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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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幸福仅仅就是靠近所爱的人(2/3)

和乐观的女婿先生也没试图坚持讲他的剧本和电影幻想。

把他们送到家时，我们说好四天后再见面。

1976年的整个夏天，为了谈论电影我们一起去了很多海峡饭店吃晚饭。

甚至在多年后，每当我坐在这些饭店靠海的窗前遥望海峡时，我依然会沉浸于坐在芙颂对面时感到的极端幸福和为了重新得到她而必须保持的冷静里，我的脑子依然会混乱。

在那些晚饭上，一段时间里我会带着敬意和对自己隐藏的怀疑，听她丈夫说那些电影的主题和幻想以及对于耶希尔恰姆和土耳其观众的结构分析。

因为我的烦恼其实不是向土耳其观众“奉献一部西方意义上的艺术电影”，因此我会谨慎地让事情变得困难起来，比如说我要求看剧本，但没等剧本放到我面前，我又会对一个别的问题表现出兴趣来。

我发现费利敦比许多萨特沙特员工更聪明也更能干，有一次和他“认真”地谈了一部土耳其电影的成本后，我得知，要让芙颂成为明星，需要相当于买下尼相塔什后街上一套小单元房一半的钱，然而之所以我们始终未能开始行动，并不是因为这笔钱的多或是少，而是因为我明白，一星期两次用拍电影的借口见到芙颂暂时缓解了我的痛苦。

经历了那么多痛苦之后，我认为在那些日子里这对我来说应该是够了。

我不敢再要更多的东西。

在所有这些爱情的折磨后，仿佛现在我该稍微休息一下了。

晚饭后，坐着切廷开的车到伊斯廷耶去吃带肉桂粉的鸡胸脯布丁，或者在埃米尔岗一边说笑着吃蛋筒冰激凌，一边看着海峡漆黑的海水散步，对我来说仿佛就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找到的最大的幸福。

我还记得，有天晚上，当我在一个名叫雅尼的饭店里觉得，坐在芙颂对面所感到的安宁摆平了心里的那些爱情魔鬼时，我发现了幸福那简单、人人都应该知道的药方，我对自己嘟囔道：幸福，仅仅就是靠近所爱的人。

（我们不需要立刻就拥有她。

）在想到这个神奇的药方之前，我朝海峡的对岸看了一眼，当看见去年我和茜贝尔度过整个秋天的别墅的颤抖灯光时，我发现腹部那可怕的爱情之痛消失了。

当我和芙颂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时，不仅是那无法忍受的爱情之痛在刹那间消失了，而且我还一下子忘记了不久前因为这种疼痛而有过的自杀念头。

于是，当痛苦消失时，我忘记痛苦对我的折磨，以为自己又回到了从前“正常”的日子里；我陷入了认为自己是坚强、坚决，甚至是自由的错觉里。

在我发现这种有规律的情感起伏的头三次见面后，当我在那些海峡饭店里坐在她对面时，想到以后日子里思念她时的痛苦，我拿了并收藏了桌上的一些东西，希望它们能让我想起面对她时的幸福，并在我孤独的时候给我力量。

比如这把锡勺。

在耶尼柯伊的阿莱考饭店里，当我和她的丈夫谈论一场足球比赛时——因为我俩都是费内尔巴赫切的球迷，所以不会有表面的冲突——芙颂因为无聊，把勺子放在嘴里玩了很久。

比如这个盐瓶。

当她正准备用时，一艘锈迹斑斑的苏联大船正好从窗前经过，螺旋桨的转动把桌上的瓶子和杯子震得叮当做响，她盯着船看了很久，而盐瓶一直被她拿在手里。

第四次见面时，我们在伊斯廷耶的泽伊内尔买了蛋筒冰激凌，吃完后芙颂把这个边上被她咬过的蛋筒扔到了地上，走在她身后的我眨眼之间就把它捡起放进了口袋里。

回到家，在自己的房间里，我会带着醉醺醺的脑袋看它们，为了不引起母亲的怀疑，一两天后我会把它们拿去迈哈迈特公寓楼，把它们和其他那些珍贵的物品放在一起，我会试图用它们来平息开始慢慢升腾起来的痛苦。

在春天和夏天的那些日子，我和母亲因为一种以前我们从未感到过的同病相怜的情感而亲近起来。

这当然是因为她失去了我父亲，而我失去了芙颂。

这种失去也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也更加宽容了。

但母亲对我的失去又知道多少？如果她看见我拿回家的蛋筒或是勺子会怎么想？她从切廷那里能打探出多少我去了哪里的消息？在那些我不快乐的时候，我会为这些事担心，我压根不希望母亲为我伤心，也压根不希望她认为，因为一个无法被接受的痴迷，我做了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让你后悔一辈子的错事。

” 有时，在她面前我会让自己显得很幸福，很开心，我压根不说——即便是开玩笑——媒人介绍的荒唐，我会仔细、认真地听母亲说那些她为我去看过的女孩的特点和故事。

母亲为我去看了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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