宗教改革门派。

）就是共和派的同义词。

堂璜的原作者是个西班牙人，名叫蒂尔索-德-莫利纳。

大约在1664年，有家意大利的戏班子在巴黎演出了一场模仿这个作品的戏，大为轰动。

也许，这是世界上上演率最高的一出戏。

这是因为，戏里有魔鬼，有爱情，有对地狱的恐惧，亦有对女人的激情，也就是说，在所有人——只要他们稍稍超出野蛮状态——看来：这里面既有最可怖的，亦有最甜蜜的东西。

堂璜的形象被一位西班牙诗人引进了文学领域，这不足为奇，在这个国家的民众生活里，爱情占了很重要的位置。

在那儿，这是一种庄重的感情，为了它，一切都可以轻易地舍弃，甚至虚荣心！这真叫人难以相信。

在德国和意大利亦是如此，这种感情驱使那些外国人干出种种疯狂举动，例如，娶一个穷姑娘，只要她漂亮，逗人爱就行。

说实在的，唯有法国完全摆脱了这种感情。

我们法国人都是精于算计的。

在法国，姿色欠缺的姑娘并不乏追求者，而在别处，这种姑娘只能去作修女。

在西班牙修女院所以不可缺少，原因就在于此。

在这个国家姑娘不备嫁妆，这种习惯巩固了爱情的胜利。

在法国，爱情难道不是退避三舍，也就是说，只存在于那些没有家庭专聘公证人去撮合结婚的姑娘之中！ 拜伦勋爵笔下的那个堂璜，就没有必要提了。

那只是福布拉斯，一个微不足道的英俊后生，交了种种叫人难以置信的好运罢了。

因此，堂璜这个奇特的个性，只是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才首次出现的。

十七世纪，一个酷热难当的白昼之末，一位意大利公主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冰淇淋，一边说：“多遗憾，这竟不是一种罪孽！” 依我之见，这种感觉构成了堂璜的个性基础。

也正如大家所见，基督教于这种感觉是不可缺少的。

关于此，一位那不勒斯作者写道：“这不就是意味着明知上天可以把你捏成齑粉还要与上天对抗？”据说，由此产生了找女信徒做情妇的极大乐趣，而且这个女信徒要十分虔诚，清楚自己造了孽，满怀激情祈求上帝的宽恕，正如她满怀激情犯下罪过一样。

有一种简单的伦理，把对人有益的称为德行。

严厉的庇乌五世倡导或者制订了一套琐细的教规，与这种伦理截然相悖。

当时存在着极为严酷的宗教裁判制度。

正因为太严酷，所以它在意大利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以后便转移到了西班牙。

庇乌五世新订的教远规加强了宗教裁判的权力，使人人都对之心生畏怯。

在若干年头里，凡不执行，或公然蔑视这些被列为最神圣的宗教义务之一的繁琐教规者，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假定有一个极为堕落的基督徒，正好在教皇刚刚颁布这套教规的时候出生在罗马，看到公民在宗教裁判所的可怕法律面前战抖的情景，一定会耸耸双肩，寻思道： “好家伙！我已是罗马这个世界之都最富有的人，我也要成为这里最勇敢的人，那些人遵守的东西，我要公然蔑视。

再说它们也确实不像人们应该遵守的东西。

” 真正的堂璜，就应该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人，思想敏捷，明确，一眼就能看出人们的行为动机。

弗朗索瓦-桑西也许会寻思：“我这个罗马人，1527年出生于罗马，正逢波旁统帅率领的路德教派士兵在罗马洗劫六个月，犯下种种可怕的渎圣暴行的年头，我用什么有效的行动，来让人注意我的勇气，从而尽最大可能地享有对抗舆论的乐趣呢？我怎样来让那些愚蠢的同代人大吃一惊呢？我又怎样去感觉不同于这帮凡夫俗子的强烈快乐呢？ 一个罗马人，尤其是一个中世纪的罗马人，决不是只说不做的人。

