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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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3/3)

阿里萨禁不住诱惑，想在下次拜访时为费尔明娜·达萨带去一枝。

但给新寡的女人送花，花语成了难题。

红玫瑰象征着火一般的激情，对守丧的她来说可能是一种冒犯。

而黄玫瑰呢，有时象征着好运，但更普遍的时候表达的是忌妒。

他曾听人说起土耳其黑玫瑰，或许那是最合适的，但他一直没能让它们适应自己院子里的气候。

想来想去，他决定冒险带一枝白玫瑰，他从不像喜欢其他玫瑰那样喜欢它，就因为它平淡无奇，无声无息：什么也不能表达。

在最后时刻，为避免精明的费尔明娜·达萨赋予它什么含义，他剪掉了玫瑰上的刺。

作为一件没有任何隐藏含义的礼物，玫瑰被欣然接受了。

就这样，星期二的例行仪式得以丰富，以至于每当他手持白玫瑰到来时，茶几上都已准备好了盛着水的花瓶。

一个星期二，把玫瑰插在花瓶中时，他看似随意地说： “在我们那个时代，送的可不是玫瑰，而是山茶花。

”“的确，”她说，“但用意不一样，这您是知道的。

”总是如此：他试图前进，而她却堵住他的去路。

不过这一次，虽然她回答得恰到好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发现自己已经击中了目标，因为她不得不转过脸去，为的是不让他看到她脸上的红晕。

那一片燃烧着的、青春萌动的红晕，仿佛拥有自己的生命似的，搅起费尔明娜·达萨心中的不悦：她为这种失态而怨恨起自己来。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小心翼翼地把谈话转向不那么敏感的话题，但他的彬彬有礼是如此明显，她知道自己已被识破，而这更增加了她的愤怒。

两人度过了一个糟糕的星期二。

她差点就让他不要再来，但想到两人竟在如此年纪和如此境况，像恋人一般吵架，她又觉得荒唐不已，险些笑出声来。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二，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玫瑰花插到花瓶里时，她检视了一下自己的内心，高兴地发现上星期的不悦没有留下哪怕最微小的一丝痕迹。

这种拜访很快便尴尬地扩展到家庭范围，因为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他的妻子常常意外地出现，而且还会留下来玩纸牌。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来不会玩牌，费尔明娜·达萨在某次见面时教会了他，于是两人给乌尔比诺·达萨夫妇发出了下星期二一决高下的书面挑战。

那几局牌大家都玩得很愉快，很快，牌局便像拜访一样被正式确定下来，并规定好每人需为此做出的贡献。

乌尔比诺·达萨医生一家贡献出每次都不一样的别出心裁的蛋糕，因为他的妻子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糕点师。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继续带来在欧洲船上找到的新奇玩意儿。

费尔明娜·达萨则每星期都绞尽脑汁搞出些令人惊喜的花样。

纸牌比赛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二举行，赌注并不是钱，而是输者必须在下一次的牌局中做出点特别的贡献。

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本人与他的公众形象并无差别：头脑贫乏，行事笨拙，不论喜怒都爱一惊一乍，动不动就脸红更是让人担心他的心理承受能力。

但毫无疑问，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好人，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最怕别人这样评价自己。

医生的妻子却正好相反。

她活跃，有一股小老百姓的机灵劲儿，一切都能做得合乎时宜且恰到好处，这使她在优雅之外更添了一点儿人情味。

没有比他们更完美的牌局对手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爱的贪婪需求由此得到了满足，他幻想自己是和家人在一起共享天伦。

一天晚上，他们一同走出家门时，乌尔比诺·达萨医生邀请他共进午餐：“明天，中午十二点半，在社交俱乐部。

”这就像是给一顿美味佳肴配上有毒的葡萄酒：出于种种考虑，社交俱乐部保留拒绝客人进入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规则之一就是拒绝私生子入内。

叔叔莱昂十二就有过这类令人恼火的经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己也曾在已就座的情况下受此侮辱。

当时，邀请他的是俱乐部的一位合伙创始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在河运生意中帮过他很大的忙。

