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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底层(3/3)

力事件的书记员拉德西卡·库玛勒斯瓦米（RadhikaCoomar-aswamy）认为，“多元文化论”已经成为对女性权力进行亵渎的借口。

荣誉犯罪潜在的伤害包括：亵渎生命权、自由，以及女性身体自身完整性的权利；它所采取的措施往往以折磨、反人性、有辱人格的方式实现；奴役性的禁令；以性别歧视为前提性自由的丧失、性虐待及性剥削；隐私权；以及女性修改这种差别对待的权利。

从这些角度来看，文化在这种不平等的境遇下，成了另外的一种概念——这也是印度人类学家薇依娜·达斯（VeenaDas）的观点。

挪威和巴基斯坦双重国籍的妇女娜西姆·卡里姆勉强从强迫婚姻中逃出。

1996年她写信给挪威国会成员，生动地概括了自己的经历：“当一个男人被施加暴力，人们称之为遭受折磨；而一个女人所遭受的暴力，却被称为文化。

”更强有力的观点，来自于柏林的一个女权主义激进分子塞拉恩·艾茨（SeyranAtes），她曾多次组织针对荣誉犯罪事件的游行活动。

她认为，“多元文化论”促使对女性被奴役的境况愈发严重。

但这又导致了一个新问题，即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是否应该将一种文化中对不同性别的观念对立起来进行考察，在放弃中立立场的同时，揭露其中孕育的潜在暴力（考察一种文化的任务因此变成了揭露它是怎样压迫其中的女性）；或者一并抛弃掉荣誉谋杀这一概念（那意味着你要坚信，女性受到的压迫与文化本身并无关联）。

至少从逻辑上看，二者并没有办法共存。

不只威坎一个人认为，荣誉谋杀存在它自己的“残酷逻辑”，因而它必须以特殊的眼光被看待。

但另一方面，拉娜·胡塞尼却认为，荣誉犯罪中对女性的侵犯，是凌驾于任何文化意义之上的——它的“犯罪性控制”则又是另一回事。

而这种模式，部分地存在于所有文化之中。

基于此，她坚持认为，“荣誉犯罪”必然是一种错误： 因荣誉而犯罪不过是以下的情况：它也是完全而简单的犯罪。

在我看来，无论人们怎样虚构它的根源，它都无关环境、文化或是宗教。

它是控制欲的产物——一种对人身自由的有力控制，以及对女性表达和性自由的剥夺。

而在这方面，畸形的法律设计客观上为她的观点提供了支持。

在英国的法律里，作为一种对挑衅行为的辩护，它宣称由于突然或临时的失控而激发一个家庭要为捍卫自身荣誉而采取行动是可被理解的普遍行为（这个观点常被用在对谋杀行为的减刑辩护中）。

被胡塞尼当作反对目标的约旦《刑法典》的第340条，以豁免或减少罚金的方式，对男性杀死或伤害自己被怀疑有不轨行为女性亲属的行为给予了肯定和纵容。

而在第98条中，该法典又提供了一种可被减刑的状况，即一个人被认定是在“盛怒之下”所实施的犯罪。

这类似于西方法律中对“激情犯罪”的处理。

“这难道不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悖论吗？”法学教授伊恩·里德-艾利奥特（IanLeader-Elliott）质疑道，“进步的法律约束了丈夫对妻子的控制，却也让他对她的控制变成了合法行为，就连谋杀本身也因为这‘进步’，而拥有了一个体面的理由。