空口说大话在意大利，比在世界任何一国都要被人瞧不起。

能对自己说出这番话的人，就叫弗朗索瓦-桑西。

1598年9月15日，他就在妻子女儿眼皮下被人杀死。

这个堂璜没有给我们留下半点可爱的东西，他并不像莫里哀笔下的堂璜，因为想做个有教养的人，而陶冶、改变自己的性情。

他所以想到别人，仅仅是想显示自己比他们优越，想利用或者憎恨他们。

堂璜决不会在别人的好感，美好的遐想和温柔之心的幻觉中体验到快乐。

他需要的快乐，首先就是胜利，就是引人注目，就是被人承认。

他需要的是无礼的勒波莱洛在伤心的埃耳维尔眼前打开的那份名单。

（注：勒波莱洛是堂璜的心腹。

埃耳维尔是堂璜的妻子。

他打开的名单上记有堂璜追求的101个妇女的名字。

详见莫扎特的歌剧堂璜。

）罗马堂璜小心谨慎，掩饰自己的个性。

他不像莫里哀笔下的那个堂璜，把自己的隐情告诉仆人。

他没有知己，也不乱开口，说的都是有利于实现自己意图的话。

莫扎特写的堂璜，有时还有点真情实意，还有点惹人喜欢的快活劲儿，使得我们原谅他的荒唐，可这一切在罗马堂璜身上是丝毫不存。

一言以蔽之，我要描绘的是个丑恶的形象。

我原来只打算研究他的个性，不准备叙述，因为它只会使人厌恶而不会使人觉得好奇。

可是我说实话，几位旅伴向我提出了这一要求，我实在无法拒绝。

1823年，我有幸和几位可爱的人一起游历了意大利。

那次旅游让我终生难忘。

我和同伴们一样，都被贝阿特丽丝-桑西的那幅精美的画像迷住了。

今天在罗马巴贝利尼宫，还可见到这幅画像。

现在，巴贝利尼宫的画廊里，只剩下七八幅画了。

不过其中四幅是杰作。

第一幅出自拉斐尔之手，画的是他的情妇，著名的弗纳丽娜的肖像。

这幅画是地道的真迹，不容置疑。

今天还可找到几张临摹它的作品。

它与佛罗伦萨画廊里被认为是拉斐尔情妇的肖像截然不同。

那幅肖像还被摩根以拉斐尔情妇的画名制成了版画。

当然，那幅画不是出自拉斐尔之手。

看在这位伟大画家的份上，读者或许会愿意原谅这一小通离题话。

巴贝利尼宫的第二幅珍藏是基多的作品。

这就是贝阿特丽丝-桑西的肖像。

人们平常看到的她的像，有许多印制太差。

这位大画师在贝阿特丽丝的脖子上画了一小块起皱的布，头上顶了一块花帕。

他没有如实地画出她特意订制的临刑时穿的衣服，也没有画出这位年方二八，刚陷入绝望之境的可怜少女蓬乱的头发。

他怕这样画出来过于真实，反让人感到恐怖。

在他的笔下，姑娘面部秀美，目光温柔，眼睛大大的，那个惊诧的模样儿，就像是一个人在号啕大哭时冷不防被人撞见似的。

她的头发金黄，煞是好看。

在这个面庞上，看不出罗马人的傲气，以及常常从某个“台伯河之女”（注：台伯河流经罗马，因此台伯河之女即罗马女人。

）坚定的目光里流露的自信。

那些罗马女人常常自豪地称自己为“台伯河之女”可惜读者将从下文获知的惨案距今已有二百三十八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间色调变成了砖红色。

巴贝利尼宫画廊的第三幅杰作是卢克莱丝-佩特洛尼的肖像。

她是贝阿特丽丝的继母，与她一同被处死。

这是个典型的罗马妇人，天生漂亮而高傲。

她容貌华贵，皮肤白皙，眉毛又黑又浓，目光热切含着肉欲，与继女温柔、单纯，近乎德国人的面容适成鲜明的对照。

第四幅画像是提香的一幅杰作，图像逼真，色调鲜明。

那是一个希腊女奴，著名执政官巴巴利戈的情妇。

几乎所有的外人一到罗马，就要让人先领着去参观巴贝利尼宫的画廊。

他们，尤其是妇女，都是被贝阿特丽丝-桑西及其继母的肖像吸引去的。

我也有与众相同的好奇心。

接下来，一如众人，我设法读到了这个著名案件的材料。

案卷里除了被告的答词，其余文件都是用拉丁文写的。

我想，要是别人也有机会读到这些文件，一定会觉得奇怪。

因为它们几乎没有叙及案情，这是因为1599年，这个案子在罗马是尽人皆知的。

我花了一笔钱，获准抄录一份当时的叙述。

我认为把它翻译出来，不会有什么不当。

至少，这份译文能在1823年的女士面前高声朗读。

当然，在某些地方译者无法忠实于原文时，也只能作罢，因为那些恐怖的场面会使读者大倒胃口。

真正的堂璜这个可悲的角色（即不想适应任何理想的榜样，一心只想与舆论作对的人），其可恶的作为在此被全部揭露。

他犯了残暴的罪行，迫使两位不幸的妇女让人当她们的面把他杀死。

这两位妇人，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是他的女儿，而读者大概也不敢判定她们是否有罪。

