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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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与吉姆的婚姻生活(2/3)

为东西德统一后，德国已经全民公决迁都柏林，全德国的人都在议论迁都要花很多钱。

是啊，迁都是很昂贵的。

为了吉姆和我“迁都”，婆婆卡琳每个月汇500马克“支持迁都费”到吉姆的账号。

没有想到，首都柏林在文化生活方面让我和吉姆百分之百满意，但是吉姆到柏林后，工作就再也没有一天顺心的日子。

压力越来越大，每天他早上六点准时起床，六点半准时出门，晚上八九点回家。

周一到周五，像在法兰克福一样我们每天共进晚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这段时间我用德文写完了博士论文，又用中文开始写一本专著，我梦想建立一个中德文化比较研究所。

相爱、相恋、结婚的数年里，吉姆相当喜欢我的文化梦想，对自己的妻子撰写博士论文、写专著、在家里画中国山水花鸟，吉姆内心很欣赏，在同事、家人、朋友面前总是以自己的妻子为傲。

如今经济危机发生了，吉姆劝我放弃所学的找不到工作的艺术专业，去做职业培训，然后做一名高级秘书，因为吉姆的姨妈在柏林就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总秘书，穿着入时，办事干练，生活收入都很不错。

吉姆觉得，我干这样的工作也一定会得心应手，我在德国大公司兼职时就很受老板的赏识。

吉姆有不少银行存款，德国银行的这种存款表，上面提问如果存款人死亡谁继承，吉姆在第一继承人栏里全都端端正正地填着我的名字，我第一次看到这些表格时心里真不是滋味。

如今，吉姆常把这些表翻来翻去，他时不时神经兮兮地对我说：“梅，我把银行的钱和我能得到的遗产都算过了，如果失业，我就骑车去全世界旅游，我的钱刚够我一个人生活和旅游，我养不活你了。

”面临学业结束，我在德国突然感觉看不到前途，吉姆却毫不忌讳地对我说：“忘记你的北京大学吧，你很聪明，你在德国做一个总经理秘书也是很好的啊。

” 中国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到德国以最优秀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就只能做个总经理秘书吗？ 我绝不愿在德国做个秘书。

我和吉姆的隔阂一下增大了，生活变得很尖锐。

会七门流利的外语、工作勤奋，但是专业能力不是很强的吉姆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将面临什么呢？ 德国当时最大最著名的建筑公司霍尔兹曼要开始大幅度裁员了，吉姆的工作难保了。

来柏林不到一年，吉姆承受不了可能即将被裁掉的压力，和公司协议提前跳槽到另外一家稍微小一点的建筑公司工作了。

果然，1999年到2000年之间，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先生组织了22亿欧元，以挽救这个有着150年历史、在全球拥有2万雇员的建筑集团（PhilippHolzmann），但是回天无力，该公司仍旧和其他德国大型企业一样，在施罗德政府时期破产倒闭。

吉姆提前跳槽到另一家建筑公司，从一位办公室工作人员变为施工工程师，亲自上工地。

第一个项目的工地就是在柏林市中心最著名的大街勃兰登堡门菩提树下大街，在一栋历史保护的老建筑里。

我戴上安全帽，跑到丈夫的施工地表示支持，吉姆详细地给我介绍这栋国家文物老建筑，外部墙面全面保留，里面全部现代化。

许多年后，每次路过那栋经过全面改造后外表保留原貌，内部结构全部现代化的大楼，我总是充满感情，觉得就是自己的丈夫一手负责施工的。

但现实却很残酷，吉姆是一介书生，曾在霍尔兹曼总部办公室工作三年多，在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年代，他能比较好地胜任办公室工作。

但是吉姆根本没有施工经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切都很紧张。

没过多久，吉姆就感觉到工作的压力及和上司相处难以承受，吉姆解决这种压力的办法是：别的同事一般不愿到外地工作，而他认为为了工作，世界上任何地方他都可以去，而公司的确在世界各地都有工地。

我强烈反对：“吉姆，歌剧《漂泊的荷兰人》我们都喜欢。

但是生活不是歌剧，我是中国人，我以为到德国学两年哲学我就会去美国，没想到光德语就学了两年才过关，5年才拿到博士学位，我上学上够了。

如果你去另外一个城市，我们就分居了，如果你去西班牙、意大利，我就又要学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我不想学了，我想稳定，想去工作，想要孩子，想要一个完完整整、安安定定的家，我不想再漂泊。