” 以文化差异为由，容许对女性施加暴力的多元文化论，以及那些女性暴力事件本身，都是普遍，甚至是普世的一种现象。

然而在目前，这个问题的危害，首先它是已经被利用，更精确地说是被滥用，成为一种对移民文化的取悦和迎合（在英国，对多元文化论的反驳完全无法成为一种进步的呼吁）。

而其次，尽管男人自己也是荣誉谋杀的目标，但这类事件无疑助长了一些男人的幻想，好像无论何时何地，他们永远都是女人的主人。

我们还有一个反驳荣誉犯罪的理由——这类事件中根本没有“荣誉”的影子。

胡塞尼便一直坚称这类事件是“所谓的”荣誉犯罪。

“谋杀中没有荣誉”是伦敦一个非营利性的库尔德妇女反对荣誉谋杀组织的口号；“家庭暴力中没有荣誉，只有羞耻！”则是索撒尔的布莱克姐妹组织的标语。

或者用兰开夏郡一位家庭事务联络员P.C.考克斯（P.C.Cox）的话说，“荣誉本身就是个完全错误的词。

难道人们要以杀人为荣吗？”他谈论的是2006年，一个父亲纵火烧死自己一家人的惨剧。

在这句话里，他将荣誉犯罪“连根拔起”，并把它种在了另外的土壤之中。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让你停下自己的行为，想一想自己到底有什么权力做这样的事情呢？ ※ 不过在荣誉犯罪事件中，女权主义者的行为格外容易被怀有其他目的之人所利用。

虽然仍有争议，但荣誉犯罪发生的场所，大多是移民社区。

在“后9·11时代”，这些社区的威胁不容小觑。

出于这样的原因，有一种错误的建议，认为他们不应受到过分的关注，甚至不应被谈论。

当《社区犯罪》一书在2008年出版时，《每日电讯报》（DailyTelegraph）曾援引纳齐尔·阿夫扎尔（NazirAfzal）的一则评论，表明在英国，“伊斯兰社群，或恐怖分子聚落”和荣誉犯罪发案率之间，或多或少是彼此关联的：“我们应对安全威胁时的态度，就和应对自由时的态度一样。

”由于不正确的处置方式，或是对女性遭受的荣誉谋杀些微的不重视，这些潜在的罪犯同时也会轻易成为基地组织的渗透者，成为危害国家，影响所有人生命安全的“恐怖的代理人”。

这篇文章完美地示范了在“后9.11时代”，如何让荣誉犯罪这样的事件上升到反对整个伊斯兰社区的高度（“痛恨犯罪，那就释放你的恨意吧！”大概是最恰当的战斗口号）。

而这同样也表露了一种针对整个少数族裔进行的反对行动。

基于一种自私的现代观点，它的踪迹遍布欧洲与美国。

这些“团伙（原文如此）”，《每日电讯报》评论道，“是21世纪英国显眼的恐怖印记。

”“我们”，它暗示，作为现代性的所有者，却在与其他人，尤其是少数族裔的较量中处于下风。

从这样的思路出发，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荣誉犯罪表明，即便这些少数族裔的后代出生并生活在英国，但他们的行为证实了，他们仍然活在另外的世界里。

在《战争的框架》（FramesofWar）中，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展示了这种幻觉是怎样让移民者在性观念上因荷兰人过分的现代性而感到压力（他们被要求对男同性恋接吻的照片做出回应，尽管这对于新近的移民者而言在信仰角度上是一种冒犯）。

同样的机理也出现在荣誉犯罪事件中。

2005年2月，在德国柏林，年轻的土耳其裔女孩哈图恩·苏茹苏（HatunSurucu）被杀害，凶手据称是她的哥哥。

几周后，当由当地同性恋团体为女孩举行的追悼活动上，来自移民社区的居民几乎寥寥时，德国媒体便开始臆想，这是少数族群社区对谋杀行为表示支持的表现（拒绝荣誉谋杀与团结同性恋在此刻被画上了等号）。

这表明，荣誉谋杀事件里人权工作的部分，要比它最初看起来的复杂许多。

例如一个移民社区的成员们，因为不可指明的对现代性观念的犹豫，无法摆脱对同性恋的恐惧。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荣誉犯罪表示支持。

而这位死者的姐姐申请成为死者孩子的监护人的举动，却又一次在当地引发了轩然大波。

一位高级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联盟的政客建议这个家庭应当被全体驱逐出境，即使只是众多兄弟中的一个犯下了罪行。

对此，研究此事件的学者凯瑟琳·普拉特-尤因（KatherinePratt-Ewing）写道，“只是因为成为了土耳其文化的持有者”，整个家庭“都要被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荣誉犯罪不再是一种犯罪，而是世间诸多污名的一种（凯瑟琳的作品的副标题正是“在柏林被污名化的穆斯林男人们”）。