最后，这位合伙人不得不带他到别的地方去吃饭。

“我们这些制定规则的人，更有责任身体力行。

”他对他说。

尽管如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是跟着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冒了一次风险。

结果，虽然没有人邀请他在金色的贵宾签名簿上签名，他却受到了特殊的礼遇。

午餐很简短，只有他们两人，在低沉的小调气氛中进行。

第一杯波尔多开胃酒下肚，从前一天下午起便一直烦扰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愁云一下子消散了。

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想和他谈一谈自己的母亲。

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从他的话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现她跟儿子说起过他，而更让他吃惊的是，她竟然为他撒了谎。

她告诉儿子，他们从小就是朋友，自从她从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来到此地，他们就一起玩耍，是他教会她识字读书，因此，她对他一直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她还告诉儿子，每当她放学回家，都会先去特兰西多·阿里萨的杂货铺里和她一起做好几个小时的精美刺绣，因为她是一位出色的老师。

后来，她没有再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经常见面，并非出于她的意愿，而是因为他们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

在没有深人谈到自己的意图之前，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先信口开河地谈论了一番对老年的看法。

他认为，如果没有老人阻碍，世界会发展得更快。

他说：“人类，就如同远征的军队一样，是以队伍中步伐最慢者的速度前进的。

”他预见将会有一个更人道，从而也更文明的未来，那时，人到了不能自我料理的年龄，都将被隔离到边远城市，以避免老年的耻辱、痛苦和可怕的孤独。

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界限应该是六十岁。

但在社会达到那样一个仁慈的高度之前，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养老院。

在那里，老人们可以互相安慰，分享自己的好恶、怪癖和痛苦，并逃开与下几代人不可避免的分歧。

他说：“老人在老人们中间，就显得没那么老了。

”因而，他很想感谢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他母亲孤独的寡妇生活中，很好地陪伴了她，并恳求他为了他们两人好，也为了让所有人都舒心，继续这样做下去，另外，他还请他对母亲上了年纪后的坏脾气抱有耐心。

这次会面的结果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感到如释重负。

“请您放心，”他说，“我比她大四岁，而且不只现在如此，从很久以前，在您出生很久以前就是如此了。

”接着，他忍不住用隐晦的讥讽一吐为快。

“在未来的社会里，”他总结道，“您这会儿就得去墓地为我和您母亲的午餐送上一束火鹤了。

” 直到这时，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才意识到自己的预言是不恰当的。

他匆忙钻进解释的峡道，结果又把自己绕了进去。

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帮他走了出来。

他容光焕发，因为他清楚自己迟早要和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有这样一次会面，以便履行一项不可避免的社会手续：向他的母亲正式求婚。

这顿午餐很是振奋人心，不仅由于它的初衷，更是因为它向他表明，他那势在必行的求婚将会被愉快而顺畅地接受。

事实上，要是他现在已经征得了费尔明娜·达萨的同意，那么没有比此刻更合适的机会了。

甚至可以说，在这次历史性的午餐谈话之后，形式上的求得允许已显得多余了。

还年轻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上下楼梯就特别小心，因为他知道老年常常是在一次无关紧要的摔倒之后开始的，而死神则跟随着第二次跌倒到来。

在所有楼梯里，他觉得办公室的楼梯最危险，因为它又陡又窄。

而且，早在他还不太费力就能不拖着双脚上楼之前很久，他便在每次上楼时双眼紧盯台阶，双手紧扶栏杆。

大家曾多次建议他换一个不那么危险的楼梯，但他总是推说下个月再做决定，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向衰老让步的表现。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上楼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但并非像他匆忙解释的那样，是因为越来越吃力，而是因为越来越小心。

然而，在跟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共进午餐后回来的那天下午，由于喝了一杯波尔多开胃酒和半杯佐餐红葡萄酒，尤其是又进行了那么鼓舞人心的对话，他试图以年轻人的舞步一下跃上第三级台阶，结果扭伤了左脚脚踝，仰面朝天地跌下来，没有摔死已属奇迹。

