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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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3/3)

撒时便感到危机四伏。

空气中的潮湿让她惶恐，接着又发现天空阴沉，气压很低，甚至连海平线都看不见了。

尽管出现这些不祥的征兆，她在望弥撒时碰见的天象观测台台长却提醒她，在本城多灾多难的历史当中，即便在最严酷的冬天，圣神降临节这天也从来没下过雨。

然而，十二点的钟声刚刚敲响，正当很多客人在露天开始品尝开胃酒时，一声孤独的霹雳震颤了大地，一阵从海上席卷而来的恶风掀翻了桌子，把篷布吹到了天上，灾难性的暴雨倾泻而下，天仿佛塌了下来。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他在路上碰见的最后一拨客人一起，终于在暴风雨的混乱中艰难到达。

他本想和那些客人一样，下车后踩着一块块石头，跳着跃过一片汪洋的院子冲进屋去，但最终还是难堪地被堂桑丘的伙计们遮在一顶黄色帆布的华盖下，用胳膊抱了进去。

七零八落的桌子已经被尽可能完善地重新安置在室内，就连卧室也摆满了，而客人们没有做出丝毫努力来掩饰他们那副落难的模样。

屋里热得像船上的锅炉房一样，因为所有的窗子都关上了，以免雨水被风斜吹进来。

在院子里时，桌上每一个位置都摆放着写有宾客姓名的卡片，并且按照习惯，一侧是男士，另一侧是女士。

但到了屋里，名签被混在一处，众人只得随便找个地方坐下，这场人力不可抗拒的天灾造成了男女混坐的局面，破天荒头一遭地打破了我们的社交迷信。

在这场灾变中，阿敏塔·德奥利维利亚仿佛时时刻刻都无处不在似的。

尽管头发被淋得透湿，华美的衣服上也溅满了泥点，但她从容地承受着这场不幸，脸上始终挂着从丈夫那里学来的不可战胜的微笑，不让厄运有片刻得意的机会。

她靠着和她在同一个熔炉里锻造出来的女儿们的帮助，尽可能地重新安置了主宾席，让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坐到正中间，大主教奥布杜利奥·雷依坐在他的右首。

费尔明娜·达萨则像往常一样紧挨着丈夫落座，因为她担心他会在午宴上睡着或是把汤洒在翻领上。

对面的位子坐着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

他已年过半百，略带女人气，保养得非常好，那股子爱热闹的劲头与他精湛的医术毫不相称。

主桌的其余位置都被省市要员占满了，还有一位前一年的选美皇后，省长挽着她的手臂，把她安排在自己身边。

尽管当地并没有习惯要求来宾的穿着，更何况这还是一次乡间宴会，但女人们个个都身着晚礼服，佩戴着全套的珠宝首饰，而男人们大部分身穿深色礼服，打着黑色领带，有的还穿上了呢子长礼服。

只有那些见过世面的人才会穿日常的服装，这其中就包括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

在每一个座位上，都有一份烫着金边的法文菜单。

奥利维利亚夫人担心闷热难耐，走遍整个屋子恳求客人们在用餐时脱掉外套，但没有谁敢率先轻举妄动。

大主教提醒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午宴：在这里，自独立以来一直把国家弄得血雨腥风的内战双方，头一次抚平创伤，摈弃仇恨，坐到了同一张桌子上。

这种想法颇合那些激情澎湃的自由党人，尤其是年轻党员的意，在保守党独揽大权四十五年之后，他们终于选出了一位自己党派的总统。

乌尔比诺医生却不以为然：他完全不觉得一位自由党总统和一位保守党总统有何不同，最多是前者的衣着稍差一点。

但他不想反驳大主教，尽管他本想向他指出，午宴中的所有人之所以来到这里，并非由于他们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的家世，而后者向来都是凌驾于政治的动荡和战争的恐怖之上的。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才会座无虚席。

暴雨骤然停息，就像它突然开始那样。

太阳立刻炽热地燃烧起来，万里无云。

只是刚才的暴风雨太过猛烈，有几棵大树被连根拔起，泛滥的积水把院子变成了沼泽。

最大的灾难发生在厨房。

有几个烧柴火的炉灶是用砖在后院里露天搭建的，厨师们没来得及把上面的锅从大雨中抢救出来。

他们紧张地忙乱了好一阵儿，才把被大水淹了的厨房清理干净，并在后廊上临时架起了几个新炉灶。

不过等到下午一点，紧急情况已经解决，只差由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嬷嬷们负责的饭后甜点了，她们原本承诺会在十一点之前送达。