2013年4月，在欧洲理事会议会大会上，决议通过了把所谓的“荣誉犯罪”归结为“陈旧的、不公正的文化和传统”（修正了最初“不公正的文化和传统”的提法）。

这一决议是对2009年6月决议的改进与强调，成为那些针对荣誉相关的暴力事件可遵循的重要依据。

但附加上的“陈旧的”一词，则使得对犯罪的批判牵涉到了整个“陈旧、不公正”文化的范畴，而忽视了现代生活的复杂性，甚至忽视了文件其他部分都在努力强调的欧洲主体性。

在《新政治家》杂志上一篇有关强迫婚姻的评论中，蔡德尔·萨达（ZiauddinSardar）将它描述成一种“令人厌恶的种族习俗”（他的文章甚至先后7次出现“种族的”一词）。

无法想象的是，很多人轻易就可以为荣誉犯罪或是其他形式的暴力寻到一个久远的、污名化的“历史根源”，这也成了现代生活中压力与激变的一部分成因。

但在我们同时生活在一个时代的前提下，“现代性”的区分其实本就是无稽之谈。

更何况当下，世界不同区域正在以渐增的趋势，趋向于不可分离的彼此联结。

据联合国估算，每年大概有5000起荣誉谋杀发生，而其中大约有200起发生在土耳其。

而荣誉谋杀在英国警方与皇家检察署对本国的统计中，则是每年10到12起。

我们需要对这些数据谨慎一些。

莉拉·阿布-利赫德就曾对此表示质疑，为何每年都会有如此稳定的荣誉犯罪在发生？尽管如此，当我们把这些数据放在针对女性进行的暴力与低水准的报道率之下进行考虑时，我们恐怕可以推断，这些数据仍有被低估的可能。

2008年2月，史蒂夫·艾伦（CommanderSteveAllen）代表英国首席警官协会在下院会议上做证，证明每年在英国发生的强迫婚姻与荣誉谋杀总和大约在500起左右（同期《独立报》则称这个数字是17000上下）。

在过去50年里，75%有土耳其移民回迁的本国城市，其犯罪率都会有提升。

一些被爱莎·欧瓦记录的案例，正是有关这些移民的。

最典型的城市是伊斯坦布尔，回迁的移民大多住在非法棚户区里，他们会不断私搭楼层，在拓展空间的同时，也试图以此表明自己“向上”的进取心（这些棚户区往往会在选举期间被许诺合法，因为参选政党十分需要这部分移民的选票）。

因此，荣誉谋杀也可以看作今天城市化问题的一个侧面，或者至少，这些罪恶频发的社区，它们并非静止或冻结的，而是时时处在运动之中。

在诺尔凯特·希尔曼（NurkhetSirman）看来，作为一种男人在他们的家庭之中与其他成员达成协定的方式，荣誉已经成为土耳其迈向现代化国家与通往民主之路的重要部分（她指出，所谓民族主义，当它在19世纪70年代被提出时，就是一种男性化的言论）。

对此潘卡·米谢拉（PankajMishra）写道，“没有哪个穆斯林国家，会像土耳其这样做了如此多的努力，只为了迎合自己欧洲化单一民族国家的身份想象。

”而在希尔曼看来，“把它（荣誉）看成一种传统观念，是让所有女性的身份与生命被控制和管理的隐性手段。

” 这便使得在我们的时代，荣誉谋杀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种族习俗，而是复杂政治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

混合了含混不清和系统的表达，阿布巫达列举了新型的性角色类型，像“性感处女”等。

它们是阿拉伯世界面对所谓现代性压力所生发的萌芽。

而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噩梦，它们同时还是文化对自身现代化进程的反抗。

以畸形的司法体系为支撑，“释放周期性的私密暴力”，针对女性的性意识进行压榨，成为阿拉伯世界维持自身系统稳定、保持民族主义本身在可控范围内的主要方式之一。

因此荣誉所扮演的，更像是民族主义在于现代性斗争时堂而皇之的“入场凭证”，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国家”自我和解的手段。