在摔倒的那一瞬，他头脑十分清醒地想，他不会跌一跤就死掉，因为在生活的逻辑中，两个在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深爱着同一个女人的男人，不可能前后只隔一年就以同样的方式死掉。

他是对的。

他从脚一直到小腿都被打上了石膏，并被迫卧床静养，但人却比摔倒之前还要精神。

当医生命令他六十天不许走动时，他无法相信自己竟会如此不幸。

“请别这样对我，医生。

”他哀求道，“我的两个月就如同您的十年啊。

” 他好几次试图用双手抬着那条雕塑般的腿站起来，但每一次，现实都打败了他。

当他终于拖着那只仍旧疼痛的脚踝、挺着裸露鲜肉的脊背重新开始行走时，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命运用一次天意的跌倒嘉奖了他的坚贞。

最糟糕的一天是跌倒后的第一个星期一。

疼痛已经减弱，医生所下的诊断也令人鼓舞，但他拒绝接受第二天下午不能去看望费尔明娜·达萨的命运，这是四个月以来他第一次无法赴约。

然而，无可奈何地睡过午觉之后，他向现实屈服了，给她写了一封表达歉意的信。

信是手写的，写在一张散发着香味的纸上，用的是在黑暗中也能阅读的发光墨水。

他毫不害羞地戏剧性夸大了这个不幸事件的严重性，企图引起她的同情。

两天后，她给他回了信，很有感情，也很和善，但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中规中矩，就像当初热恋的日子里她写的那些信一样。

他立即抓住机会，又给她写了一封信。

她第二次回信后，他决定要前进一大步，超越每星期二那打哑谜似的交谈，同时，他以监督公司每日工作进度为借口，在床前装了电话。

他请总机接线员接通了那个他从第一次拨过后就牢记于心的三位数号码。

那个由于神秘的距离而有些紧张的低沉音色、那个他倾心爱慕的声音接了电话，并听出了打电话的人是谁，但只客套地问候了两三句就和他道别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因她的冷漠伤心欲绝：他们又回到了最初的阶段。

然而两天后，他收到一封费尔明娜·达萨的信。

她在信中恳求他不要再给自己打电话。

她的理由非常充分：城中的电话屈指可数，而且是通过同一位接线员转接，她认识所有用户，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奇闻逸事，而且不管用户是否在家，她能在任何地方找到他们。

她那高效工作的回报，便是她知晓用户之间的全部对话，能窥见他们私人生活中的大小秘密，发现他们那些隐藏得最好的动人故事。

有时，她甚至会介人他们的谈话，发表自己的观点，或平息他们的情绪，这都不足为奇。

另一方面，那一年城中创办了一份晚报，叫《正义报》，唯一的宗旨就是秤击拥有长长姓氏的家族，指名道姓，毫无顾忌。

那是报纸主人的报复，因为他的子女未被获准进人社交俱乐部。

费尔明娜·达萨向来洁身自好，尤其是此时，她比任何时候都更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即使是对最亲密的朋友。

因此，她仍然釆用通信这种不合潮流的方式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保持联系。

最终，他们来往的信件如此频繁而密切，以至于他忘记了自己的脚伤，忘记了卧床的惩罚，忘记了一切，全身心地投人到写信之中，整日伏在一张医院里供病人吃饭用的轻便小桌上。

他们又开始以“你”相称了，又像昔日的信中那样交换起对生活的看法来。

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一次操之过急：他把她的名字用大头针的针尖刻在一朵山茶花的花瓣上，夹在一封信中寄给了她。

两天以后，他收到她退回的花，没有任何评论。

费尔明娜·达萨无法不这么做，因为她认为这些都是小孩子的把戏。

尤其是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坚持回忆他在福音花园中阅读伤感诗句的那一个个下午她上学路上的那一个个藏信地点，以及杏树下那一堂堂刺绣课的时候，她更是如此以为。

她怀着内心的痛苦，试图让他回到他应在的位置，用一个夹杂在平常评论中的看似偶然的问题点醒他：“你为什么偏偏要说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呢？”后来，她又责怪他那永不会有结果的固执，责怪他不肯顺从自然让自己老去。