大家担心皇家公路旁的溪水又漫上来，就像在不太冷的冬天那样，果真如此，那甜点便不可能在两小时内送来了。

雨刚一停，窗子就马上打开，被暴雨中的硫磺清洁过的空气吹进来，屋里一下子变得清爽了。

随后，乐队奉命在门廊的露台上演奏节目单上的华尔兹舞曲，但他们唯一起到的作用却是加剧了人们的躁动，因为铜管乐器发出的声响回荡在整座房子里，人们不得不大声叫嚷才能交谈。

阿敏塔·德奥利维利亚已经厌倦了等待，微笑得快要落泪，于是下令立即上菜。

接下来轮到艺术学校的乐队演奏。

在为最初的弦律争取来的一阵表面的肃静中，一曲莫扎特的《狩猎》缓缓响起。

尽管人们的说话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嘈杂，也尽管堂桑丘的黑人仆役们端着一盘盘热气腾腾的菜肴在餐桌间挤来挤去、磕磕碰碰，乌尔比诺医生却始终能保持一条畅通的渠道，把所有曲目听完。

他集中精力的能力一年不如一年，甚至下棋时都必须把每一步记录在纸上，才能知道自己走到哪儿了。

然而，他竟仍然能够在进行一场严肃交谈的同时，不错失音乐的旋律，尽管还没有达到他的一位挚友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mdash&mdash他在奥地利结交了一名德国管弦乐队的指挥，能够一边听着《唐豪瑟》，一边看《唐璜》的乐谱。

第二首曲子是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乌尔比诺医生觉得他们把戏剧性表现得过于肤浅了。

他一边透过餐具和盘子发出的新一轮噪音，艰难地听着演奏，一边把目光落到一位正向他微微点头致意的面色微红的年轻人身上。

无疑，他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但又想不起究竟在哪里。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特别是对人名，即便是那些他最熟悉的人，而对过去听过的某段旋律也常常如此。

这给他带去了极大痛苦，某天夜里，他甚至宁愿死掉，也不愿忍受失忆的煎熬直到天亮。

正当他又差点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时，一道仁慈之光照亮了他的记忆：这个年轻人去年曾做过他的学生。

他很惊讶在这里见到他，在这个被拣选者的王国里。

可奥利维利亚提醒他，那是卫生部长的儿子，来这里准备法医论文的。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高兴地向他挥手致意，年轻的医生站起身，鞠躬回礼。

但无论那时还是以后，乌尔比诺医生从未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就是那天早上和他一起在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家的实习医生。

由于再一次战胜了衰老，他感到轻松了许多，陶醉在最后一支曲子那清澈而流畅的抒情旋律中，虽然他并没有听出是什么曲子。

后来，乐队中年轻的大提琴手告诉他，那是一首加布里埃尔·福雷的弦乐四重奏。

乌尔比诺医生一直十分关注欧洲的新鲜事物，但这位作曲家的名字他甚至听都没听人说起过。

费尔明娜·达萨像往常一样时刻留意着他，特别是看到他当众陷入沉思时。

她停止用餐，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上，将他拉回现实，对他说：&ldquo别再想那件事了。

&rdquo乌尔比诺医生茫然失神地冲她笑了笑，在这时，他才再次想起那件她所担心的事。

他想起了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仿佛看见他此刻正穿着那身假军装，戴着那些道具勋章，躺在棺材里，暴露在墙上照片里孩子们指责的目光下。

他转过身，把自杀事件告诉大主教，可大主教早已经知道了。

大弥撒一结束人们就议论纷纷，大主教甚至接到了赫罗尼莫·阿尔戈特将军的申请，代表所有加勒比流亡者请求把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安葬在圣地。

大主教说：&ldquo我认为这申请本身就是缺乏敬意的表现。

&rdquo接着，他又用更具一点儿人情味的口吻问医生，是否有人知道自杀的原因。

乌尔比诺医生则用一个自认为瞬间发明但准确无误的词回答了他：衰老恐惧症。

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身边几位客人身上的奥利维利亚医生，此刻稍稍怠慢了他们，加人到老师的谈话中来。

