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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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2/2)

在上海大厦见面时一样。

我把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介绍给他，他一一握过手后转身看了看我们住的这个小房间，看得很仔细。

这种拥挤状况对他这一级别的干部来说可能已经相当陌生了。

他似乎由此觉得我境遇不好，便找了一个床边坐下，关切地问：“你的事，我后来没时间过问，现在一切还好吗？” 说着他瞟了一眼范、王两位老师，在犹豫要不要在他们面前谈过去的事。

“我现在专心教书、写书，算是回家了。

”我顺手指了指两位老师，把重音放在“回家”两字上，表示我们亲如家人，尽管说。

车部长一笑，说：“我倒是几次想起你最早对我说的话，能不能只搞清查，不搞运动。

这不容易做到。

我们党，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 我说：“事实又一次证明，这样的运动一定会搞乱，甚至颠倒。

” 车部长说：“颠倒只能一时，历史终究是公正的。

” 我说：“问题是通向公正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例如，我当时突然被清查，他们一定向您汇报过，一是我议论了毛主席，二是我给马天水打了小报告。

议论毛主席的事现在不用说了，可您知道不知道，那个小报告，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 “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车部长有点吃惊。

“他们批评的对象，只不过是车间主任。

” “车间主任？” “而且，信是从邮局寄的，谁也不认识马天水和他的秘书。

” “邮局寄的？” “我只是帮了一位残疾人的忙，这算什么小报告呢，居然一闹两年。

”我说。

“嘣！”车部长一拳砸在床头柜上，还骂了一声粗口，把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吓了一跳。

本来我还想讲讲与这位残疾人的关系、讲讲当年在洪水中以身体填堵堤堰决口如何冻僵、又如何被他用手掌搓暖的往事，见部长已经发怒，不再火上加油。

以后几年，我经常接到湖南文化界的讲学邀请，一次次去长沙。

车部长一听到消息必定主动来看我，我们又成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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