在她看来，这就是他常常堕入并迷失在回忆之中的原因。

她不明白，一个善于思考并以其思考让她获益良多，帮她减轻了寡妇生活的种种苦楚的男人，为何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时，却用那样一种幼稚的方式陷人到一团乱麻之中。

于是，两人的角色颠倒过来。

此时，反而是她尽力给予他展望未来的新的勇气，在信中写道：让时间流逝吧，我们会看到它究竟带来了什么。

他在一时的茫然间不知该如何破解这句话，要知道，他从来不是一个像她那样的好学生。

被迫卧床不动、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意识到时光飞逝，同时又要忍受想见她的疯狂渴望，这一切都在向他证明，他对跌倒的恐惧比他所预见的更加合情合理，也更具有悲剧性。

他第一次开始用一种理智的方式思考死亡的现实。

莱昂娜·卡西亚尼每两天来帮他洗一次澡，更换睡衣。

她为他灌肠，为他放好尿壶，为他在脊背的溃烂处敷上山金车花药膏，还遵照医生的嘱咐给他按摩，以免缺少活动让他患上其他更严重的疾病。

星期六和星期日，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来替换她。

这年的十二月，她就能获得教师学位了。

他答应她，由河运公司出钱，送她到阿拉巴马州的高等学府去。

这样做，部分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但更多的是为了逃避她尚没有找到方式提出的指责以及他欠她的一个解释。

他永远也想象不到她在寄宿学校里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在没有他的周末、没有他的生活中过得多么痛苦，因为他永远也想象不到她有多么爱他。

从学校寄来的官方信件中，他得知她由原来一贯的第一名跌至最后一名，在期末考试中还险些没有及格。

然而，他逃避了监护人的责任：他试图逃避自己的负罪感，因而没有向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的父母报告任何情况，也没有跟她本人谈过此事，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害怕，她会把他和自己学业上的失败牵连在一起。

于是，他对一切听之任之。

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在开始拖延自己的种种问题，期盼死亡能解决一切。

不仅这两个照顾他的女人，就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人也对自己的变化之大感到吃惊。

不到十年前，他还在家中的主楼梯后面突袭了一个女仆。

她当时穿着衣服站在那儿，而他竟以比菲律宾斗鸡还短暂的时间迅速让她受了孕。

他不得不赠给她一幢带家具的房子，才让她发誓说使她失去贞洁的罪魁祸首，是那个每逢星期日才见上一面、连吻都没吻过她、顶多算半个情人的男人。

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砍甘蔗的好手，强迫那小伙子跟她结了婚。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简直和过去判若两人。

两个在几个月前还令他爱得颤抖的女人，如今在他身上摸来摸去，把他翻过来又掉过去，给他全身上下涂满肥皂，又用埃及棉毛巾为他擦干身体，给他做全身按摩，可他却连一声神魂颠倒的叹息也没有发出。

对于他没有了欲望这事，两个女人各有各的解释。

莱昂娜·卡西亚尼认为这是死亡的前奏。

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则把它归为一个隐秘的缘由，但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她尚未琢磨清楚。

事实上，只有他知道真相，而这真相只有一个名字。

无论如何，这是不公平的：她们照顾着他，他享受着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她们却遭受着比他更大的痛苦。

仅仅三个星期二，就足以让费尔明娜·达萨察觉到自己有多想念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拜访。

她和一直来往的女伴们相处得不错，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离死去丈夫的习惯越来越远，而她们也相处得越来越愉快。

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去了一趟巴拿马，为的是治疗用什么办法都无法缓解的耳痛。

一个月后她回来了，疼痛大为减轻，但别在耳上的助听器反而使她听到的东西比以前更少了。

费尔明娜·达萨是她的朋友中最能忍受她答非所问的一个，这让她很受鼓舞，几乎每一天都随时可能出现在她家里。

但费尔明娜·达萨无法用任何人来取代她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度过的那一个个平静的下午。