他说：&ldquo现在还能碰见不是因爱情而自杀的人，真是遗憾。

&rdquo乌尔比诺医生见爱徒的想法竟和自己如出一辙，并没有感到惊奇。

&ldquo而且，最糟的是，&rdquo他说，&ldquo他用的是氰化金。

&rdquo说这话时，他感到对死者的同情再次战胜了那封信带来的痛苦，对此他并不感谢妻子，而是感谢音乐的奇迹。

于是，他向大主教说起这位他在对弈的漫长下午认识的世俗圣人，说起他用自己的艺术为儿童的幸福所做的奉献，说起他对一切世事罕见的博学，以及他那简朴的生活习惯。

说着说着，医生自己突然也对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那纯洁的灵魂惊讶不已，这种纯洁早已彻底地将他同他的过去割裂开来。

随后，医生又向市长提议，应当买下摄影师所有照片的底片，以把一代人的形象保存下来&mdash&mdash或许这代人在照片以外再也无法获得幸福，但这座城市的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

大主教对一位有教养的天主教战士竟会将一个自杀者称为圣徒感到十分恼火，但他赞同留存底片的提议。

市长想知道该向谁去购买底片。

乌尔比诺医生的舌头被秘密之火灼烧着，但他咬紧牙关，没有把底片的秘密继承人说出来。

他说：&ldquo我来负责此事。

&rdquo并为自己对那位女士保持了忠诚而感到释然，因为就在五小时前，他还鄙视过她。

费尔明娜·达萨看出了这点，她低声让他保证会去参加葬礼。

当然会去，他轻松地说，责无旁贷。

宴会上的讲话简短而浅白。

管乐队开始转为通俗风格，演奏起节目单上没有的曲子来。

宾客们在露台上散着步，等待着堂桑丘餐厅的伙计们把院子里的积水排干，然后看谁有兴致跳上一曲。

唯有主宾席的客人们还留在大厅里，正为在最后祝酒时把小半杯白兰地一饮而尽的乌尔比诺医生喝彩。

谁也不记得他曾有过这样的举动，平常，只有为了搭配极为特殊的菜肴，他才会偶尔喝上一杯上好的葡萄酒。

但那天下午，心情使然，他的懦弱被很好地弥补了：过了那么多、那么多年之后，他终于再一次有了唱歌的兴致。

若不是因为一辆崭新的汽车突然到来，他无疑会应自告奋勇为他伴奏的年轻大提琴手的邀请高歌一曲。

汽车穿过泥泞的院子，溅了乐师们一身泥浆，并用它那鸭子叫似的喇叭声，把围栏里的鸭子惊得一阵乱叫，最终停在了门廊前。

马可·奥雷里奥·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妻子一边笑得前仰后合，一边从车上走下来，四只手各端着一个用镂空花边布盖着的托盘。

还有很多同样的托盘放在车里副驾驶的位置上，一直摆到了司机脚边。

原来，这些就是迟来的餐后甜点。

在众人的掌声和亲切的哄笑声停息后，乌尔比诺·达萨医生一本正经地解释道，圣克拉拉修道院的修女们在下雨之前就请他帮忙把甜点带过来，但他开上皇家公路后又折了回去，因为有人告诉他，他父母家中失火了。

还没等儿子把话讲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便大惊失色。

但妻子及时提醒他，是他自己把消防员叫去抓鹦鹉的。

尽管大家都已经喝过了咖啡，但阿敏塔·德奥利维利亚容光焕发，决定让客人们再去露台上享用餐后甜点。

不过，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妻子没有去，因为几乎已经不剩什么时间能让他在葬礼前睡上他那神圣的午觉了。

他终究还是睡了，但睡得很短，而且很糟，因为回家时，他发现消防员造成的灾害不亚于一场火灾。

他们为了吓唬鹦鹉，用高压水管把一棵树冲得光秃秃的，还有一股水流瞄错方向，射进了主卧室的窗子，对家具和墙上那些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祖先画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坏。

邻居们听见消防车的鸣笛，还以为发生了火灾，纷纷从家中赶来。

幸好，学校星期日关门，这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混乱。

当消防员们发现，即使站在加长梯上也仍旧够不到鹦鹉时，便开始用砍刀砍断树枝。

幸亏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及时出现制止，他们才没有连树干都一并砍倒。

他们留下话说，五点钟后还会回来，看到时是否需要他们继续修剪枝叶。

出门时，他们把内阳台和客厅踩得满是泥巴，还弄破了费尔明娜·达萨最爱的一块土耳其地毯。

而最糟的是，这一切灾难性的破坏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大家普遍认为，鹦鹉已经趁乱逃到邻居家的院子里去了。

的确，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又在树丛中找了好一会儿，却始终都没有得到鹦鹉用任何语言做出的回应，就连吹口哨和唱歌也无济于事。

