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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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1/2)

“白花？”我完全忘了。

“造反派指着那束花对你说，不能给打倒对象献花。

你说，你是到古北公墓去献给叔叔的。

” 这下我想起来了，说：“是的，匆匆忙忙看了你，就去古北公墓。

当时觉得路很远，要换公共汽车，中间在虹桥路上等了很久，冷得缩肩跺脚，就是现在上海市中级法院那里……” “中级法院搬到那里去了？”爸爸问，“我做人民陪审员的时候，中级法院在福州路外滩。

” 他这么一说，我又想起，家里谁也没有见过他在法院当陪审员的样子，只记得他穿着这套制服做“被审员”。

不是被法院审，“文革”时期没有正规法院。

他的法院在外滩，那简直是一个太远的梦了。

我又看了一下爸爸。

爸爸垂着眼，但制服看着我。

眼前是一九六八年冬天的图像。

两个血性汉子，两个余家长辈，一头是隔离室，一头是墓地，我站在中间，寒风刺骨，手上拿着一小束白花。

现在，这地方造起了一座法院。

法院…… 如果一直有真正的法院，灾难能避免吗？ 爸爸对此历来悲观。

我比他好奇。

为什么法院恰恰造在隔离室和墓地中间？为什么正好出现在一九六八年冬天我缩肩跺脚的地方？ 曾有很多朋友一再鼓励我，到法院起诉诽谤者。

理由是：任他们猖狂，天理难容。

也有很多朋友反对起诉。

理由是：让他们出名，何苦来着。

我一直没有起诉，理由却与爸爸有关。

爸爸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多苦，最后却原谅了迫害他的造反派头头。

这事比我在做院长期间为造反派学生解脱困难多了，因为被爸爸原谅的，是整整威胁了我们全家十年之久的狰狞脸谱。

爸爸原谅造反派头头这件事，我曾经在台湾东海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过。

根据当时发表的记录，我是这样说的── ……父亲在“文革”十年中受尽苦难，多次都想自杀，真可谓九死一生。

待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逮捕，上海清查“文革”中作恶的造反派，有关人员多次询问父亲，“文革”中直接迫害他的是哪几个人，我父亲总是说：“大概是几个年轻人吧，完全记不得了。

不能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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