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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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15(1/3)

直到那时，我都没有认真想过，我一直以为他们会放我出去。

虽然一个礼拜过去了，又一个礼拜过去了，我还那么以为着。

直到最后，我才放弃了克里斯蒂医生会让我走的幻想。

因为，如果他相信我在入院时就疯了，那么，在那之后我说过的所有，都只会让他相信我疯得更严重了。

更麻烦的是，他坚信我会被他治好，只要他能让我恢复写字，我就能重新记起自己是谁。

“你看了太多文学作品了，”有一次巡房时他说，“这就是你烦恼的根源。

但是有时候，我们医生要用以毒攻毒的办法。

我的意思是，通过再读文学书来让你恢复。

你看，”他给我带来一个纸包裹，里面是一块小黑板和一支粉笔，“你坐下，把黑板放在面前，”他说，“一天下来，你就能写出——注意，是工工整整的！——写出你的名字了。

我说的是你的真名。

明天，你给我写出你生平的第一部分，然后每天增加一部分。

随着书写机能的恢复，你的思考机能也就慢慢恢复了……” 他叫培根护士监督我，拿着粉笔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当然我啥也没写出来。

粉笔头最后被我捏成了粉，或者被我手心的汗浸得湿漉漉的。

然后，他回来看到空空的小黑板，就皱着眉头摇头。

有时斯彼勒护士在他身边，“你怎么一个字都不写？”她会说我，“看看医生们为了治好你，费了多少心。

要我说，你这就叫不知好歹。

” 他走之后，她就来摇我。

我越是哭闹，她越是摇得厉害。

她使劲的时候，你会觉得连牙都被她摇松脱了。

她会把你摇到要吐——“哟，你抽抽了。

”她会对别的护士挤挤眼说，她们就一起哈哈大笑。

她们恨这些女病人们。

她们恨我。

我用自然平常的语气说话时，她们觉得我在嘲笑她们。

我知道，她们以为我装疯卖傻，就为了博得克里斯蒂医生的关注。

这让女病友们也恨起我来。

只有疯疯癫癫的威尔逊小姐时不时地对我好。

有一次她看见我对着黑板掉眼泪，就趁培根护士背对着我的时候，跑过来帮我写了我的名字——我的意思是，莫德的名字。

她虽然是好心，我还是希望她没这么做，因为克里斯蒂医生回来看见这字，脸上露出了微笑，大声说，“真不错，里弗斯太太！我们成功一半了！”到了第二天，我又只能鬼画桃符，他当然以为我在耍花招。

“不让她吃饭，培根护士，”他板着脸说，“直到她写出来为止。

” 于是，我就写这个：苏珊，苏珊，苏珊——我写了五十遍。

培根护士打我。

斯彼勒护士也打我。

克里斯蒂医生摇着他的头。

他说我的病比他想象的严重，需要另外一种疗法。

他给我喝木馏油——他叫护士们按住我，他把油往我口里灌。

他还说要找蚂蝗饲养师，来给我的脑袋放血。

然后我们这儿来了一个新病人，她不会正常说话，只会说她自己造出来的叽里咕噜的语言，她说那是蛇语。

然后他就把时间全花在了她身上，用针去刺她，在她耳朵后面拍爆纸袋子，用开水烫她——想方设法把她的英语吓回来。

我希望他就这么继续戳她烫她去。

木馏油差点呛死我了。

我害怕蚂蝗。

他不管我，能让我有时间想想我的逃跑计划。

我整天想着的还是那事。

现在都六月了，我是五月进来的。

我还是坚持观察院子的地形，研究各个窗户和门，找出哪些是松动的。

每次培根护士拿出钥匙时，我都仔细看着，记住哪把钥匙开什么锁。

我发现，如果是走廊和卧室门上的锁，是一把钥匙开全部。

如果我能从钥匙链上把那把钥匙偷下来，我就能跑出去了，我很有把握。

但是那钥匙链很结实，每个护士都把钥匙看得很紧。

培根护士——她还警告过，我是个滑头——是把钥匙看得最紧的。

她只是在需要从橱柜拿东西的时候，才会把钥匙交给贝蒂一下，然后立马就收回去，放进口袋里。

每一次看到她放回去，我都感觉无能为力，忍不住气得发抖。

太让我难受了，居然偏偏是我！被关进这里，这么长时间，过得这么低贱，失去了我的所有，就因为少了一把小小的钥匙！一把小小的、简单的钥匙！甚至不是一把什么高级钥匙，就一把只有四个齿的小破钥匙，要是有钥匙坯和锉刀，我一眨眼工夫就能仿出一把来。