并不像他坚持相信的那样，回忆并不能拯救未来。

恰恰相反，对过去的记忆更加坚定了费尔明娜·达萨的信念，那就是二十岁时的火热躁动是某种高贵而美丽的东西，但绝不是爱情。

尽管她率真到有些刻薄的地步，却也不愿亲自向他揭示这一点，无论是写信还是当面。

她也没有勇气告诉他，在认识到他笔下的那些思考多么具有抚慰心灵的奇迹作用之后，他信中那些伤感主义的言语听上去有多么虚伪，那些抒情诗似的谎言又会多么贬损他的价值，那样发了疯似的坚持要回到过去更会多么损毁他的事业。

不，他往昔的信中没有一行字，她自己那百无聊赖的青春中也没有片刻像此时这样，让她感受到没有他的星期二下午竟会如此漫长、如此孤独、如此不堪忍受，可事实的确就是这样。

有一次，她曾在单纯的冲动之下，把丈夫在某个结婚纪念日送给她的立式收音机发配到马厩里去。

她也想过要把它捐赠给博物馆，因为这毕竟是本城的第一台收音机。

在服丧的灰暗日子里，她决定不再使用它，因为像她这样姓氏高贵的寡妇，听任何一种音乐都有辱对死者的哀思，即便在私下里也不行。

可是，在度过了第三个孤独的星期二以后，她命人把收音机搬回了客厅。

她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像以前那样欣赏里奥班巴电台的伤感歌曲，而是想用古巴圣地亚哥电台催人泪下的小说连播打发一潭死水的时间。

这样做是明智的，因为自从女儿出生后，她便开始丢掉丈夫从新婚旅行起就努力在她身上培养的阅读习惯。

随着视力的逐渐衰退，她最终完全放弃了这个习惯，以至于好几个月里都不知道眼镜放到哪儿去了。

她迷恋上了古巴圣地亚哥电台的小说广播，每天都焦急地等待收听新的章节。

她偶尔也听听新闻，以便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

极少数单独在家的时候，她也会把声音调到最低，遥远而清晰地听一听圣多明哥的美瑞格舞曲和波多黎各的普莱纳舞曲。

一天晚上，她突然收到一个陌生电台，声音洪亮清晰，就像从邻居家里传来的。

通过这个电台，她听到一则令人心碎的消息：一对来到四十年前的故地重温蜜月旅行的老人，竟被载他们出游的船夫用桨打死了，为的是抢走他们身上带的钱：十四美元。

当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把刊登在本地一份报纸上的整件事情的始末讲给她听时，她的感触更深了。

警察发现两个老人是被活活打死的，女的七十八岁，男的八十四岁。

他们是一对秘密情人，四十年来一直一起度假，但各自都有幸福而稳定的婚姻，而且子孙满堂。

听小说连播时从未落过泪的费尔明娜·达萨，此刻却不得不强忍住哽在喉头的泪水。

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将这则消息的剪报寄给了她，但没有做出任何评论。

这并不是费尔明娜·达萨最后一次必须强忍住的泪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没有完成六十天的幽禁，《正义报》就在头版以最大的篇幅披露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之间可能存在的私情，还刊登了两位当事人的照片。

报纸推测了他们私通的种种细节、频繁程度和方式等等，还提到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的丈夫对此欣然接受，因为他更热衷于鸡奸自己蔗糖厂中的黑人。

用血红色的特大号印刷字体刊登出来的这篇报道，像一声灾难性的轰雷，震撼了本地早已四分五裂的贵族阶层。

事实上，报道中没有一行字是真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从单身时起就是亲密的朋友，结婚后依旧如此，但他们从不是情人。

无论如何，这篇报道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玷污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名誉，人们对他的回忆一致是充满敬意的，而是为了毁掉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的丈夫，他在上周刚刚被选为社交俱乐部的主席。

