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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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纯真博物馆(2/3)

于鲁·鲍斯坦街上最好的地方，在他们以前住的那套房子的前面一点（就在那个曾经对芙颂动手动脚的卑鄙·大叔杂货铺的正对面），为内希贝姑妈买下了一套大房子。

内希贝姑妈则把楚库尔主麻的房子，连同一层和房子里面的所有家具给了我。

那个为芙颂打离婚官司的律师朋友建议我去为家具做一个公证，我照办了。

内希贝姑妈一点也不着急搬去尼相塔什的新房子。

在我的资助下，她像一个慢慢准备嫁妆的年轻姑娘那样为新家买家具，装电灯，但每次见我她都会笑着说，她永远无法离开楚库尔主麻的家。

她总是说：“凯末尔，我的儿子，我放不下这个家、我的回忆，我们怎么办？” 我就对她说：“那么，内希贝姑妈，我们就把这个家变成一个展示我们回忆的地方。

” 因为我出去的时间越来越长，因此我也更少见到她了。

我不断去旅行，是因为我还不完全清楚该如何处理那个家、家具和芙颂的所有那些我甚至不忍心看的东西。

我对巴黎的第一次拜访，为我以后的旅行提供了经验。

每到一个新城市，我都会先去一个早在伊斯坦布尔订好，靠近市中心、老的但舒适的酒店住下，随后我会根据事先从书籍、旅游指南上掌握的信息，像一个认真完成作业的好学生那样，不慌不忙、一个不落地去逛遍城市里的每一个重要博物馆。

我去跳蚤市场、卖各种小玩意和摆设的小店、古玩店转悠，买下和我在凯斯金家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盐瓶、烟缸、开瓶器，或是一样我喜欢的东西。

无论是在里约热内卢，还是在汉堡、巴库、东京，或是里斯本，无论我在哪里，到了晚饭的钟点，我都会去偏远的街区、后街走很长时间，我希望能够透过开着的窗户，看到房子的里面，看见那些坐在电视机前吃饭的家庭。

就像在芙颂他们家那样，我希望能够看见在厨房里做饭的母亲、孩子、父亲、年轻的已婚女人和让人失望的丈夫，甚至是爱上这家女孩的远房富亲戚。

早上，我会踏踏实实地在酒店里吃早饭，然后在那些小博物馆开门之前，在街上、咖啡馆里打发时间，给母亲和内希贝姑妈各寄一张明信片，从当地的报纸上搞清楚世界各地及伊斯坦布尔发生的事情，一到11点，我就会拿着笔记本，带着乐观的情绪开始参观博物馆。

在一个阴冷的下雨天，我去了赫尔辛基城市博物馆，在那里我发现了在塔勒克先生的抽屉里看见的旧药瓶。

我在里昂附近的卡泽勒小镇，参观了一个由一家旧的帽子工厂改造而成的博物馆。

当我走在散发着霉味的博物馆里时（里面只有我一个参观者），我看见了一些和母亲、父亲的那些一模一样的帽子。

在斯图加特的符腾堡州博物馆，当我看见里面的纸牌、戒指、项链、国际象棋、油画时，我带着灵感想到，凯斯金家的物件和我对芙颂的爱情也值得这样炫耀地展示。

在法国南部，被誉为“世界香水之都”的格拉斯，我在香水博物馆里回忆着芙颂的气味度过了一整天。

在慕尼黑的旧比纳克老绘画馆里，我看见了伦勃朗的《先知易卜拉欣的献牲》，这幅画让我想起，这个故事的精髓在于不求任何回报地献出一样我们极为珍贵的东西，我还想起很多年前我给芙颂讲这个故事时的情景。

在巴黎的浪漫人生博物馆里，我盯着乔治·桑的打火机、珠宝、耳坠和钉在一张纸上的一缕头发看了很久，我会不寒而栗。

在讲述哥德堡城故事的历史博物馆里，我耐心地坐在了东印度公司运去的瓷器和盘子前面。

1987年3月，在奥斯陆土耳其使馆工作的一个同学的建议下，我去了布列维克城市博物馆，可博物馆那天不开门，为了能够看见里面有着三百年历史的邮局、摄影棚和老药店，我回奥斯陆过了一夜，第二天又去了一次。

在特里埃斯特，前身是一座监狱的海洋博物馆，在许多其他博物馆之前，提醒我也可以把一个汇聚了芙颂的许多回忆的海峡轮船模型（比如，卡兰黛尔）和我收集的其他东西一起展出。

为了去洪都拉斯，我为签证的事忙了很久。

在洪都拉斯，加勒比海沿岸城市拉塞瓦的蝴蝶——昆虫博物馆，当我走在那些穿着短裤的游客中间时，我想到，可以像一个真的蝴蝶收藏那样展示多年来我送给芙颂的那些首饰，甚至我还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展示凯斯金家里的蚊子、苍蝇、马蝇和别的昆虫。

在中国杭州的中医博物馆里，我感觉自己好像看到了塔勒克先生的那些药盒。

在巴黎新开放的烟草博物馆里，我骄傲地发现，那里的馆藏远远赶不上我八年来的收藏。

我记得，在艾克斯普罗旺斯的一个美好春日的上午，我在明亮的保罗·塞尚的画室博物馆里，带着一种无限的幸福和仰慕，参观了里面的画架、锅碗瓢盆、家具和一切。

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在整洁的罗克斯之家博物馆，我再次明白，过去像灵魂那样附着在了物件的里面，在那些安静的小博物馆里，我找到了把我和生活维系在一起的一种美好、一种安慰。

然而，为了能够接受和喜欢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我自己的那些收藏，甚至能够骄傲地展示给别人看，难道我需要去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博物馆，去看这个著名医生的旧物收藏吗？在这次旅行途中，每次到伦敦我都要去参观伦敦城市博物馆里的老理发店，难道是因为对在伊斯坦布尔的理发师巴斯里和杰瓦特的思念吗？为了看到著名护士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有关伊斯坦布尔的一幅画、一个物件，我去了建在伦敦一家医院里面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博物馆，在那里我没看见任何一件让我想起伊斯坦布尔的东西，却看到了一个芙颂也有的发夹。

在法国的贝藏松市，在位于一个老皇宫里的时间博物馆里，我在钟表之间，倾听着博物馆里的静谧，想了一些关于博物馆和时间的事情。

在荷兰哈莱姆市里的特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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