这事儿，我每天都想一百遍。

洗脸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在小花园里散步时，坐在活动室里听女病人们嘀咕或掉眼泪时，躺在床上被护士的灯晃着眼睛时，我都在想。

如果这个想法是锤子或起子，我早跑出去一万遍了！但其实，这想法更像毒药，我想得太多，都快想吐了。

这像一种迟缓的病痛，不像我刚到这里时，那种让我出汗的尖锐的恐惧。

它慢慢地，鬼鬼祟祟地潜伏进来，变成了疯人院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墙上的颜色，食物的味道，病人们哭喊的声音，它悄悄在我身上扎下了根，当我察觉时，已经太晚了。

我还是对每一个跟我说话的人说，我脑子很清楚很正常，我进疯人院是被搞错了，我不是莫德·里弗斯，应该马上被放出去。

但是，我说了太多遍以后，这些话变得软弱无力，就像钱币用久了以后，头像就磨损得模糊不清。

最后，有一天，我和一个女人在花园里散步时又说了一遍，她带着怜悯的表情看着我。

“我曾经也跟你想的一样，”她和善地对我说，“但是，你知道吗，我怕你是来了这里之后就疯了。

我们这儿的人都有点怪，你看看周围就知道。

你看看你自己就知道了。

” 她对我微笑——但是，就跟刚才一样，笑容带着点怜悯。

她接着往前走，但我停下了。

我已经很久，我也不记得多久了，没去想过我在别人眼中是啥模样。

克里斯蒂医生不给我们镜子，怕我们打碎了。

现在想起来，我上一次从镜子里看自己的脸是在克林姆太太家的时候了——是在克林姆太太那儿吗？——那天莫德让我穿她的蓝色真丝裙子——是蓝色的吗，还是灰色呢？——是她举着小镜子。

我用手捂住眼睛。

裙子是蓝色的，我肯定。

噢，我穿着那个走进疯人院的啊！他们把裙子抢走了——他们也抢走了莫德妈妈的行李袋，还有里面所有的东西——刷子、梳子、内衣、红色毛呢拖鞋——我再也没见过它们了。

代替它们的，我低头看看自己，是格子呢裙子和胶鞋，我已经差不多习惯它们了。

现在我把它们看了个真真切切，我希望能把它们看得顺眼点儿。

值班看管我们的护士闭着眼睛，在太阳下打瞌睡了。

她身边是一扇窗户，里面是活动室。

屋里暗，窗玻璃就像镜子一样，清楚地映出了外面转圈儿散步的女病人们。

其中有一个站住了，手放在脸上。

我眨眼她也眨眼。

那就是我。

我慢慢地走过去，带着恐惧，仔细打量着自己。

就像刚才那女人说的，我看起来就像一个疯子。

我的头发还缝在头顶上，不过线已经松了，头发也七拱八翘了。

我的脸色发白，满是青的紫的瘢痕和伤口。

我的眼睛肿着——是因为缺乏睡眠吧——眼圈发红。

我的脸从未像现在这么尖瘦，脖子细得像麻秆。

格子呢裙子套在我身上，像个挂着的洗衣袋，领口露出莫德那只旧手套的脏兮兮的指尖，我还把这东西藏在胸口。

你还可以勉强看出，小牛皮上有我的牙齿印。

我看着玻璃，大约看了一分钟。

我看着，想起我小时候，那么多次，萨克斯比大娘帮我洗头梳头，使我的头发充满光泽。

我想起她怕我着凉，在我上床前先要暖床。

我想起她每次都把最嫩最好吃的肉留给我，我长牙齿时她帮我磨牙，常常抚摩我的胳膊和腿，不让它们长歪了。

我记得从小到大这么多年里，她把我保护得多严密、多安全。

我去布莱尔，本来是想去发财，带回来和她分享。

现在财富没有了。

莫德把财富偷走了，把她自己的命运给了我。

她本来应该来这里。

她把我变成了她，她就跑了出去，自由自在了。

她看见的每一块镜子——在服装店里试裙子时也好，在戏院里、舞厅里跳舞时也好——她在每一块镜子里看见的她，都是我的反面：俊俏、乐观、骄傲、自由—— 我想，我开始愤怒了。