” 但是吉姆不管不顾了。

他不和我商量就主动让公司把他派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去了，两三周回家一次。

他像个大孩子，每次回柏林都背着大大的旅行包，里面是他换洗的衣服，他宁愿背着大旅行包倒火车、倒飞机，也要把这些衣物拿回家来让他的妻子洗。

每次下火车或者下飞机，他的表情都让我心动，他四处张望，以为他的妻子没有来接他，脸上充满失落和困惑，最后，他总能看见我拿着一支黄玫瑰在等他，那时他总是极大地满足，每次都喜出望外，有点羞怯地紧紧抱住我，无数的吻不止一次把我的耳环都吻掉在地上，然后两个人又双双趴在地上找耳环。

分离让吉姆重新陷入了爱情，情意绵绵中吉姆会温柔地请求：“梅、梅，我不仅想和你在一起，而且还想和你一起生孩子，我们的孩子。

我们要有个大大的家。

” 大大的家，两三个孩子，这也是我的梦想。

可惜现实不一样，隔三岔五情意绵绵的周末不能代替长久分离的思念和寂寞。

在遥远的城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吉姆又和上司关系紧张起来，即使周末回柏林和我相聚也情绪不佳，分离和看不到生活的前途让两个人开始变得陌生了。

分居后重归于好 1996年的圣诞和1997年的新年，吉姆决定去潜水两周，他觉得那是最能让他释放压力和放松的最好运动，特殊时期的我变得很敏感，我极力反对：“你不要去做荷西，你不要去做荷西。

”我曾给吉姆讲过三毛与荷西的故事，吉姆觉得中国女孩真是太大惊小怪了。

我不愿跟着吉姆去潜水，好像吉姆就是荷西，好像噩耗就要临头。

我第一次没有和吉姆一起去度假，而是独自一人逃往美国，花掉了家庭存折上的1500美金，那是我和吉姆共同生活几年，我第一次单独花家庭存折上的钱。

家庭存折是吉姆和我结婚后开的户，上面是我和吉姆两个人的名字，由于结婚后我不打工了，没有收入，所以上面的收入全是吉姆的工资。

我一直是吉姆心目中最节省的妻子，每月从家庭存折上取出用于家庭开销的钱很少，少得几乎要成为吉姆和婆婆的笑料，但那是在生活和工作宽松的日子，经济危机的时候吉姆自身难保，他挣的每一个马克除了和我一起花，他想的就是失业了怎么办！我从美国回来，见到的是吉姆勃然大怒的脸和吉姆摆在桌子上草拟好的分居协议，他说他认为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了，按照德国法律，夫妻必须分居一年以上才可以离婚，所以他要先开始和我分居，然后再考虑是否和我离婚。

我心里哆嗦害怕，但是也不哭喊乞怜，傲气的我咬着牙在分居协议上签了字。

这份分居协议我只记住了内容是要和我分居，文字我一个字也没记清。

吉姆和我在一个屋檐下分居了。

吉姆和我在一个屋檐下分居，各占一室，我们共用客厅和厨房，像一对常年合住的房客，照常进出，相安无事。

德国法律规定，在夫妻分居期间，如果妻子没有工作，丈夫必须支付其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作为妻子的生活费用，吉姆严格按照德国法律支付我分居抚养费。

我觉得有意思，我和吉姆是恩爱夫妻时，我勤俭持家，每个月从来没有花掉吉姆百分之四十的工资，每个月、每年剩余的钱都在吉姆和我的共同账号上。

现在两个人分居了，我们是各住各的了，我拿着足够多足够花的钱，却连家务都不用做了。

我有种特别奇怪的感觉，法律总是不及自律。

我和吉姆是在一个屋檐下分居的，这个家我很舍不得。

我到德国之前在中国的二十多年里，16岁去北京上大学之前都是和父母在一起住的。

父母都在一个很大的国有企业工作，我出生的时候全家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屋外搭了一间更小的小屋作为厨房，我以为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是父母结婚的新房，但是后来才知道其实不是。

父母是借别人的宿舍结婚的，一间宿舍里面本来是住两三个人的，给其余的人说个好话，让他们回避一下，让我的父母新婚之夜能住在一起，这就结婚了。

后来我要出生时，单位分给父母一间16平方米的屋子，没有厨房，因为是小平房，各家各户都在屋子外搭建了一间小屋做厨房，我和父母，后来又加上妹妹，四口人住在一起。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并没有因为屋子小而不快活。