没过几个小时，丑闻就被平息了。

但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从此却再没去拜访过费尔明娜·达萨。

费尔明娜·达萨把此举视作她默认了自己的过错。

然而，接下来的事很快就表明，费尔明娜·达萨也没能逃脱她这个阶层所要面临的危险。

《正义报》残忍地攻击了她唯一脆弱的一面：她父亲的生意。

当初父亲被迫远走他乡时，她只了解到他那龌龊生意中的一小段插曲，还是加拉·普拉西迪娅告诉她的。

后来，乌尔比诺医生在和省长会面后向她证实了此事，但她仍然坚信，父亲是某桩卑鄙行径的牺牲品。

事情是这样的：两名政府警探带着搜查令出现在福音花园的家中，从上到下搜了个遍，都没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

最后，他们命令打开费尔明娜·达萨原来那间卧室中那个门上带镜子的衣柜。

当时，只有加拉·普拉西迪娅一个人在家，而她又无法通知任何人，于是就借口没有钥匙，拒绝打开衣柜。

这时，其中一个警探用左轮手枪的枪柄打碎了柜门上的镜子，结果发现镜子与木板之间的空隙里塞满了一百美元的假钞。

这是他们原先发现的一连串线索的终点，最终指向洛伦索·达萨，表明他是一桩巨大的国际交易的最后一环。

假钞做得很高明，居然带有真钞的水印：他们通过魔法般的化学手段抹掉了一美元纸币的票面，再将其印成一百美元的面值。

洛伦索·达萨辩解说，衣柜是女儿结婚后很久才买回来的，假钞应该是买来时就已经藏在里边了。

可警察却证实衣柜从费尔明娜·达萨上学时起就已经在那里，除了他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假钞藏到镜子后面去。

这就是乌尔比诺医生当时告诉妻子的所有情况，他向省长许诺，会把岳父送回老家，以遮盖丑闻。

但这一次，报纸上讲的要多得多。

报上说，在上个世纪那无数次内战中的一次，洛伦索·达萨曾是自由党总统阿吉莱奥·帕拉政府和一个名叫约瑟夫·科·科泽尼奥夫斯基的波兰人之间的牵线人。

这个波兰人混在挂法国旗的商船圣安东尼号的船员中间，在本地逗留了数月，试图做成一笔不清不楚的军火生意。

这位后来以约瑟夫·康拉德之名闻名于世的科泽尼奥夫斯基，不知怎么与洛伦索·达萨联系上了。

后者用政府的钱向他买下了这船武器，手中持有政府的委任状和正式收据，而且是用法定纯金支付的。

之后，据报上的说法，洛伦索·达萨声称那批武器在一次偷袭中丢失了，而那次偷袭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上，他是以实打实的双倍价格把武器卖给了正在与政府作战的保守党人。

《正义报》还说，洛伦索·达萨曾以很低廉的价钱买下了英国军队一船多余的靴子，那时正值拉法埃尔·雷耶斯将军组建海军的时期，单凭这一笔买卖，他就在六个月里把自己的财富翻了一番。

据报上说，这批货物到港时，洛伦索·达萨拒绝接收，因为运来的全都是右脚靴子。

可当海关按照当时的法律将货物拍卖时，他却又是唯一的参加者，于是，他只以一百比索的象征性价格买下了货物。

而几乎与此同时，他的一个同伙也在相同条件下买了一船进人里奥阿查港海关的左脚靴子。

两批靴子配成对后，洛伦索·达萨利用自己与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族的亲戚关系，把它们以百分之两千的利润卖给了新建的海军。

《正义报》最后说道，洛伦索·达萨上世纪末之所以离开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并非像他常常爱说的那样，是要为女儿的未来寻找更好的天空，而是因为他在进口烟中掺杂碎纸屑的勾当被逮了个正着。

他的手段极其精巧，就连最讲究的吸烟者也不会察觉到其中的骗局，他的生意因此十分兴隆。

报纸还披露了他与一家地下国际公司之间的联系。

这家公司在上世纪末利润最大的买卖便是从巴拿马非法引渡中国移民。

看起来，曾最令他名誉受损的可疑的骡子生意反倒成了他唯一做过的诚实买卖。

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带着仍在灼烧的后背走下床来，第一次用雨豆树做的硬木拐杖代替雨伞出门时，去的第一个地方便是费尔明娜·达萨的家。