然后我看见了自己的眼神和表情，这把我自己都吓着了。

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值班护士从瞌睡里醒了，过来戳了我一下。

“好啦，虚荣小姐，”她打了个哈欠说，“我敢说你连脚后跟都要照个够，是不？好吧，咱们就看看。

”她把我推回队伍里。

我低头走路，眼睛只看着裙子的下摆、我的鞋、走在我前面的女人的鞋。

看什么都行，只要别让我抬头看到窗玻璃，看到自己疯了的眼神。

那是在六月尾。

也可能再早一些，很难知道准确的日期。

在疯人院里，我们连礼拜几都很难搞清——只知道他们要你站在活动室里听克里斯蒂医生祷告，而不是坐在床上的时候，就是礼拜天了，一个礼拜又过去了。

也许我应该像犯人一样，每个礼拜天刻一个痕迹什么的。

但是，每个礼拜都没有意义，因为每个礼拜开始时我都想着，下礼拜我就会出去了。

然后我的记忆也混乱了，有时候好像一个礼拜有两三个礼拜天，有时候又好像没有礼拜天。

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春天变成了夏天，因为日子变长了，阳光变得热辣辣了，房间变得像蒸笼了。

对于当时的热，我记得无比深刻。

那种热几乎要让人发疯。

房间里的空气就像热汤。

待在这种空气里，有一两个女病人活活热死了。

当然了，克里斯蒂医生和格雷夫斯医生是医生，他们能把这记录成中风而死，这是我听护士们说的。

天气热了，护士们的脾气也跟着暴躁起来。

她们抱怨着头痛和出汗，抱怨身上的制服。

“为什么我还得穿着羊毛裙子，在这儿照顾你们？”她们把我们推来搡去，“人家坦布里奇疯人院的护士穿的都是府绸——！” 但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没有哪家疯人院要她们，她们也去不了。

她们在这儿混日子混得太舒服了。

她们整天说女病人们太麻烦，太会耍花招什么的，又互相展示身上的青肿啊什么的，但其实，病人们都被她们下了药搞得有气无力的，谁还能耍什么花招。

至于说麻烦，都是护士们想开玩笑自找的。

她们的工作是世界上最轻松的了，我们七点钟就被她们赶上了床——给我们吃了安眠药——然后她们就看报纸看小说，烤面包，喝热可可，弄点刺绣，吹口哨，放屁，站在门口隔着走廊跟人大声聊天，她们觉得闷了，甚至直接跑到别的房间去串门，把病人们锁在房间里不管不顾。

到了早上，克里斯蒂医生巡完房一走，她们就摘掉帽子，放下头发，脱了袜子，把裙子撩起来。

她们让我们站在旁边，拿报纸对着她们白花花的大腿打扇降温。

反正培根护士就是这么干的，因为她手痒的毛病，她抱怨天气热抱怨得最厉害。

她让贝蒂给她每天抹十次药膏，有时候她还大喊大叫。

天最热的时候，她放了两个瓷盆子在床边，睡觉时把手泡在水里。

这让她做起梦来。

“他太滑了！”有一天晚上她叫道。

另一次她嘟囔说，“糟了，我没抓住他……” 我也做梦。

我好像一闭上眼睛就会做梦。

你多半也能猜到，我会梦到兰特街，梦到波镇，梦到家。

我梦到萨克斯比大娘和易布斯大叔。

这些梦让我心烦，我会从这些梦里哭醒。

有时候我只会梦到疯人院，我会梦到我醒来，一天已经过完了，然后我就真的醒了，一天却刚刚开始——可是，眼前的一天和梦里过去的一天一模一样，我都不知道哪里是梦，哪里是真实。

梦里梦外，我已经混乱了。

但几个礼拜以后，夜里越来越热，我的脑子越来越昏沉，那时候我开始做的那些梦，才是最让我烦心的梦。

那些梦里有布莱尔庄园，有莫德。

那些梦里的她，绝不是真正的她——真正的她是毒蛇，或者小偷。

可我只是梦到我们还在她舅舅家里，我还是她的贴身女仆。

我梦到我们散步到她妈妈墓前，或者在河边坐着。

我梦到我帮她梳洗穿衣。

我还梦到——人梦到什么不是错，是吧？——我还梦到，我爱她。

我知道我该恨她，我知道我想杀她。

但是，有时候我在夜里醒来，就会忘记这些。

我会睁开眼睛，四周看看，屋子里太热，她们一个个都热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我会看见贝蒂的大白腿，培根护士全都是汗的脸，威尔逊小姐的胳膊。

