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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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2/3)

题材的叙述方式，这样的作家其叙述风格总是会出现变化。

我是第二类的作家。

二十年前我刚刚写下《十八岁出门远行》时，以为找到了自己一生的叙述方式。

可是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我的叙述方式完全变了，当时我以为自己还会用这样的方式写下几部小说。

没有想到写出来的是《兄弟》，尤其是下部，熟悉我以前作品的读者一下子找不到我从前的叙述气息。

说实话，《兄弟》之后，我不知道下一部长篇小说是什么模样，我现在的写作原则是：当某一个题材让我充分激动起来，并且让我具有了持久写下去的欲望时，我首先要做的是尽快找到最适合这个题材的叙述方式，同时要努力忘掉自己过去写作中已经娴熟的叙述方式，因为它们会干扰我寻找最适合的叙述方式。

我坚信不同的题材应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我的叙述风格总会出现变化。

我深感幸运的是，总是有人理解我的不断变化。

有读者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先放下以往的余华，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从《兄弟》本身来阅读，试图了解到作者到底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告诉我们什么？” 二〇〇七年一月八日 篮球场上踢足球 我想，很多中国球迷都有在篮球场上踢足球的人生段落。

我将自己的段落出示两个。

第一个段落是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〇年期间。

当时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

鲁迅文学院很小，好像只有八亩地，教室和宿舍都在一幢五层的楼房里，只有一个篮球场可供我们活动。

于是打篮球的和踢足球的全在这块场地上，最多时有四十来人拥挤在一起，那情景像是打群架一样乱七八糟。

刚开始，打篮球的和踢足球的互不相让，都玩全场攻防。

篮筐两根支架中间的空隙就是足球的球门。

有时候足球从左向右进攻时，篮球刚好从右向左进攻，简直乱成一团，仿佛演变出了橄榄球比赛；有时候足球和篮球进攻方向一致，笑话出来了，足球扔进了篮筐，篮球滑进了球门。

因为足球比篮球粗暴，打篮球的遇到踢足球的，好比是秀才遇到了兵。

后来他们主动让步，只打半场篮球。

足球仍然是全场攻防。

再后来，打篮球的无奈退出了球场，因为常常在投篮的时候，后脑上挨了一记踢过来的足球，疼得晕头转向；而篮球掉在踢足球的头上，只让踢球的人感到自己的脑袋上突然出现了弹性。

就这样，篮球退出了篮球场，足球独霸了篮球场。

我们这些踢足球的乌合之众里，只有洪峰具有球星气质，无论球技和体力都令我们十分钦佩。

他当时在我们中间的地位，好比是普拉蒂尼在当时法国队中的地位。

当时谁也不愿意干守门的活，篮筐支架中间的空隙太窄，守门员往中间一站，就差不多将球门撑满了，那是一份挨打的工作。

所以每当进攻一方带球冲过来，守门的立刻弃门而逃。

我记得有一次莫言客串守门员，我抬脚踢球时以为他会逃跑，可他竟然像黄继光似的大无畏地死守球门，我将球踢在他的肚子上，他捂着肚子在地上蹲了很长时间。

到了晚上，他对我说，他当时是百感交集。

那时候我和莫言住在一间宿舍里，整整两年的时光。

第二个段落是一九九〇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

那时马原还在沈阳工作，他邀请我们几个去沈阳，给辽宁文学院的学生讲课。

我们深夜看了世界杯的比赛，第二天起床后就有了自己是球星的幻觉，拉上几个马原在沈阳的朋友，在篮球场上和辽宁文学院的学生踢起了比赛。

辽宁文学院也很小，也是只有一个篮球场。

马原的球技远不如洪峰，我们其他人的球技又远不如马原。

可想而知，一上来就被辽宁文学院的学生攻入几球。

我们原本安排史铁生在场边做教练兼拉拉队长，眼看着失球太多，只好使出绝招，让铁生当起了守门员。

铁生坐在轮椅里守住篮筐支架中间的空隙以后，辽宁的学生再也不敢射门了，他们怕伤着铁生。

有了铁生在后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们干脆放弃后场，猛攻辽宁学生的球门。

可是我们技不如人，想带球过人，人是过了，球却丢了。

最后改变战术，让身高一百八十五公分的马原站在对方球门前，我们给他喂球，让他头球攻门。

问题是我们的传球质量超级烂，马原的头常常碰不到球。

虽然铁生在后面坐镇球门没再失球，可是我们在前面进不了球，仍然输掉了客场比赛。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一九八七年《收获》第五期 一九八七年秋天我收到第五期的《收获》，打开后看见自己的名字，还看见一些不熟悉的名字。

《收获》每期都是名家聚集，这一期突然向读者展示一伙陌生的作者，他们作品的叙述风格也让读者感到陌生。

这个时节是文学杂志征订下一年度发行量的关键时刻，其他杂志都是推出名家新作来招揽发行量，《收获》却在这个节骨眼集中一伙来历不明的名字。

这一期的《收获》后来被称为先锋文学专号。

其他文学杂志的编辑私底下说《收获》是在胡闹，这个胡闹的意思既指叙述形式也指政治风险。

《收获》继续胡闹，一九八七年的第六期再次推出先锋文学专号，一九八八年的第五期和第六期还是先锋文学专号。

马原、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洪峰等人的作品占据了先锋文学专号的版面，我也在其中。

当时格非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我们这些人带着手稿来到上海时，《收获》就将我们安排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招待所里，我和苏童可能是在那里住过次数最多的两个。

白天的时候，我们坐公交车去《收获》编辑部。

李小林和肖元敏是女士，而且上有老下有小，她们不方便和我们混在一起，程永新还是单身汉，他带着我们吃遍《收获》编辑部附近所有的小餐馆。

当时王晓明有事来《收获》，几次碰巧遇上格非、苏童和我坐在那里高谈阔论，他对别人说：这三个人整天在《收获》，好像《收获》是他们的家。

晚上的时候，程永新和我们一起返回华东师范大学的招待所，在我们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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