“荣誉犯罪因此具有了某种社会功能。

”在阿布巫达看来，这同样使现代性的危机作用在大多数底层女性身体上，使她们沦为“阿拉伯的”受害者。

赫苏·尤尼斯和萨西达的家庭，同样来自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

而在这一地区，荣誉的争议也包含了对单一民族国家的要求和民族自决原则的应用。

尤尼斯的父亲就曾参与到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库尔德的暴动之中。

在这样一个法律约束往往会被看作外邦人的欺骗手段的世界，任何剥夺荣誉特权的企图，用纳扎德·贝吉哈尼（NazandBegikhani）的话说，都会被看成“出于民族主义的恶意攻击”。

“她的根扎在了一个被看成敌人的国家。

”威坎记下了萨西达的母亲艾莉芙拒绝警方盘问时说的话。

因此在今天，所谓荣誉更像一种基于民族意识的成分，同时也是非现代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大概可以称之为“现代性的异常”）。

穆斯林来到英国的移民社区，同时也带上了他们的所谓历史传统。

他们不断巩固自己的保守主义思想，尤其乐于将它施加到自己的女儿身上，因为在异国的土地上，她们最先容易被西方的性自由文化（商业化、可利用、炫耀性的性观念）所吸引。

但同时我们可以假定，他们所担忧的，实际上是女孩们会对自己的被歧视和被损害的命运有所察觉。

这个问题因此就遗留在这里。

在西伦敦的阿克顿区杀死自己女儿，与在库尔德斯坦这样做的意义是不尽相同的。

其中必然有凶手自我幻想的成分。

在一条由此及彼的道路上，有些东西会被丢弃，而有一些大概更糟糕的东西却容易在新的土壤中扎根。

用隐喻的手法来说，荣誉犯罪大概是一种注定的企图，它会把一个移民家族带回到它的故土，尽管是以破碎甚至是毁灭的方式。

“白人警察对我们巴基斯坦人的兴趣，”《失落情人的地图》里，考库布曾这样评论，“只是在我们屠杀自己的儿子、女儿、兄弟姐妹，证明我们是野蛮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在西方国家，种族歧视是荣誉谋杀的“匿名合伙人”。

无论如何，除了做出标记，任何对女性暴力的遗忘和原谅都是错误的行为。

在上述评论之后，小说提到了一户人家即将搬往孟加拉，因为他们的儿子在一次种族暴乱中被白人打死（背景是此时广播的播报，有56个海地人在移民到迈阿密的过程中遭遇海难丧命）。

而一个朋友建议一个被卷入谋杀案的巴基斯坦家庭不要说出真相：“西方世界到处都是伪君子，他们杀了我们的人，说成是原则和正义的原因让他们这样做就可以不受惩罚，而当我们做了同样的事，他们却会指责我们的‘原则’和‘正义’是有‘缺陷’的。

” 将荣誉犯罪解读成移民社区传统价值观念与都市生活之间的一种“推拉”，似乎也无可厚非。

但这就无法解释为何西方会垄断“历史的进步”，而移民社区也并未被他们自己自愿选择的“死水”淹没。

它们被放在一个等式的两边，但这个等式显然不成立。

有人也许会问，我要怎样才能让这样的价值分析趋于平衡呢？在萨西达死去的那一夜，她的母亲不顾她父亲所定下的“禁令”，偷偷见了她一面。

她的母亲也宣称自己曾在暴行发生时拼命阻拦，大声呼喊：“杀了我吧，我替她死！”但在死亡发生之后，她却放弃了对丈夫的反抗，并且拒绝对丈夫做出不利的证词（甚至还支持他那个“从森林里来的男人”的荒谬故事）。

艾莉芙·萨西达最终对自己女儿的背叛，恐怕是这个事件中最难被解释的事。

但如果只是偏见，而无关种族歧视，她的行为甚至可能被看成因为后天接纳的瑞典式价值观而做出的决定。

但威坎却对此进行了反驳——“如果在库尔德斯坦，她也会这样做。

” ※ 毫无疑问，在英国，对荣誉事件的抗议是反移民浪潮的一部分，并且这种“借题发挥”，正在愈演愈烈。

而这种态势恰恰是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雕刻家、视频艺术家莎莱夫-格尔茨最近作品的出发点。