普赖斯太太睡觉时把头发都放到后面去，和莫德的习惯一样。

我在半梦半醒中望见她，就忘了四月之后的那好几个礼拜，忘了布莱尔的出逃，忘了燧石教堂里的婚礼，忘了克林姆太太家的日子，忘了我怎么进的疯人院，忘了那个可怕的圈套，忘了我本该想着逃跑，也忘了我跑出去之后计划该干的事儿。

我一心只想着，带着点恐慌地想着，她在哪儿？她在哪儿？——然后，松了一口气似的：她在这儿……我再次闭上眼睛，立刻，我就不在这疯人院的床上了，而是在她床上。

帐幔都放了下来，她就在我身边。

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

“今晚真闷热啊！”她会轻声细语地说，然后叫道，“我怕！我害怕——！” “你不要怕，”我总是会这么回答她，“噢，你不要怕。

”——在这个时候，梦就会断，我就会醒来。

我会焦虑地醒来。

我担心，自己会不会像培根护士那样在梦中出声，把什么说漏了嘴——或者叹息？或者颤抖？然后我会躺在床上，心中满是羞耻。

因为，我恨她！我恨她！——可我心里知道，每一次我都秘密期盼那个梦不要断，我能把它做完。

我开始害怕我会梦游。

要是我爬起来，去吻普赖斯太太或者贝蒂怎么办？但如果强打着精神不睡，我也会迷迷糊糊，幻想出一些可怕的事来。

那是些反常的夜晚。

闷热使我们呆滞，也使有些人——甚至是那些平时安静听话的女人——抽风发癫起来。

躺在床上就能感觉到骚动，你会听到尖叫，铃声，咚咚咚跑过的脚步声。

这些声音就像惊雷，在闷热安静的夜里炸开。

虽然你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每一次怪异的声音响起时——而且，一个女人闹腾往往会惹起另一个——你都忍不住想，这会不会把我的病也惹出来？然后你似乎就感觉到身体里有点儿不对劲了，你开始出汗，或者抽搐——噢！那些夜晚真可怕！贝蒂会呻吟，普赖斯太太会抽泣，培根护士会起来说“嘘！安静！”她会拉开门，把身子探出去听。

尖叫声停了之后，脚步声也会慢慢消失。

“抓着她了，”她会说，“好了，他们是把她关垫子房呢，还是弄去跳水？”——贝蒂一听到跳水这个词，又开始哼哼，普赖斯太太，甚至威尔逊小姐，听到这词儿都打了一个战，把脸埋到枕头里去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词好像有特别的意思，但没人给我解释过它究竟指啥。

我只能猜，可能跟水有关，跟黑色橡胶的抽水泵一样，按进去抽出来吧。

这想法也很可怕，所以每次培根护士提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也吓得打战。

“我不知道你们抖个啥，”她会不怀好意地对我们说，然后回到床上，“又不是你们抽风了，是吧？” 但是，有一次就是了。

我们被一阵喘气声惊醒，发现可怜的普赖斯太太躺在床脚边的地上，紧咬着手指，手指都给咬出血了。

培根护士拉了铃，克里斯蒂医生带着几个男的赶紧跑来了，他们把普赖斯太太捆起来，抬下了楼。

一个钟头以后他们把她送回来时，她的衣服和头发都在滴水，她看上去淹得半死。

那时我才知道了跳水的意思，就是被弄去泡一下水。

这让我觉得放心了一点，因为我觉得，泡一下好像也没啥可怕啊，跟抽水放水比…… 我还是太无知，真是太无知了。

然后就出了一件事。

那天——我觉得是那个夏天最热的一天——是培根护士的生日，那天晚上她偷偷请了几个护士到我们房间来，给她庆祝生日。

我好像说过，她们有时候就这么玩。

这种事本来是不准的，她们说话吵得我们没法睡觉。

但我们从来不敢跑到医生那儿去告发——因为护士们会说我们是胡言乱语，然后回来打我们。

她们让我们乖乖躺着不准动，她们坐在那儿打牌，玩多米诺牌，喝柠檬汁，有时还喝啤酒。

那天晚上借着培根护士生日的由头，她们喝开了啤酒。

因为天太热她们又喝得太多，她们都醉了。

我用被单蒙着脸，但是半睁着眼睛。

她们在的时候我不敢睡，怕万一我又梦到莫德，因为这已经变成了我的一种——克里斯蒂医生会这么说——病态恐惧，怕自己暴露了心底的秘密。

再说了，我觉得我应该保持清醒，万一她们喝得太多，都喝倒了的话，我就可以起来偷钥匙了…… 但她们没醉倒，而是喝得兴高采烈，嗓门越来越大，房间里越来越热，她们的脸也红了。