他认定它丢了，快到三点时才回去睡觉。

上床前，他去小便，还快乐地闻到他那被温热的芦笋净化了的尿液中那种神秘花园的芬芳。

他被悲伤惊醒了。

不是上午他站在朋友尸体前的那种悲伤，而是一种无形的伤感迷雾，在午觉后充斥着他的灵魂。

他将之理解为一种神谕，预示他正在度过自己一生中最后的几个下午。

五十岁前，他从未感觉过自己各个内脏器官的大小、重量和状态。

但五十岁后，慢慢地，每天午觉后他闭着双眼躺在那里，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感觉到它们存在于自己体内，甚至能感觉到他那不眠不休的心脏的形状，以及他那神秘的肝脏和密封的胰脏。

他逐渐发现，周围就连最老的人也比他小，在他们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代人中，他已经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当他发现自己开始健忘，便求助于在医学院时从一位老师那里听来的方法：&ldquo没有记性的人，便靠纸来代替。

&rdquo然而，这不过是个短暂的幻想，因为到最后，他连兜里那些纸条们究竟想说些什么都忘了。

他会戴着眼镜却满屋子找眼镜，锁上门后又把钥匙转回来，看书时也会丢掉线索，因为忘了情节的前因后果或人物间的关系。

而让他最不安的，是他无法再信任自己的理智：他感到自己正逐渐失去判断力，陷人不可抗拒的灾难之中。

尽管没有科学根据，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仅凭经验就知道，大部分致命的疾病都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却没有一种像衰老这样独特。

这种味道他在解剖台上开膛破肚的尸体中察觉得到，甚至在那些极好地掩饰了年龄的病人身上也辨认得出，在自己衣服上的汗气和妻子熟睡时毫无戒备的呼吸中，他也闻得到。

若非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老基督徒，或许他也会赞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看法：衰老是一种不体面的状态，应当及时制止。

唯一的一点安慰&mdash&mdash即便是对他这样一个曾是床上好手的男人来说&mdash&mdash就是性欲缓慢而又仁慈的消亡：性的平静。

八十一岁时，他仍旧足够清醒地意识到，把自己拴在这个世界上的，仅剩下几根细细的丝线，睡梦中简单地改变一下姿势都可能让它们毫无痛苦地断开。

而如果说，他还在尽可能地维持它们，那完全是出于在死亡的黑暗中找不到上帝的恐惧。

费尔明娜·达萨一直忙着收拾被消防员毁得一塌糊涂的卧室。

快到四点钟时，她让人给丈夫送去一杯他每日都喝的加碎冰块的拧檬水，并提醒他该穿好衣服去参加葬礼了。

这天下午，乌尔比诺医生的手边有两本书：亚历克西·卡雷尔的《人体未解之谜》和亚克塞尔·蒙特的《圣米歇尔的故事》。

后一本书的书页尚未裁开。

乌尔比诺医生吩咐厨娘蒂戈娜·帕尔多把他忘在卧室里的象牙裁纸刀取来。

刀子取来时，他正在读《人体未解之谜》中用信封夹着的那一页：只差几页，这本书就要读完了。

由于头部隐隐作痛，他读得很慢，他将这如河流一般连绵曲折的头痛归咎于最后碰杯时的那小半杯白兰地。

在阅读间隙，他不时地呷上一口柠檬水，或是慢慢嚼上一块冰。

他已经穿好了袜子，但衬衫还没有装上假领，绿色条纹的松紧背带也还耷拉在腰身两侧。

一想到要换衣服去参加葬礼，他就心烦不已。

他很快停止了阅读，把手上的书放到另一本书上，然后靠在藤条摇椅上慢慢摇晃，心情沉重地看着一片汪洋的院子，以及院子里的香蕉树丛、被砍得光秃秃的芒果树、雨后出现的飞蚁和又一个一去不返的下午所释放出的短暂而华美的光辉。