随着2001年在英国北部城市发生的种族暴乱，内务大臣大卫·布朗基特呼吁要对移民准入进行更严格的控制。

他明确地提到，对女性所犯下的罪行，是一种十分落后的观念所造下的恶果，而暴乱则代表了本国社会对亚裔青壮年男性融合的失败（他同意像安·克莱尔这样的工党议员所提出的观点，即通过对移民准入的控制减少强迫婚姻事件在英国的发生）。

移民控制政策因而成为与女性自由相关“判例案件”。

这有一点类似于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时，西方首先对该国对本国女性所做出的恶劣行为进行的谴责。

约旦作家诺玛·库里（NormaKhouri）的畅销作品《禁断之爱》（ForbiddenLove,2003）提供了一个支持上述观点的、十分离奇的荣誉谋杀案例。

她的作品被看成基于一起真实发生在约旦的荣誉谋杀事件，但作品中出现的描写，却将约旦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归类成为一个总在对女性施加暴力的罪恶之源。

这部作品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

在它最初的出版地澳大利亚，它甚至成了民众支持本国部队出兵入侵伊拉克的重要原因——作品里一个角色暗示，所有的阿拉伯男人，都在努力让自己的儿子变成“阿拉伯的希特勒”。

对于这本书，拉娜·胡塞尼专门写了文章进行批驳，并最终迫使出版方兰登书屋停止了本书的销售。

而在柏林，哈图恩·苏茹苏事件却成为一个国家清除民族记忆的关键。

一个自由而文明的德国，一种理想化的“德意志男子气概”，可以轻易与旧日的遭遇擦肩而过。

土耳其人的罪恶残忍，与德国人无关，是土耳其人在以荣誉犯罪的手段，将一个秘密的世界隐藏起来。

而今天，当我们穿越欧洲时，极右势力利用“文化恐惧”的观点，将穆斯林作为目标，实则是反犹文化的一个变种——潘卡·米谢拉的一篇文章正是以此句话命名。

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深层次上，对穆斯林的憎恨其实与文化无关，就像人们经常会默认的观点：无论如何，荣誉谋杀与恐怖主义都紧密相关。

无须多言，对于那些处于运动最前沿，努力想要提升荣誉谋杀这一类事件影响力的人而言，上述所提到的内容都与他们的目的无关。

汉娜·西迪基就曾针对内务大臣布朗基特的发言评价道：“国家不过是在利用少数族裔社区中女性权利的需求，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同时为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举措制造合法性。

”女性暴力者很容易因为这样的举措团结起来，使得女性更易受伤害。

这一点，在人们对于一起发生在2012年的亚裔男子性诱年轻女孩事件首次曝光时的回应中便可以得到清楚的体现：“首先从种族的角度考虑性剥削，而非从性剥削本身来考虑，这本身就是一种误导，同时还会给种族偏见添砖加瓦。

对于那些水深火热中的女孩，这种‘支持’不会有一丁点的帮助。

”反暴力侵害妇女联盟的主席马拉伊·拉瑞斯（MaraiLarasi）曾如此评价。

歧视正是这种模式的一部分。

2008年3月，大卫·卡梅隆（DavidCameron）在平等与人权委员会会议上做过一次著名的演讲，称赞特雷弗·菲利普斯（TrevorPhillips）主席对多元文化论的批判，以及他对于英国应当成为一个拒绝民族融合的“寒冷之地”的推断（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演讲可看成对整个联盟意见的一种阐发）。

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举出丹纳特将军的例子：2009年工党议会中把他列为军事顾问，作为对成员的补充。

而他随即呼吁要进行一次国家性的基督教复兴运动，来抵制宗教激进主义的入侵；同时提议将对那些逃离迫害者的补助从每周四十二镑减至三十五镑；而到了2013年，他甚至把削减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寻求庇护者，以至于激起了强烈的抗议，甚至酿成了一次跨党派的反对行动。

当然，“融合”并不是一个完全无害的进程。

正如威坎指出，它也可能是“误导的、使人困惑的、充满欺骗性的”，操纵公众行为与个人感受的分裂（因为空洞的表演而激发群体愤怒），或者要求少数族裔进行自身的大改造。

但布拉德福德地区警局分管亚洲女性事务的探员菲利普·巴姆福斯（PhilipBalmforth）却谈到了他在伦敦遇到的“完全不同类型的亚洲人”，从而提供了一种进步的可能：“倘若人人得其所，他们并不会对社会造成任何困扰。