我也是睡一阵醒一阵，她们的声音听起来遥远空洞，就像从梦里传来的一样。

她们中时不时有人大叫或者大笑，其他人会叫她小点声，然后自己也笑起来，这种声音会把我一个激灵吓醒。

最后，我看着她们一个个发红的冒着汗的大胖脸，湿漉漉的张开的大嘴，真希望自己手里有把枪把她们都扫射了。

她们坐在那里互相吹牛逞能，说最近自己又打了谁，怎么打的。

然后又比赛谁的手劲大。

她们把手掌放到一块儿，比谁的手大。

然后有个人举起了她的胳膊。

“让我们瞧瞧你的，白琳达。

”另一个护士叫道，白琳达就是培根护士。

她们都是这种娇滴滴的名字。

你能想象她们的妈妈看着小小的她们，觉得她们长大了都能变成芭蕾舞女主角吗？“来吧，给我们看看。

” 培根护士先摆出一副谦虚的样子，然后卷起了袖子。

她的胳膊粗得跟卸煤工似的，但是白花花的。

她曲起手臂，肉都鼓了起来。

“这可是爱尔兰肌肉，”她说，“从我奶奶那儿传下来的。

”其他护士走上去摸，吹了一下口哨。

然后有人说： “我得说，你这胳膊就快比得上福鲁护士了。

” 福鲁护士是个斜眼，管着我们楼下的房间。

据说在监狱里当过狱卒。

现在培根护士的脸更红了，“比得上？”她说，“我倒想跟她把胳膊放一块儿比比，看谁的粗。

比得上？我比她，没问题！” 她的声音吵醒了贝蒂和普赖斯太太。

她看见她们翻身，“赶紧睡觉。

”她说。

她没看见半睁着眼睛，心里直盼她死的我。

她又扬了扬胳膊，肌肉又鼓了起来，“比得上，还用说吗。

”她念叨着。

她对一个护士甩甩脑袋，“你去叫福鲁护士上来，我们就知道了。

玛格丽塔，你去找根绳子。

” 那两个护士站起来，摇摇晃晃，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出去。

第一个护士一分钟后就回来了，她带来了福鲁护士，斯彼勒护士，还有那个脸黑黑的，在我入院第一天帮着脱我衣服的护士。

她们在楼下也都喝了酒。

斯彼勒护士双手叉在后腰上，看看周围说： “嗬，你们这副样子，给克里斯蒂医生看见可咋办！”她打了一个嗝，“说说，胳膊怎么回事？” 她已经露出了胳膊。

福鲁护士和黑皮肤护士也卷袖露出了自己的。

另外一个护士回来，带回了一条丝带和一把尺子，她们就挨个量胳膊的粗细。

我看着她们，就像一个躲在树林暗处偷看的人，偷看着眼前的一群妖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们站成一圈儿，油灯从一只手递到另一只手上，投下形状奇怪的灯影。

啤酒、闷热的天、量胳膊的兴奋，让她们一个个东倒西歪，活蹦乱跳。

“十五！”她们高声叫道，然后又一声，“十六！——十七！十八点五！——十九！福鲁护士赢了！” 圈子于是散了，她们放下了灯，四散开来，叽叽喳喳议论——突然间她们就不像妖怪了，像一群水手，就差胳膊上没有文身了。