不过当时人们都觉得，她们不该被处死。

我认为，嘎雷奥托-曼弗雷第的悲剧（他被自己的妻子杀死，大诗人蒙梯曾写过这一题材）以及十五世纪很多不大为人所知，仅在意大利一些城市史上稍加提及的家庭悲剧。

其结局都和佩特莱拉城堡的惨剧相似。

下面便是那篇记叙文的译文。

原文成于1599年，是用罗马的意大利文撰写的。

1599年9月11日，圣父教皇克莱芒八世阿尔道勃朗迪尼治下，雅克和贝阿特丽丝-桑西兄妹，以及其继母卢克莱丝-佩特洛尼因弑父杀夫罪被处以极刑。

以下是案情实录。

弗朗索瓦-桑西出生于罗马，是最富有的市民之一。

他一直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最终死于非命。

他的几个刚武勇猛的儿子，以及他的女儿贝阿特丽丝，都被他害得过早地死亡。

虽然（四天前）贝阿特丽丝被处死时刚满十六岁，却已被视为全意大利和教皇统治的国家里最美丽的女人之一。

有消息说，上星期五，也就是可怜的贝阿特丽丝被处死的前一天，可敬的波伦亚画派的学生基多-雷尼先生愿意为她画一帧像。

倘若这位大画家完成这幅作品，如同他在这座京城完成的其他作品一样出色，那么对这位绝色女子的姿容，后世就能多少有所了解。

为了使后人了解这位少女遭受的无与伦比的不幸，以及这位具有真正的罗马品质的姑娘以怎样的毅力与不幸斗争，我决心把我所闻的置她于死地的事情经过和她悲壮就刑的当天所见的场面记叙下来。

向我提供材料的人都是能获知最隐密内情的人，尽管六周来，全罗马人议论的只是桑西家的案件，可是这些材料至今仍不为人所知。

我记叙这些事时享有一定的自由，因为我相信，我能够在那些可敬的档案材料里加进我自己的评论，当然这些评论将来会被剔除，但那只是我死后的事了。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按照事实需要说出的话，不利于证实贝阿特丽丝-桑西的无辜。

须知所有认识这个姑娘的人，都喜爱她，尊重她。

而仇恨和憎恶她那可恶的父亲。

不能否认，弗朗索瓦-桑西天生精明，但脾气也怪得惊人。

他是桑西大人的儿子。

他的父亲在庇乌五世（吉斯列里）时当上了财务大臣。

如人所知，那位教皇深恶痛绝异端邪说，忙于重建他可敬的宗教裁判所，忽略了对国事俗务的管理，使得在1572年以前当了好些年财务大臣的桑西大人，给他的儿子，也就是贝阿特丽丝的父亲留下一笔净值十六万皮亚斯特（约合1837年的二百五十万法郎）的收益。

除了这笔巨额财产，弗朗索瓦-桑西还以勇敢和谨慎闻名。

在这一点上，任何一个罗马青年都不如他。

这种名声不仅为他赢得了教廷的信任和民众的拥戴，而且使人们把他的罪行看成可以原谅的过失。

许多罗马人带着一丝遗憾，回忆起雷翁十世和保罗三世当政时人们所享有的思想与行动自由。

雷翁十世于1513年驾崩。

保罗三世亦于1549年逝世。

在保罗三世治下，已经有人在谈论年轻的弗朗索瓦-桑西，因为他使用很不寻常的手腕，干成了几桩不寻常的风流事儿。

在保罗三世时代，大家还能开诚布公地说话。

许多人都说弗朗索瓦-桑西尤其渴望于一些离奇事情，以追求新奇的，令人不安的刺激。

他们都把从他帐本上发现的一些条款作为根据。

那些条款是这样的： “为托斯卡纳拉的新奇艳遇，支出三千五百皮亚斯特（约合1837年的六万法郎）。

并不算太贵。

” 意大利其它城市的人大概不会知道，我们罗马人的命运和存在方式，都是随在位教皇的个性而改变。

因此，在好心的教皇格列戈利十三世（布翁康帕尼）在位的十三年里，罗马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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