他都已经忘了自己曾经拥有一只帕拉马里博鹦鹉，他曾像爱一个人一样爱它，但突然，他听见它的说话声：&ldquo皇家小鹦鹉。

&rdquo声音很近，几乎就在他身边，随即，他在芒果树最低的树枝上看到了它。

&ldquo不知羞耻的家伙！&rdquo他对它喊道。

而鹦鹉用一模一样的声音反驳道：&ldquo你更不知羞耻，医生。

&rdquo 他一边目不转睛地继续和它说话，一边小心翼翼地穿上短靴，以防吓跑它。

他把两条背带搭在肩上，来到满是泥泞的院子里，走下露台的三级台阶时，他用手杖试探着，以免绊倒。

鹦鹉没有动。

它站得很低，于是他把手杖伸过去，好让它像往常一样站到银手柄上来，可它却躲开了。

它跳到相邻的树枝上，虽然高了一些，但更容易够到了，因为家里的梯子在消防员来之前就支在那儿了。

乌尔比诺医生估摸了一下高度，认为只需登上两级，就能够到它了。

他登上第一级，嘴里唱着表示友好的歌，用来分散这只不听话的动物的注意力。

鹦鹉没有跟唱，只是重复着歌词，并在树枝上往远处横挪了几步。

他用两手抓牢梯子，没费劲就登上了第二级。

鹦鹉开始完整地唱起整首歌来，没有挪地儿。

他爬上第三级，接着又爬上第四级，因为他错误地估计了树枝的高度。

接着，他左手紧紧地握住梯子，右手则试探着去抓鹦鹉。

老女仆蒂戈娜·帕尔多走过来提醒他葬礼就要迟到了，却看见梯子上一个男人的背影，要不是那两条绿色条纹的松紧背带，她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乌尔比诺医生。

&ldquo至圣的上帝啊！&rdquo她喊道，&ldquo您会摔死的！&rdquo 乌尔比诺医生抓住鹦鹉的脖子，发出一声胜利的感叹：总算好了。

但随即又放开了它，因为梯子在他脚下滑了出去。

他在空中悬留了片刻，意识到自己来不及领受圣体，来不及为任何事忏悔，来不及向任何人告别就要死掉了，死在圣神降临节的星期日下午四点零七分。

费尔明娜·达萨正在厨房里品尝晚餐的汤，忽然听见蒂戈娜·帕尔多的一声惨叫和仆人们的骚乱，紧接着是邻居们的喧闹。

她丢下尝汤的勺子，拖着她这个年龄不可战胜的沉重身躯，尽可能快地跑了出去，疯了似的叫喊着&mdash&mdash尽管她还不知道芒果树的枝叶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看到丈夫仰面朝天地躺在泥水之中，她的心仿佛要爆裂一般。

丈夫已经奄奄一息，但还在坚持与死神这致命的一击做着最后一分钟抗争，好让她及时赶来。

要这样撇下她独自离去，他感到无比痛苦，透过泪水，他在慌乱的人群中认出了她。

他诀别地看了她最后一眼，在两人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她从未见过他的眼神如此闪亮，如此悲痛，而又如此充满感激。

他用尽最后一口气，对她说道： &ldquo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

&rdquo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死是值得纪念的，这无可非议。

刚从法国学成归来，他就运用全新的有力手段，制止了本省最后一次霍乱的流行，由此声誉传遍全国。

前一次霍乱流行时他还在欧洲。

那次疫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造成了四分之一城市居民的死亡，其中就包括他的父亲，一位同样受人尊敬的医生。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靠着迅速获得的声望，并从家产中捐赠出可观的数目，创建了医学协会，这是加勒比各省开办的第一家医学协会，而且在很多年内都是唯一的一家，乌尔比诺医生担任协会的终身主席。

他督促建设了城里的第一条高架水渠、第一个下水道系统，还建起了有篷顶的市场，使原本垃圾成堆的灵魂湾符合了卫生标准。

此外，他还是语言学院和历史学院的主席。

而由于他对教会做出的贡献，耶路撒冷拉丁教长封他为圣墓骑士团骑士。

法国政府则授予他指挥官级别的荣誉军团勋章。

他是本城所有宗教团体和市民团体的积极支持者，特别是爱国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由具有影响力且没有政治利益的市民组成，以在当时来讲相当大胆的进步思想对政府和商界施加压力。

在这些想法中，最值得纪念的莫过于一次浮空气球试验。

首次气球飞行就把一封信带到了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比人们最终把航空通邮视作一种理性的可能要早得多。

