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3章(1/3)

时光来到了一九九六年，一个机会让我重读了鲁迅的作品。

一位导演打算将鲁迅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请我为他策划一下如何改编，他会付给我一笔数目不错的策划费，当时我刚好缺钱，就一口答应下来。

然后我发现自己的书架上没有一册鲁迅的著作，只好去书店买来《鲁迅小说集》。

当天晚上开始在灯下阅读这些我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作品。

读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我曾经谱写成歌曲的《狂人日记》，可是我完全忘记了里面的内容，小说开篇写到那个狂人感觉整个世界失常时，用了这样一句话： “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个鲁迅有点厉害，他只用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常了。

另外一些没有才华的作家也想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可是这些作家费力写下了几万字，他们笔下的人物仍然很正常。

《孔乙己》是那天晚上我读到的第三篇小说。

这篇小说在我小学到中学的语文课本里重复出现过，可是我真正阅读它的时候已经三十六岁了。

读完了《孔乙己》，我立刻给那位导演打电话，希望他不要改编鲁迅的小说，我在电话里说： “不要糟蹋鲁迅了，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 第二天，我就去书店买来了“文革”以后出版的《鲁迅全集》。

为此，我十分想念那些堆积在文化馆桌子下面的鲁迅作品，那些在“文革”中出版的鲁迅作品，其版本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我当年从文化馆办公室进出时，移动的双脚时常被鲁迅的著作绊住，我觉得可能是命运的暗示，暗示我这些布满灰尘的书页里隐藏着伟大的叙述。

从书店买来《鲁迅全集》后的一个多月里，我沉浸在鲁迅清晰和敏捷的叙述里。

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他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

” 我想借此机会再次谈论《孔乙己》，这是短篇小说中的典范。

这部短篇小说开篇的叙述貌似简单却是意味深长，鲁迅上来就写鲁镇的酒店的格局，短衣帮的顾客都是靠在柜台外面站着喝酒，穿长衫的顾客是在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上酒菜，坐下来慢慢地喝酒。

孔乙己是唯一站着喝酒却穿长衫的人。

鲁迅惜墨如金的开篇，一下子就让孔乙己与众不同的社会身份突出在了叙述之中。

在《孔乙己》里尤其重要的是，鲁迅省略了孔乙己最初几次来到酒店的描述，当孔乙己的腿被打断后，鲁迅才开始写他是如何走来的。

这是一个伟大作家的责任，当孔乙己双腿健全时，可以忽视他来到的方式，然而当他腿断了，就不能回避。

于是，我们读到了“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

’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

看时又全没有人。

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

”先是声音传来，然后才见着人，这样的叙述已经不同凡响，当“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孔乙己摸出四文大钱后，令人赞叹的描述出现了，鲁迅只用了短短一句话，“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是用这手走来的。

” 在我三十六岁的那个夜晚，鲁迅在我这里，终于从一个词汇回到了一个作家。

回顾小学到中学的岁月里，我被迫阅读鲁迅作品的情景时，我感慨万端，我觉得鲁迅是不属于孩子们的，他属于成熟并且敏感的读者。

同时我还觉得，一个读者与一个作家的真正相遇，有时候需要时机。

“文革”结束以后，我阅读过很多其他作家的作品，有伟大的作品，也有平庸的作品，当我阅读某一位作家的作品时，一旦感到无聊，我就会立刻放下这位作家的作品，让我没有机会去讨厌这位作家。

可是“文革”期间我无法放下鲁迅的作品，我被迫一遍又一遍地去阅读，因此鲁迅是我这辈子唯一讨厌过的作家。

我告诉挪威的听众：当一个作家成为了一个词汇以后，其实是对这个作家的伤害。

我的演讲结束后，奥斯陆大学历史系的HaraldB?ckman教授走过来说：“你小时候对鲁迅的讨厌，和我小时候对易卜生的讨厌一模一样。

” 二〇〇九年五月四日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就像社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

当社会面目全非之后，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 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

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

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

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身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而且无论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在游山玩水，每隔四五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

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

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

我从事的工作是讲故事，用《巴黎圣母院》里吉普赛人的说法，我就是那种将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再向别人要钱的人。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

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

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什么。

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

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始终在世界的九十多位和一百位之间。

这两项应该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