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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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你，是命运对我的恩赐 第16节(3/3)

行汇报给领导，将父母抛进监狱的子女。

文革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说真话的代价往往是惨重的，连中小学生写作文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说真话，作文可能不及格；说假话，良心上又过不去。

据说那时的父母最怕与孩子探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问题，叫子女说假话吧，怕子女变成了撒谎的坏人；叫子女说真话吧，又怕招来杀身之祸。

《山楂树之恋》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静秋看到张村长的那一刻，她就知道这教材真的要靠“编”了，因为张村长不符合当时对正面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的描写。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又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山楂花是不是烈士鲜血染红的？她的心里当然知道山楂花不可能是烈士鲜血染红的，但村长是这么说的，她该怎样写呢？ 老三跟静秋的第一次见面，两个人就探讨了“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问题。

当静秋说她不会拉手风琴的时候，老三说：““谦虚使人进步，你这么谦虚，进步肯定很快。

但撒谎不是好孩子，你肯定会拉。

” 一语道破天机!“官方”的说法是“谦虚使人进步”，但严格地说，谦虚往往是否认事实，言不由衷，相当于撒谎。

我们的文化鼓励谦虚，注重礼仪，爱向世界夸耀“中华民族是谦虚的民族”“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

片面强调谦虚和礼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鼓励说假话，鼓励玩虚的，明明是个事实，心里也是那样认为的，但却不能那样说出来，说出来就是不谦虚，不谦虚就会脱离“群众”，而脱离“群众”的可怕只有在文革中脱离过“群众”的人才知道。

“群众”是不用谦虚的，因为“群众”就是那些不秀于林的树木，不出头的鸟，一旦“秀于林”了，一旦出头了，就不再是“群众”了，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白专典型”。

“群众”的特点，就是大家“般般高”，没有特殊的面目，没有独特的个性，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显著的成就，没有值得骄傲的资本，于是也就免去了谦虚的麻烦，使他们有大把时间，可以集中精力，端好了枪，盯住那些“出头鸟”，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

老三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这个问题上，是很有一些智慧的。

关于山楂花是不是烈士鲜血染红的，老三有实事求是的看法：“从科学的角度讲，那是不可能的，应该原来就是红的。

” 但当静秋担心编教材需要撒谎的时候，老三安慰她：“你不用撒谎，你是那样听来的，就那样写，是不是真的，就不是你的问题了。

” 静秋自己不想撒谎，但她也不想说村民撒了谎，于是老三搬出了那个“诗意”的理论，为静秋解了围：“不是撒谎，而是有诗意。

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每个人感受到的世界是不同的，用诗人的眼光去看世界，就会看见一个不同的世界——” 初次见面，老三就从不同层面探讨了“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问题，他的智慧表现在他早在三十年前就认识到了“谦虚”与“撒谎”的关联，认识到了不同的层面对“真话”的要求是不同的，科学的真实与文学艺术的真实是两个既相关相似又相区别的概念。

科学的真实就是客观事实，就是客观规律，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

科技文章的作者必须服从真理，实事求是，某棵山楂树的花本来就是红的，就不能虚假地论证花是烈士鲜血染红的。

但文学艺术的真实就比科学真实复杂，文学艺术描绘的往往是作者心目中的世界，想象中的，梦中的，乌托邦的，魔幻现实主义的，WHATEVER。

怎样对待科学真实与文学艺术真实，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了。

在那个不得不备有两双眼睛两张嘴的年代，静秋对老三有种先知先觉的信任，一开始就把自己担心的“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问题端到了老三面前，而老三也没辜负静秋的信任，他坦率真诚机智地回答了静秋的问题。

他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上的智慧，使静秋获益匪浅，打开了她的一个心结，不然的话，编教材将变成一桩苦差事，使得她每天都必须为写了假话而内疚，或者为写了真话而担心。

老三在静秋面前的真诚，使得戒备森严的静秋在他面前逐渐敞开了心扉。

但老三并不是一个只说真话的人，他也说假话，老三的真话与假话,造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楂树之恋》。

也许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在真话与假话的圈子里打转，说不说真话，对谁说真话，如何说真话，什么是真话，怎样证实一个人说的是不是真话，如何对待说真话的人，如何对待说假话的人，等等等等，都是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必须面对的问题。

所以说，《山楂树之恋》不属于中国文学史上昙花一现式的“伤痕文学”，它探讨的是亘古不变的话题：爱情，人性，真话与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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