成立艺术中心也是医生的主意。

后来，艺术中心又在同一座房子里开设了艺术学校，至今还屹立在那里。

另外，很多年来，他都是四月花会的赞助者。

看似不可能在一个世纪里办到的事，只有他办到了，即重建从殖民时期起就变成了斗鸡场和公鸡饲养场的喜剧剧院。

那是一次壮观的市民运动高峰，本城各界人士无一例外地参与了这次全民总动员，很多人认为它堪称伟业。

最终，焕然一新的喜剧剧院举行了落成典礼，尽管当时剧院里还没有座椅和灯光，来看演出的人不得不自带座椅和供场间休息时照明用的灯具。

剧院照搬了欧洲人那套盛大的首演礼仪，贵妇们利用这个机会在加勒比的伏天里炫耀她们长长的礼服和皮大衣。

但同时，剧院也不得不允许仆人进人，以便让他们搬座椅和灯具，并带上他们认为必要的吃食，以应付无休无止的演出：要知道，有的节目甚至会演到次日首台弥撒的时候。

首季度的演出由一个法国歌剧团拉开序幕。

剧团管弦乐队中的一把竖琴让人大开眼界，而令人无法忘怀的荣耀，则属于剧团中一位土耳其女高音，她拥有完美无瑕的嗓音和戏剧天赋，赤着脚演唱，脚趾上还戴着贵重的宝石戒指。

一盏盏椰油灯散发出浓浓的烟雾，从第一幕起，人们就几乎看不清舞台，歌手们也因此走了音，但城中的记者巧妙地忽略了这些微不足道的瑕疵，赞颂了值得纪念的东西。

无疑，这堪称乌尔比诺医生最富感染力的一次倡议，戏剧热甚至感染到本城那些最意想不到的阶层，由此产生了一代形形色色的特里斯坦们和奥赛罗们、阿依达们和齐格弗里德们。

不过，热潮也从未达到过乌尔比诺医生所期待的那种极端程度，即见到意大利派和瓦格纳派在幕间休息时棍棒相见，大打出手。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不接受任何官方职位，虽然有人经常无条件地提供给他这样的机会。

他向来无情地批评那些依靠职业威信爬上政治高位的医生。

尽管他一直被视作自由派，选举中也通常会把票投给自由党人，但他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传统而非信念。

在那些显赫家族中，他或许是唯一一个遇到大主教华丽的四轮马车经过时会在街上跪下来的人。

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主张为了国家的利益，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应该彻底妥协。

然而，他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特立独行却让任何一方都不把他当自己人：自由党视他为山洞里的哥特人，保守党则认为他基本上算是共济会成员，而共济会的人不接受他，认为他是为罗马天主教廷服务的秘密教士。

那些不那么刻薄的批评者则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当民族在无休止的战争中倾流鲜血之际，却依旧醉心于四月花会的贵族而已。

只有两件事似乎与他的这一形象不符。

第一件是他把家搬到了暴发户的居住区，离开家族居住了一个多世纪的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

另一件则是他和一位既没有高贵姓氏也没有万贯家产的平民姑娘结了婚，这位姑娘曾被那些有着一长串姓氏的夫人们背地里嘲笑了很久，直到她们最终折服，承认她的出众和品行比她们所有人都要胜过数倍。

乌尔比诺医生对于他的公众形象在这些以及其他很多方面所受的微词一直十分清楚，而且他比谁都明白，自己是这个濒临灭绝的姓氏最后的一位主角。

他的两个孩子是家族的终结，而且没有任何闪光之处。

儿子马可·奥雷里奥和他一样是个医生，与家族历代的长子一样毫无建树，而且现已年过五十，膝下却连一儿半女都没有。

唯一的女儿奥菲利娅嫁给了一个人品不错的新奥尔良银行职员，现在已经到了更年期，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

虽然家族的血统在历史的长河里就此消亡令乌尔比诺医生痛心不已，但对于死亡，他最担心的，还是费尔明娜·达萨失去他后的孤独生活。

总而言之，这场悲剧不仅震动了医生的家人，而且感染了平民百姓。

他们纷纷来到大街，幻想一睹医生的风采，哪怕那风釆只是一种传说。

全城宣布哀悼三天，公共机构降半旗，所有教堂的钟声都响个不停，直到家庭墓地的墓穴被封上为止。

艺术学校的一班学生为遗体做了一个面部模型，打算以此为模子塑造一尊真人大小的半身像，但最后又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大家都认为真实地塑造这最后一刻的惊恐有失庄重。

一个前往欧洲恰好途经此地的知名画家用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手法画了一幅巨大的油画，画中乌尔比诺医生站在梯子上，定格在伸手去抓鹦鹉的那个死亡瞬间。

唯一和冷酷的现实不符的是，他没有穿无领衬衫，也没有戴绿色条纹背带，而是头戴常礼帽，身着黑色呢子长礼服外套，这个形象参考自霍乱时期一份报纸上的插图。

这幅油画在悲剧发生几个月后就展出在&ldquo金丝&rdquo商店宽敞的长廊里，为的是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因为&ldquo金丝&rdquo是一家卖进口物品的商店，全城人都会光顾，络绎不绝。