我上中学的时候，父母单位第一次为职工盖楼房，父母因为是双职工分得了两间房子，共二十几平方米，我家住底层，还有一个三十多平方米的院子。

父母在院子一角栽了一棵树，几年后树荫遮住了半个院子，我的父母还养了几百条金鱼，养了很多花，养了鸡，我和妹妹放学之后的任务是到臭水沟里给金鱼打捞鱼食，臭水沟里泥越黑越臭，一片片在黑泥上漂浮着的红红的鱼虫长得越鲜艳越肥，捞回了鱼食喂了鱼儿就给花浇水，冲洗带鸡粪的院子地面，鸡生出了鸡蛋轻松得咯咯地叫，每只鸡发出的声音高低长短节奏都不同，构成鸡鸣重奏。

晚餐时，桌子摆在院子里，被花儿包围着，几百条鱼儿在身边游着，香葱炒自家鸡生的鲜鸡蛋，味道真好，但我有时顾不上吃饭，上中学的时候我经常因解答数学方程式入迷。

我上中学的时候也没有留下因为屋子小而不快活的回忆。

后来我上大学到了北京，大学是6个学生一间宿舍，上下铺，大家常因为作息时间的不同有微小的冲突，但是在那间屋子里我也没有因为屋子小而不快活的回忆，大家成了姐妹。

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是两个人合住一间宿舍，这在当时北京的高校里属于最好的条件，我享受了这个好处，但是依然觉得不够，因为当时女生开始有男朋友了，每个人都很需要私密的空间。

从那时开始，我才有了对独立空间的强烈渴望。

我在中国从来没有过自己的独立空间。

到德国后首先是住学生宿舍的“筒子楼”，12平方米的房间，沙发掀开是一张床，浴室和厨房在楼道里，我第一次有了拥有自己的空间的感觉。

后来，我又努力得到了公寓似的学生宿舍，18平方米，还带自己的浴室和“厨房角”。

所谓“厨房角”，就是没有单独的厨房，而是在房间的一角安装了电炉平台、冰箱、水池等，这比在90年代初，我的大学同学研究生毕业结婚了还住“筒子楼”的条件都好，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拥有了自己完整的私人空间的感觉。

吉姆和我从法兰克福“迁都柏林”搬进这个房子的时候，据说房子里以前住着美国人，“二战”后柏林的东边由苏军占领，西边由英、美、法三军占领，东西德统一之后，驻军全面撤离。

美国人住在柏林看来很舒适，房子是栋小别墅，共三层，我和吉姆住二层。

墙壁颜色暗淡了，我买来涂料、刷子，系上头巾，登上梯子，亲自动手刷白。

吉姆和我迁都柏林，婆婆很支持，主动提出每个月资助我和吉姆500马克“迁都费”，以确保我们在首都的小资生活。

我此次不用去包豪斯挑木板搭家具了，沙发、地毯、餐桌、床、大衣柜我一件件去家具商店挑选，为了节省送货费，我自己开着一辆运货车横穿陌生的都市去提货，家具到了，我一个螺丝一个钉，自己动手组装。

家具摆齐全了，我在宽大的餐桌上展墨研笔。

最终，家里洁白的墙面上都挂满了我充满憧憬和安宁的水墨画。

我很舍不得这个家，和吉姆分居后，我一如既往地收拾着这个家。

吉姆明目张胆地交了个女朋友带到家里，我礼仪如常。

但是有一次，吉姆和他女朋友吃完饭，留下桌子上的杯盘狼藉就要离去，我要发火了，吉姆也要发火，被他的女朋友劝住了。

法律上，我还是吉姆的妻子，但是我和吉姆分居了，我们两个人认为各自都有自由，应互不干涉私生活，我想对吉姆发火，可面对那个陌生的女人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自在感。

那个女人处于恋爱中，似乎因为幸福而大度地劝住了吉姆，这让我感觉自己涵养不够，几乎有一种失败感。

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从容以待，以不变应万变，有火也不发。

一年过去了，按照德国法律，吉姆可以提出离婚了，但是他不想离婚了，他主动与我和好了，那位露水女朋友早就消失得没有踪影了，吉姆更像不曾发生过似的说和那个女孩根本没有希望，不可能，年轻的女孩连大学都没有开始上。

我想吉姆养我这个博士就已经害怕了，自己的工作职位都难保的吉姆更不敢真娶一个经济没有独立的女人。

吉姆和我自自然然又在一起了。

1998年8月16日是个星期天，我和吉姆去柏林“新国家美术馆”看费宁格（LyonelFeininger）的回顾展。

费宁格1871年出生在美国，19岁到德国学习，就留在了德国和欧洲，直到晚年才回到美国。

173幅油画展示了他美国——德国——欧洲——美国70年的绘画创作生涯，内容丰富得让人不知从何看起。

为此，吉姆和我参加了一个讲解团，把欣赏之旅交给讲解员去带领。

一个小时的讲解过程中我步步紧跟讲解员，讲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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