他几乎认不出她来，在他面前的仿佛是一个备受摧残的陌生老妇，忿恨夺走了她活下去的欲望。

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放逐于世外般的养伤期间，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去看望过他两次，还把《正义报》的两篇文章给母亲带来的沮丧与绝望告诉了他。

第一篇文章几乎使她丧失理智，对丈夫的不忠和女友的背叛愤怒之极，甚至放弃了每月都找某个星期日去家庭墓地祭奠的习惯，因为只要一想到他在那只盒子里根本听不见她的大声咒骂，她就不禁怒火中烧：她是在和死人吵架。

她找愿意带话的人告诉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在和她上过床的那么多人中间，至少有一个男人，她也算有个安慰了。

至于有关洛伦索·达萨的报道，她不知道究竟哪一点最让她难过，是文章本身，还是自己这么晚才发现父亲的真正身份。

但这两者之一，或是两者一起，把她彻底击垮了。

那曾将她的面容衬得高贵无比、有着纯净的钢铁颜色的头发，此时变成了黄色的玉米须，美丽的母豹眼睛即使闪烁着愤怒的火花，也已失去昔日的光芒。

不愿再活下去的决心表现在她的一举一动之中。

很久之前，她就已放弃了抽烟的习惯，无论是把自己关在浴室里，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可如今，她竟当众抽起烟来，而且抽得十分放纵。

刚开始，她仍像从前喜欢的那样，抽自己卷的烟，但随后竟抽起从市场上买的最普通的烟来，因为她已没时间，也没耐心去卷了。

事实上，除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外的任何一个男人，见此情景都一定会自问，像他这样一个跛着腿、后背像被磨破了皮的驴子一样火辣辣疼的老人，像她那样一个除了死亡已不再渴望其他任何一种幸福的女人，未来究竟还能给他们带来些什么？但阿里萨不这样想。

他在灾难的瓦砾中找到了一线希望之光，因为他觉得，费尔明娜·达萨的不幸使她得到升华，愤怒使她更加美丽，对世界的怨恨使她恢复了二十岁时那桀骜的个性。

而她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感激刚刚又多了一个新理由，因为就在那两篇卑鄙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他给《正义报》发去了一封堪称典范的信，谈论报纸所应负的道德责任以及对别人应有的尊重。

该信未能得到发表，但他又把信的副本寄给了加勒比沿岸历史最悠久、态度也最严肃的一家报纸——《商业日报》。

他们把信醒目地刊登到头版上。

信上署的笔名是朱庇特，整封信文釆斐然，有理有据，一针见血，以至于人们认为它定是出自本省最杰出的某位作家之手。

那是汪洋大海中一个孤独的声音，但听上去是那么的深邃，一直传到遥远的地方。

无需别人指明，费尔明娜·达萨也知道信的作者是谁，因为她看出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见解，甚至看到了一句有关道德思考的原话。

因此，在她自暴自弃、心乱如麻的时候，还是怀着一种复苏的亲切接待了他。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独自一人在窗户街的卧室中，纯属偶然地发现了那些记录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思考的打字机信件的副本，以及费尔明娜·达萨手写的信件，就在一个没上锁的衣柜里。

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很高兴地看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重新登门极大地鼓舞了母亲。

可他妹妹奥菲利娅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她刚一听说费尔明娜·达萨与一个品行不那么端正的男人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友谊，便立刻搭乘最早一班运送水果的轮船从新奥尔良赶了回来。

从第一周起，她的惊恐就变成了一种危机感。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走进她家大门时对一切都很熟悉，随意自如，并且拜访一直持续到天黑后很久，其间不断传来两人的窃窃私语，偶尔还有像情人一样的短暂争吵。

在乌尔比诺·达萨医生看来，两位孤独的老人情投意合是件有益健康的好事，可她却认为，那是一种无异于秘密姘居的丑陋行为。

奥菲利娅一向是这个样子，她更像她的祖母布兰卡夫人，简直就像祖母的亲生女儿，甚至比女儿还像。

她和她一样出类拔萃，和她一样自命不凡，也和她一样依靠偏见生活。

她无法想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能有纯洁的友谊，就连五岁时都不可能，更何况八十岁。