之后，油画又出现在所有自认为有义务纪念这位杰出人士的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墙上。

最后，它被挂在了艺术学校，那里还为医生举行了第二次葬礼。

而多年以后，同样是那里的美术系学生把油画搬出学校，作为某个令人厌恶的时代和某种美学的象征，在大学广场上一把火烧掉了。

从成为寡妇的第一刻起，费尔明娜·达萨便没有表现得像丈夫担心的那样无依无靠。

她下了不可动摇的决心，不允许用丈夫的遗体为任何事业谋取利益，甚至对共和国总统在唁电中发出的命令也不予理会，即把遗体置于棺木中，停放在省政府的大厅里供人瞻仰。

她以同样的冷静反对在教堂守灵，但由于大主教亲自提出请求，她同意在举行为亡者祈祷的葬礼弥撒时将遗体停放在教堂里。

甚至当儿子被各种请求弄得不知所措，出面说项时，费尔明娜·达萨仍旧毫不动摇地坚持着她的乡土观念：死者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他的家人；他们将在自己家里，喝着苦咖啡、吃着奶酪饼为他守灵，并且每个人都有想怎么哭就怎么哭的自由。

他们将免去传统的九日守夜礼，下葬后就紧闭大门，除了接待最亲近的来访者，否则不会敞开家门。

家里笼罩在一片丧葬的气氛之中。

所有贵重物品都被妥善地保管起来，墙上光秃秃的，只剩下一幅幅绘画曾挂在那里的痕迹。

自家的和从邻居家借来的椅子靠墙放着，从客厅一直摆到卧室。

大家具都被搬走了，只留下一架三角钢琴蒙着白布躺在角落里，空旷的房间仿佛没有边际，声音像幽灵似的回荡着。

在书房中央，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德拉卡列的遗体躺在他父亲的写字台上，没有棺木，脸上凝固着那最后的惊恐，身穿黑色披风，佩戴着圣墓骑士团战斗的长剑。

在他旁边，全身孝服、颤颤巍巍、但自制力仍然很强的费尔明娜·达萨接受着吊唁，毫无失态之举，甚至都没有移动过身子，直到次日上午十一点。

那时，她站在门廊上，挥挥手帕，说一声&ldquo再见&rdquo，送别了丈夫。

自从听见蒂戈娜，帕尔多在院子里的喊叫声，看见心爱的老头儿在泥水里垂死挣扎，到如今她能恢复如此自控的状态实属不易。

起初她的第一反应是仍有希望，因为丈夫还睁着眼，而且他眼中那四射的光芒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

她恳求上帝能够给她哪怕片刻的时间，好让丈夫在离去之前知道，无论两人间有过什么样的猜疑，她始终是那么爱他。

她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强烈愿望，希望能与他从头再来，重新开始生活，好让两人把所有没说出口的话都告诉对方，把所有过去做错了的事重新做好。

但面对毫不让步的死神，她只得投降。

她的痛苦化作一股对世界、甚至对自己的盲目怒火，而这反而给她注入了自控的力量和独自面对孤独的勇气。

从那时起，她心头没有片刻安宁，但她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任何表情泄露出内心的痛苦。

唯有那么一瞬间她身不由己地流露出某种凄楚，那就是星期日晚上十一点钟，人们把那口只有主教才有资格使用的棺材抬走的时候。

棺木散发出轮船上那种萨波林油漆的味道，配有铜制把手，衬里是带夹层的丝绸。

乌尔比诺·达萨医生下令立即盖棺，因为天气热得难以忍受，那许许多多鲜花散发出的气味使得整个家里的空气都稀薄了，而且他隐约在父亲脖子上看到了最初的紫色斑痕。

沉静之中，一个漫不经心的声音说道：&ldquo活到这把年纪，人还在的时候就已经腐烂一半了。

&rdquo盖棺前，费尔明娜·达萨摘下结婚戒指，把它戴在了亡夫手上，然后把自己的手盖在他手上，就像往常发现他在公共场合信口开河时一样。

&ldquo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rdquo她对他说。

隐身在众多社会名流中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突然感到体侧仿佛被刺了一刀。

费尔明娜·达萨在第一批吊唁者的混乱中没有认出他来，尽管在那个慌乱的晚上，没有人比他出现得更及时，也没有人比他更尽力。

是他把人满为患的厨房安排得秩序井然，让咖啡供应充足。

当从邻居家借来的椅子不够用时，是他找来更多的椅子；当屋里的花圈堆得多一个也放不下时，又是他让人把余下的都放在院子里。

他忙前忙后，留意不让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家的客人缺少了白兰地。

这些客人在二十五周年庆典的高潮时听闻噩耗，惊慌失措地赶来，围坐在芒果树下继续他们的欢闹。

当逃跑的鹦鹉昂着脑袋，张着翅膀，大半夜出现在客厅中时，全屋人都不寒而栗，认为那是被悔恨所驱使，唯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知道如何及时应对。

