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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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官员官场与官场文学(1/3)

王跃文 我写了近二十年小说，引人注目的是我的所谓官场小说。

有种说法，叫我官场小说第一人。

我是不敢承认这个名号的。

我不是中国第一个写官场小说的人，也不是写官场小说最多的人，更不是官场小说写得最好的人。

尽管热心的读者朋友给了我相当多的赞誉，我自己惟有惶恐而已。

但有评论家认为，自从十年前我的国画出版，引发了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热，这也许是个事实。

可能所谓官场小说第一人，就是从这件事上说起的。

不过，这也不足以把这个名不符实的名头挂在我身上。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即使没有国画的出版，中国当代官场小说也会因某个机缘热起来。

也许会因别人的某部小说，引发这个热潮。

不管人们如何看待中国当代官场小说，它的横空出世已经是不可忽视的文学事实。

可以想象，百年以后研究这个阶段的文学史，闭着眼睛也绕不开这个事实。

有这么多的作家写官场小说，每年出版这么多的官场小说，官场小说又这么受读者欢迎，这已容不得谁承认或不承认其存在。

而某些官场小说出版后所面临的尴尬境地，同样会是今后人们研究这个时期文学、社会和政治问题极有价值的个案。

为什么说官场小说热必然会出现呢？或者说，为什么近二十多年来文学会如此关注官场？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们考察民间语言的变化，就可发现某种奥秘。

语言的春秋笔法，在读书人这里是门学问，有时还需专门教育才能够掌握。

但是，普通老百姓不经意就在使用这种表现手法。

事实上，目前的官员与官场是两个民间定义的概念，而与之相对应的正规概念则是干部和党政机关。

后来更加规范和细化，干部细分为党务工作者、国家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等等；党政机关细分为党委机关、政府机关、国家机关和军警机关等等。

但通常挂在人们嘴边的却是两个民间概念：官员和官场。

这不单纯是民间语言习惯问题，而是传达着复杂幽微的社会心理，即人们对官员人格以及官场生态的认识和判断。

有意无意间，老百姓运用的就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也就是说，老百姓通过集体无意识的措词选择，不动声色地表达了自己对官员和官场的感情倾向。

这种情感倾向是耐人寻味的。

如果我们不迂腐到逢字必查字典，就应该注意到官这个字在中国从1949年开始已经转入贬义，用三十年以前流行的话说，就是这个官字已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干部这个似乎带有革命和进步意味的词，取代了旧时代的官字。

三十年前军队里也不讲官兵，而讲全体指战员。

1949年以后部队对官的新说法是部队指挥员，对兵的说法是战士。

人们只有在对上级表示愤怒时才使用官这个字：你们当官的如何如何！我们家乡老百姓早在多年前骂那些做事懒懒洋洋的人，会说：你像个官！而现在的情况是老百姓把进入公权部门的人员都称作官。

我们尽可以去批评民间情绪的盲目性，但民间情绪的产生不是没有来由的。

如果我们正视民意，就应该认真研究和对待民间情绪。

因为它是社会动态的风向标。

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用词的变化，从中都可窥见社会心理的微妙状态。

我记得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官场上开始叫领导为老板。

老板也是一个自1949年就已经死亡的词，因为它指的是私营企业的财产所有人，或旧时候有名望的戏班演员。

1949年之后，私有企业主消亡了，而且其政治成分是剥削阶级；演员也叫文艺工作者了。

所以，老板这个词不用了。

最近四五年，官场开始叫领导为老大。

老大是什么？老大是黑社会头子。

老大做得很大了，也被叫做老板。

杜月笙被人称作杜老板。

戴笠也被人称作戴老板。

也就是说，1949年以后，老板和老大的词性色彩都是非常不好的，说白了就是贬义的，甚至是黑色的。

目前的官场里老板和老大这两个词，实际上是对官场家长制、一言堂、江湖气和帮派气等特征的描述。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都被人们欣然接受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官和官场这两个词，反映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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