在与哥哥的一次激烈争论中，她嚷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差和母亲一起钻到她那张寡妇床上去安慰她了。

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没有勇气和她对峙，从来如此。

但他的妻子为他解了围，平静地辩解道，任何年龄的爱情都是合情合理的。

奥菲利娅失去了控制。

“我们这个年龄的爱情已属荒唐，”她叫喊道，“到了他们那个年龄，那就是卑鄙！” 她义无反顾，坚持要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家中赶出去。

最终，她的话传到了费尔明娜·达萨的耳朵里。

她把她叫进卧室——当她想说一些不让女仆听见的话时就会这样做——让她把那些指责再说一遍。

奥菲利娅没有减缓语气，声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堕落行径尽人皆知，她敢肯定，他试图得到一种可疑的关系，而这会比洛伦索·达萨的胡作非为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天真冒险更加有损家庭清誉。

费尔明娜·达萨一言不发地听着，甚至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但等女儿一说完，她就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她又有了生命。

“我唯一感到难过的，是没有力气用鞭子抽你一顿，那是你应得的，为的是你的无礼兼恶毒。

”她说，“你现在马上给我滚出这个家，我以我母亲的遗骨发誓，只要我活着，你就休想再踏进这个家门。

” 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她收回成命。

奥菲利娅只好搬到哥哥家去住，并且从那里派来一位又一位德高望重的说客，转达了各种恳求。

但无济于事。

儿子的调停和女友们的介入都没能使她心软。

最后，她用她最好岁月里的精妙口才，对一直以来与她保持着某种庸俗默契的儿媳道出了心里话：“一个世纪前，人们毁掉了我和这个可怜男人的生活，因为我们太年轻；现在，他们又想在我们身上故伎重施，因为我们太老了。

”她用烟蒂点燃另一支香烟，将侵蚀着她五脏六腑的毒气彻底呼出体外。

“让他们见鬼去吧！”她说，“如果说我们这些寡妇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再也没人能对我们发号施令了。

” 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奥菲利娅最终确信她的一切请求都徒劳无用时，就回新奥尔良去了。

她从母亲那里唯一得到的，是允许跟她道别。

这是她再三恳求后，费尔明娜·达萨才答应的，但不允许她踏进家门：她已向母亲的尸骨发了誓，对她来说，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母亲的尸骨是唯一干净的东西。

在最初的几次拜访中，说起自己的轮船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向费尔明娜·达萨发出过正式邀请，请她沿河去做一次散心旅行。

而如果她愿意再坐一天火车，就可以到达共和国的首都，和同时代的大部分加勒比人一样，他们仍旧使用着首都在上世纪的旧名：圣菲。

但她心中还保留着丈夫的偏见，不想去认识那座冰冷阴暗的城市。

她曾被告知，那里的女人除了去望五点钟的弥撒，从不走出家门，既不能进冷饮店，也不能进公共事务场所；那里的街道每时每刻都挤满了送葬的队伍，而且从钉马掌的骡子的年代起，就一直下着绵绵细雨，简直比巴黎还要糟糕。

不过，她对河流有着强烈的兴趣，很想看看在沙滩上晒太阳的短吻鳄，还想在半夜被海牛那女人哭泣般的叫声惊醒。

但想到自己这把年纪，又是孤身一人的寡妇，她便觉得如此艰难的旅行并不现实。

后来，当她决心没有丈夫也要继续活下去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重提了他的邀请，她觉得可能性似乎大了一些。

再后来，由于跟女儿大吵一架，再加上父亲所受的侮辱、对死去丈夫的怨恨，以及对卢克雷西·德尔雷亚尔虚伪恭维的愤怒一多年来，她一直视她为最好的朋友——这一切都让她痛心不已，她甚至觉得自己在家里已是个多余的人。

一天下午，她喝着那种用世界各地的叶子泡出的茶，望了一眼院中的泥塘，那棵带给她不幸的树再也不会长出新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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