他一把抓住鹦鹉脖子，让它来不及叫出任何一句愚蠢的口号，便被关进一个盖着布的笼子，带到了马厩。

他就这样打理着一切，那般地谨慎有效，谁也没有认为他是在干涉别人的家事，恰恰相反，在这个家庭处于危难的时刻，他的所作所为被视作一种让人无以为报的帮助。

一如看上去的那样：他是一个乐于助人且举止稳重的老人。

他身体硬朗挺拔，皮肤是褐色的，汗毛稀少，银色金属架的圆眼镜后面藏着一双充满渴望的眼睛，唇上留着浪漫的小胡须，胡子尖上涂着胶，虽然这种做法已有些过时。

他把最后几绺鬟发向上梳起，用发蜡粘在光亮的脑壳中央，以此作为解决完全秃顶的最终办法。

他那天生的文质彬彬和忧郁的气质能让他迅速地赢得好感，但也往往被视作一个顽固的单身汉身上的两种可疑品质。

为了不让人察觉在刚刚过去的三月他已达七十六岁高龄，他花了很多金钱，也费了很多心思，并付出了坚毅的努力。

作为一个仍处在孤独中的灵魂，他坚信自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默默爱得更深。

尽管六月热得如同地狱，但在乌尔比诺医生去世的那天晚上，他始终都穿着自己刚刚听到消息时穿的那身衣服。

他平时也总是这身打扮：配有背心的深色呢子外套，赛璐珞衣领上系着一条丝带，一顶毡帽，手里一把兼作拐杖的黑绸雨伞。

但当天蒙蒙亮时，他从守灵的地方消失了两个小时。

而伴随着第一缕阳光，他又神采奕栾地回来了，胡子刮得整整齐齐，身上散发着沐浴露的馨香。

他换上了一件黑色呢子长礼服，这样的衣服他平时已经不穿了，只有参加葬礼和复活节圣周活动时才穿。

他没有打领带，而是在翼领上打了一个艺术家式的蝴蝶结，头上戴了一顶常礼帽。

他仍旧带上了雨伞，但这次并不仅仅是出于习惯，而是他确定当天十二点以前就会下起雨来。

他把可能下雨的事告诉了乌尔比诺·达萨医生，看他是否可以把葬礼提前。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来自航运世家，本人就是加勒比河运公司的董事长，可以说对预测天气十分在行，因此他们也的确尝试这么做了。

但实在是没有办法在政界、军界、公共和私人团体、军乐队和艺术学校的乐队、各教会学校和宗教团体间进行及时协调，因为大家本已商定在十一点举行葬礼。

于是，这场预计将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的葬礼最终被一场毁灭性的暴雨浇得七零八落，狼狈不堪。

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晔啦哗啦地踩着泥泞，最终到达乌尔比诺医生家的墓地。

墓地被一株殖民时期的木棉守护着，它那繁茂的枝叶一直延伸到围墙之外。

就在这同一片树荫下，在墙外的一小块专门用来埋葬自杀者的土地上，加勒比的流亡者们前一天下午刚刚安葬了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并且按照他的遗愿，把狗葬在了他身边。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最终到达墓地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他连内衣都被淋透了，惊恐万分地回到家，担心自己会染上肺炎，让这么多年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地保护身体的努力付之东流。

他让人为自己准备了一杯加白兰地的热柠檬水，坐在床上用它冲服了两片阿司匹林，然后裹在羊毛被里出了一身大汗，直到恢复了体力。

再次回到守灵处时，他感到精神饱满。

费尔明娜·达萨重新执掌起家务来。

家里已经打扫过，准备接待客人。

书房的小祭台上摆放了一张已故男主人的画像，是用蜡笔画的，画框上系着黑丝带。

晚八点时，宾客满堂，天气就像前一晚一样炎热。

念过玫瑰经后，有人四下请求大家早些回去，以便让亡者的遗孀好好歇歇，因为她从星期日下午以来还不曾休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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