”这是否可以成为我们建造一个更好的、更包容的世界的标准呢？ 在英国，“无法求助于公共基金”，包括无法得到公共收容所的庇护，除非她们在本地居住满两年及以上，成为阻碍受家庭暴力的女性无法获得帮助的主要原因。

索撒尔的布莱克姐妹组织就曾进行过长期的运动，试图推翻这项使移民女性不得不向她们的男人示弱的规定。

而作为建议的部分，《社区犯罪》一书则认为语言训练应当成为这一规定被废止的原因。

威坎批评瑞典方面没有把语言学习作为收容所可提供的一项条件。

2013年4月，英国内政部确认了英国公民权在语言方面的苛刻要求。

“英国的公民身份是一种特权，而非一项基本权利，”移民部长马克·哈珀宣称，“我们通过加强语言要求，来确保归化移民确实做好了融入英国社会的准备。

”说英语（或瑞典语）的要求，并不带有中立的色彩。

这完全要看是谁提出了这份要求。

在《失落情人的地图》中，一位母亲讲述了自己探访在监狱里的儿子的遭遇：“当我想要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时，监狱守卫却告诉我不要讲‘巴基斯坦佬’的语言。

‘说英语，或者闭嘴。

’他总这样说。

” 但我们很难避免一些惯常的表达。

《社区犯罪》是我在英国读到的最具启发性和严谨性的作品。

尽管它的书名可以被解读成一种暗示，但它的文本其实是在给社区——包括其中的个人，提供一部分宽恕。

一些人对他们有着天生的憎恶，而这憎恶也是他们庇护自己罪行的天然保障。

※ 我们仍然没有解决那个最初的问题，即以怎样的方式来谈论荣誉谋杀，才是最合适的。

贯穿本书始终，我的建议始终是要平等处理政治与个人心灵的复杂性（荣誉谋杀正是一个使二者的界限模糊不清的例子）——对于所谓的公共生活，既不要刻意断绝，也不要认为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组成。

在《失落情人的地图》一书的结尾，两位杀死自己妹妹的凶手中的一个，乔塔，先前曾找到自己心爱之人。

而这位名叫基兰的女孩，在他谋杀自己妹妹的那个晚上，正和自己的恋人在一起，而那个男人是有自己的家室的。

基兰始终没有结婚，因为她所深爱的男人的家庭因为自己是个锡克教徒而无法接纳她。

而那晚的男人，则是在她回到英国，长时间的空虚后找到的慰藉。

“他看见了我们，然后咒骂着转身离开，顺手扯下并摔碎了我挂在楼梯旁的小镜子。

大概有一千面镜子：来世的厄运被他唤醒。

”基兰很清楚，乔塔对她的怒火，将被发泄在乔塔的妹妹的身上。

作为一个文学文本，《失落情人的地图》一书的容量与叙事密度都是惊人的。

通过琐碎而富有情感的细节，它挖掘并描绘了荣誉谋杀深处的内容，从而将当事人整个生活中的表层与暗流都做了呈现。

这就使得作品对角色的审判十分恰切——审判的依据有关谋杀，有关审判与被需要的价值观，有关穆斯林社区对其妇女的不公正，以及穆斯林们的英国生活。

而通过将每个叙述者的生活编织进同一张无尽而复杂的网，作品否定了西方世界惯常的、对于穆斯林们的生活与思想一般化的处理。

但又有多少有关荣誉谋杀，是真正对上述所列举的角度抱有兴趣的呢？一个大龄未婚的穆斯林女人，原来有不止一个恋人。

而在同一社区，一位领袖人物卷入一起桃色事件。

按照穆斯林的法律，他爱恋的对象只有找到一个临时丈夫，然后再离婚，才能与自己先前的丈夫复合——这位丈夫远在巴基斯坦，先前是因为醉酒后的暴怒而与她离婚（小说对于这段恋情的交代是模糊的，并未指明这个女人究竟只是达到目的才找到了这位“领袖”，还是另有所图）。