培根护士拉长了脸，她没好气地说： “胳膊这事儿，我就让福鲁护士赢一回好了，虽然我觉得肥肉不能算肌肉。

”她的手在腰上搓着，“现在，咱比比体重？”她扬起了下巴，“在座的谁能说比我重？” 立刻就有两三个人站到她身边，说她们比她重。

其他人想把她们抱起来试试。

其中一个摔倒了。

“这样不行的，”她们说，“你们动得太厉害了，比不出来。

要另外想个法子。

要不，从椅子上跳下地，看谁把地板踩得最响。

” “要不，”一个黑头发的护士大笑着说，“跳到贝蒂身上去？看谁让她叫得最响？” “看谁让她哇哇叫！” 她们看着床上的贝蒂。

贝蒂听到自己的名字，睁开了眼睛——然后立马闭上了，吓得发抖。

斯彼勒护士哼了一声，“她肯定被白琳达吓得哇哇叫啦，”她说，“百试百灵。

别用她，不公平。

用老小姐威尔逊。

” “她也是肯定叫的！” “要不，普赖斯太太。

” “她会哭的，哭就不——” “用莫德！”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声。

然后，虽然刚才她们都在笑，听到这个忽然笑声都停了。

我想，她们都你看我，我看你。

然后斯彼勒护士说话了。

“搬个椅子来，站上去跳——” “等等！等等！”一个护士叫道，“你怎么想的？你不能往她身上跳，会压死她的。

”她停了一下，好像是抹了一下嘴，然后说，“往她身上躺好了。

” 一听这话，我把被单从脸上拉开，睁大了眼睛。

也许当时我不该这么做。

也许她们只是说着玩的。

但是，我拉开了被单，她们看到我在看她们。

她们都笑了起来，向我走了过来。

她们掀开了我的被子，把枕头从我头下抽走。

有两个按住我的脚，另外两个抓住我的手臂。

她们动作很快。

她们就像一只长着几个脑袋的大怪兽，冒着汗，散发着热气，张着无数只手和喘着粗气的肮脏的大嘴。

我一挣扎，她们就掐我。

我说。

“你们放开我！” “闭嘴，”她们说，“我们又不会伤你。

我们就想看看谁最重，是培根护士，斯彼勒护士，还是福鲁护士。

我们就想看看谁让你叫得最响。

准备好了吗？” “放开我！放开我！我要告诉克里斯蒂医生去！” 有人扇了我一耳光，有人摔了一下我的腿。

“少废话，”她们说，“好了，谁先来？” “我来。

”我听到福鲁护士说。

其他人退开了一点儿，让她上前。

她把自己的裙子拉直，“把她按住了？”她说。

“按住了。

” “行，按稳。

” 她们把我全身都拉紧了，好像我是块湿布，她们要把里面的水全拧干。

我当时想法已经不能用语言形容。

我感觉，她们简直就快把我的手或者脚扯掉，或者弄断我的骨头了。

我又开始大叫，再次被扇了一耳光，腿也被摔了一下，于是我闭了嘴。

福鲁护士爬上床，提起裙子，半跪半骑在我身上。

床发出吱呀的响声。

她搓了搓手，用她那斜眼看着我。

“我来了！”她说，正要往我身上倒。

虽然我已经吓得脸都缩成一团，屏住了呼吸等她砸，她却没倒下来。

是培根护士拦住了她。

“不，不能砸，”她说，“砸的就不公平了。

得慢慢放倒，要不就别玩。

” 于是福鲁护士挺起身，然后慢慢地倒下来，直到全身的重量从她支撑自己的手和膝盖上转移到我身上。

我刚才吸进的一口气都被压了出来，我想，要是我身下是地板而不是床，她肯定已经把我压死了。

我的眼口鼻都开始往外流水。

“求您了——！”我说。

“她求饶了！”黑头发护士说，“这个就算福鲁护士得五分吧！” 她们放开了我的手脚，福鲁护士在我脸上亲了一下，爬了下去。

我看到她站起来后，跟拳击比赛赢了似的高举双手。

我想吸一口气，还没吸到就咳嗽起来。

然后她们又把我按紧，因为现在轮到斯彼勒护士了。

她比福鲁护士还糟糕——不是说她重，而是姿势更难受，她手脚的关节，手肘，膝盖，还有髋骨，全狠狠压在我的关节上。

她的胸衣的料子很硬，衣服边硌得我生疼。

她头发上还擦了头油，一股酸臭味。

她呼吸声很大，打雷似的，在我耳边轰轰响。

“快点啊，小荡妇，”她对我说，“叫出来啊——！”但就算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有我的骄傲。

我咬紧牙关，就是不出声。

她压了又压，最后，其他护士叫起来，“噢，输咯！斯彼勒护士零分！”她用膝盖狠狠地顶了我最后一下，骂骂咧咧地爬起来了。

我从床垫上抬起头，虽然我早已泪眼模糊，还是看见了在护士圈外，威尔逊小姐和普赖斯太太哆哆嗦嗦地一边假装睡觉一边看。

她们害怕，不知这帮护士会对她们怎样。

我不怪她们。

我把脑袋放回去，再次咬紧了牙关。

下一个是培根护士。

她的脸还红扑扑的，白白的手臂把两只手衬得更红了，简直像戴了两只红手套。

她也像福鲁护士一样，先是骑在我身上，活动了一下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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