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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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1/3)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辑二：一个记忆回来了 辑二：一个记忆回来了 一个记忆回来了 潘卡吉·米什拉问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了，为什么？” 这个问题十多年前就缠绕我了，我不知道已经回答了多少次。

中国的批评家们认为这是我写作的转型，他们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章，从各个角度来论述，一个作品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余华，是如何转型成一个温情和充满爱意的余华。

我觉得批评家们神通广大，该写的都写了，不该写的好像也写了，就是我的个人生活也进入到了他们的批评视野，有文章认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写作的转型，理由是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幸福的生活让我的写作离血腥和暴力越来越远……这个问题后来又出口到了国外，当我身处异国他乡时也会常常面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情景，十多年来人们经常向这个余华打听另外一个余华：那个血腥和暴力的余华为何失踪了？ 现在，我的印度同行也这样问我，我想是认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应该发布一个非盗版的回答。

需要说明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家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余华，而不是之后的。

法国评论家NilsC.Ahl说《兄弟》催生了一个新的余华。

他的理由是，一本书有时候会重塑一个作家。

一些中国的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本人十分赞同。

于是《兄弟》出版之后的余华也许要对两个失踪了的余华负责，不是只有一个了。

如何解释第二个失踪的余华，是我以后的工作，不是现在的。

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五年，我分别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三部长篇小说引发了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讨论，我就从这里开始自己的回答。

首先我应该申明：所有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评论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与我的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

为什么？我想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

事实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做到真正完成，小说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写作意义上的完成；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一部小说是永远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

文学阅读和批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如同是给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样，给予一部小说很多的阐释、很多的感受。

因此，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指出了作者写作时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

一部开放的小说，可以让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属于自己的理解。

基于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虽属正版，仍然不具有权威性，纯属个人见解。

因为一部小说出版以后，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权，作者所有针对这部小说的发言，都只是某一个读者的发言。

我的回答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为什么我在一九八〇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这么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为什么到了一九九〇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减少了。

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

我相信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选择，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说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着被我说出来。

经验告诉我，过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

所以我决定只是说出其中的一个，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

至于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

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

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

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

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

当然，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

我相信毛泽东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我觉得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决定了我在一九八〇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高中毕业。

我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

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

这是我小时候的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来苏儿的气味，习惯了嚎叫的声音和呻吟的声音，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

我们的父亲时常是刚刚给患者做完手术，手术服上和口罩上血迹斑斑，就在医院里到处走动，喊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立刻到食堂去吃饭。

当时医院的手术室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有时候我和哥哥会趁着护士不在手术室门外的时候，迅速地长驱直入，去看看正在给病人进行手术的父亲，看到父亲戴着透明手套的手从病人肚子上划开的口子伸进去，扒拉着里面的肠子和器官。

父亲发现我们兄弟两个站在一旁偷看手术过程时，就会吼叫一声： “滚出去！” 我们立刻逃之夭夭。

然后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我突然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

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洪治纲教授在二〇〇五年出版的《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这期间创作的八部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达二十九个。

这都是我从二十六岁到二十九岁的三年里所干的事，我的写作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

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

到了晚上我睡着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别人追杀。

梦里的我孤立无援，不是东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时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来的时候，我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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