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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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3/3)

麦克风拼命鼓动别人的年轻人固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他们也在全力以赴，哪怕声音已经嘶哑也要继续高喊，希望把自己的理念传达给更多的人。

但他们的观众并没有忍饥挨饿，并没有生活在恐惧当中；他们的家人依然在斯卡斯代尔平平安安地活着，没有死于枪下，没有被折磨致残，也没有被囚禁起来。

本说，美帝国主义很聪明，他们用几辆车、几台电视和性压抑就征服了人民。

瓦尔和他就“马尔库塞理论[1]”争论了一番。

米拉就坐在一边看着。

事件并未真正发酵。

没有足够多的人参与，人们也没有足够的热情。

之后的某天晚上，校长给警察打了电话，他们把大学楼里的学生驱逐了出去，其间发生了暴力行为。

有人受伤了，很多人被关进了监狱。

第二天，校园里一片恐慌。

一夜之间，事情激化了。

那些天的感觉很容易就被忘记了，因为那被点燃的激情来自道义，而非生存，因而很容易消散。

我还记得坐在雷曼餐厅，感受到空气中的脆弱；周围飘浮着各种声音，宛如碎玻璃；我感觉，轻轻地触碰，就可以让整栋建筑支离破碎。

有些人——大都是年纪较大的男研究生——他们冷酷、残忍、高谈阔论，不断重复着那些关于革命的耸人听闻的论调，企图营造出像去年秋天那样恐慌的氛围，他们躲在角落里，端着脏兮兮的咖啡杯，小声地谈论着枪支和坦克。

年轻一点儿的学生胆子小，几近歇斯底里。

他们总是一脸惊恐，发传单，传阅请愿书时，手都在颤抖。

有传言说——后来被证实了——在档案里发现了一些材料，它们燃烧起来，像沙漠风一样席卷过每栋建筑，沙沙作响，打破了等级组织所必需的微妙平衡。

许多年龄大一点儿的人都知道，可他们隐藏了太久，安稳地藏在享有特权的屋墙内，以至于那些年，他们一直没明白，权力不是你所拥有的，而是你享有权力的那些事物所赋予你的。

那些和蔼地、文质彬彬地默默管理着大学的白人男性，原来是不愿认错的性别歧视者和种族歧视者，他们对自己的权力抱有误解，以为他们的权力就等同于国家的利益。

别人也不可能指控他们阴谋勾结，因为他们的勾结是潜意识层面上的。

米拉想，就如同她之前对诺姆的困惑一样：即便你指出来，他也不会去反思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即便这件事侮辱了你，让你感到烦恼，他也不觉得他是错的，还说那是“自然的”。

对于这样的人，你能怪他吗？ 对米拉而言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对那些年轻的学生来说并不是。

从小他们就被教导，美国是一个民主、平等的地方，机会均等。

尽管他们知道体制内有缺陷，也觉得会有好心人去修复。

他们的上级、老师、院长和父母，都表现出善良的样子。

可私下里，在他们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却会写检举信。

他们不曾知道，不曾看见，震惊之余，他们才发现，都怪自己无知，轻易地被愚弄了。

于是他们尖叫着、哭喊着四处奔走，颤抖不已。

他们突然意识到，这正是他们被教育的所谓完美理想的丑陋阴暗面，正是他们继承而来的所谓抱负，这其实一直显而易见，只不过他们没有深想过。

这种精英主义思维非常接近希特勒的理念，他们的奢侈生活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被构建、被满足的。

安逸的代价原来是另一种奴役。

这真是令人难堪。

他们试图解决这一困境。

他们坚持着理想和抱负，试着放弃奢侈的生活。

可是，他们不可能完全做到。

有些人离开了学校，去流浪，住进公社里，放弃了他们优越的家世。

这种做法引发了争议，人们议论纷纷，对此褒贬不一。

他们说，如果你想改变什么，就需要权力，贫穷无法作为权力的基础。

有人加入了激进群体，这些群体注定徒劳无功，它们不断地分裂，彻底被联邦调查局渗透，以至于最终只有几个人是真正的非政府成员。

他们中那些敏感的人无法忍受自己失去了纯真，无法忍受负罪感和责任感——这就是得知“自己有的吃是因为别人在挨饿”这一事实的代价。

对于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解决办法，也没有任何可供慰藉的东西。

圣人可能会选择让自己挨饿，这样别人就有吃的，可就算这样也改变不了现状。

但瓦尔认为那纯粹是瞎说。

她说，天真地想减少世界上的权力联盟，就等于将一个政治问题转变成形而上学的问题，好像默认了人口越多食物供给越不足似的。

但其实这不是必然的，还有别的选择。

假如人们不浪费粮食，假如他们肯放弃自己的三辆摩托雪橇和两辆轿车的话——她曾遇到过一家四口有四辆轿车、四辆摩托雪橇。

克拉丽莎同她争辩道，除了靠专制的命令，你又如何能强迫他们放弃那些呢？社会主义总是在理念上说得好听，但实践起来很糟糕。

瓦尔说，不是这样！我们之所以这样想，只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如果没有社会主义，人民就会饿死，但看上去好像会压制主动性、创造性和个性。

在瑞典就不是这样。

争论变得激烈起来。

这个话题在争论中开始，也在争论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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