另外还有位疯狂的“荣誉凶手”，他的目标不是自己“不纯洁”的姐姐，而是那些和自己发生性关系的女人。

阿斯拉姆的书写是令人眼前一亮的，他让所有的陈词滥调都有些褪色，就好像把它们放在热玻璃下做过处理。

也许你还可以在书里找到一些诗意的表达——不要忘记卢森堡对革命诗意的阐释——从而可以暂时摆脱荣誉谋杀的泥沼。

爱莎·欧瓦的作品《荣誉谋杀》，副标题是《被杀的男人的故事》，同样以并不琐碎的细腻描述，引导读者介入凶手的内心世界之中（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案例研究，她的每个章节都是由小故事构成，被认为缺乏“严肃科学的标签”）。

正如艾莉芙·沙法克在有关荣誉的讨论中指出的，“倘若不去理解所谓的男子气概，我们就无法解决问题。

”欧瓦曾讲过一个很震撼的故事，年轻的男孩哈尼姆（Hanim）在监狱里告诉她，自己是母亲唯一的儿子，也是她最喜欢的孩子。

母亲从小就被一个堂兄欺负，但等到她被迫嫁给一个老男人之后，这位堂兄却成了她的心上人。

在发现了母亲隐秘的恋情后，偶然听到母亲会对自己的舅舅讲出他原本以为只会对自己讲的亲昵话：“你是我的狮子，我的英雄，我威武的公羊。

”男孩开始变得沉默而沮丧。

但在自己叔叔的刺激下，当他发觉自己原本以为只有自己知道的隐情被整个社区议论纷纷时，他却仅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和《失落情人的地图》类似，《荣誉谋杀》一书中的事例也在证明，每一起荣誉谋杀都是有始有终的。

而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种现象，也只有当整个有些扑朔迷离的过程被完整讲述时才有可能办到。

这也是存在于一般的对女性施加暴力的事件中的问题，即对事件本身的讨论，往往会终结于一些模棱两可的描述下。

而那诱使男人犯罪的声音，同时也在约束他们，使他们受命于最糟糕的指引：“一个头脑中的声音要求你必须这样做。

”但事后，不止一个凶手会陷入到深深的后悔中，即便他们事后被称赞、被告知自己是“值得骄傲的”。

年轻人常常被选作杀戮的执行者，因为他们的年轻可以作为减刑的筹码。

但这期望通常都得不到实现，而当他们进入监狱后，他们也会渐渐被自己的家族孤立。

“你杀了人，然后自己也死了，”杀了自己母亲的哈尼姆这样说，“每当我躺在床上，她就会出现在我眼前，而当我想用常理来驱走幻影，却发现那并不可能。

”（他在采访中模棱两可地表示。

）无论压力来自家庭或是社区，凶手都别无选择。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使得事情变得更糟，常识总是姗姗来迟。

但这也提供了关于凶手与他自己行为之间的一个开放的精神空间，使他世世代代越发支离破碎的自由可以被触碰。

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要在板上钉钉的犯罪被审判之后，还要仔细聆听这些凶手的故事。

萨罕就曾在胡塞尼的访问中谈到：“没有人会真心想要杀死自己的姐妹。

”沙法克的作品《荣誉》里有一个关键的时刻，是被杀掉了女儿的父亲竟然向凶手道谢，因为他自己没有儿子。

稍早的情节中，他的女儿和自己的爱人私奔（她后来返回了村庄，试图自杀）。

他知道自己必须拜托别人杀掉自己的女儿，才能“洗净自己家族的好名声”。

这就需要女权主义者在宣称荣誉犯罪是针对女性实施的暴力的同时，也意识到它实际的任务是进一步加深人为的误解与映像之间的空间，以及拉大犯罪者与他令人发指的罪行之间原本贴近的距离。

这最终会不会成为一种进步的叙事呢？可能会，也可能不会。

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开始讲述这类事件，这应当被看作一种标志。

实际上，欧瓦和胡塞尼的工作都使得她们生活在相对危险的状态下。

2007年，欧瓦就曾卷入到土耳其政府暗杀记者赫兰特·丁克（HrantDink）以及三位土耳其基督徒出版人的事件中（1994年，她曾因将政府与组织犯罪联系在一起而遭到枪击）。

2004年，在欧洲理事会的敦促下，土耳其宣布将对犯荣誉谋杀罪的当事人判处无期徒刑。

但这只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

在巴基斯坦，一项新的女性保护法案将强奸罪纳入刑法典范畴，从而使审判脱离伊斯兰教教法。

但根据亚洲人权委员会的统计，从这项法案通过的2006年算起，它并没有对女性屡屡受到暴力侵犯的现实起到多少改变作用。

塔里克·阿莉（TariqAli）在2008年被自己表兄杀死的案例便是一个极典型的例证。

另外的事例是2011年发生在莫达兰·麦（MukhtaranMai）身上的轮奸事件，她的哥哥因被怀疑与敌对部落的妇女有染，当地村委会却下令对她施以暴行（这虽然不是典型的荣誉犯罪，但也与其有关。

哥哥的通奸行为却令妹妹蒙羞，还招致了如此厄运）。

胡塞尼并没能在关于约旦刑法第340条的抗争中取得胜利，尽管她的努力促进了许多民众的觉醒，开始对荣誉犯罪有所关注。

在英国，有关允许受害人通过诉诸民事法庭取得保护的强迫婚姻（民事保护）法案，在2008年11月开始生效，尽管人们还无法确信这类的受害人是否有条件自己寻求法律庇护。

问题显然已经进入更深刻、更黑暗的有关心理性意识的范畴。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爱还是理性，都很难在其中把握方向。

在我即将结束对这些悲惨故事进行解读之时，我必须强调，那些选择站出来的女孩才是真正的英雄。

“没有人真的想杀死自己的姐妹。

”哀悼死者并不太迟，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可以讲述自己经历的幸存者。

萨西达的姐姐，桑哈尔·萨西达（SonghulSahindal），曾违抗家族之命站上了证人席，讲述了自己看到的事实。

她最终遭到了驱逐，她的证词也被污蔑成是“疯女人的鬼故事”。

而芭娜兹·马赫莫德的妹妹贝克哈尔则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在荣誉谋杀事件审判中，出庭担任检方证人，讲明自己的父亲和兄弟所作所为的女孩。

她默默记录下自己看到的一切，最终替自己的姐姐讲出了她的遭遇（你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当时对她的采访）。

而在自己死去的姐姐和犯下罪行的父母之间左右为难的梅丽莎·阿梅德，最终冒着无比巨大的阻力和风险——来自自己家族剩余成员的怒火，以及我们猜测的，来自自己始终相信自己父母清白的兄弟姐妹的直接威胁，讲出了事实的真相。

她们的未来不会为公众所知，但她们每一位的抗争，都是女性在这场相差悬殊的战斗中不曾放弃的证据。

她们展现了女人们平稳沉静的声音，究竟可以蕴藏怎样的力量。

通过追随她们，或者仅仅是去记住她们生活在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都将把这一痛苦的课题放在心灵最首要的位置，并紧紧把握接下来将要发生的现实。

据网站“Memini.com”，赫苏的父亲先后刺了她11刀，最后割开了她的喉咙。

——译者注 [2]英石（stone），英国特有的计重单位，5英石约31.8公斤。

——译者注 [3]西绪弗斯（Sisyphus）是埃俄罗斯（Aeolus）的儿子，科林斯城（Corinth）的创建者，该城古代又叫埃菲尔（Ephyra）。

他以其狡猾机智闻名，在戏耍了死神之后，诸神处罚他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

——译者注 [4]在这里，世俗的脸面超越了“万能的安拉”，荣誉杀人似乎与宗教信仰无关。

——译者注 [5]全称“罗夏墨迹测验”，以创立者瑞士精神科医生、精神病学家罗夏（HermannRorschach）命名，是非常著名的人格测验，也是少有的投射型人格测试。

在临床心理学中使用得非常广泛。

通过向被试者呈现标准化的由墨渍偶然形成的模样刺激图版，让被试者自由地看并说出由此所联想到的东西，然后将这些反应用符号进行分类记录，加以分析，进而对被试者人格的各种特征进行诊断。

——译者注 [6]穆斯林做礼拜时的领头人。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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