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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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2/2)

发就严封密裹，连一般项目人员也不可偷看，哪个负责人看到了更是严禁复述，如果复述，他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扩散”。

这种案件的麻烦就在于不可复述，很多人被关押审查了十年，人们也全然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话。

我的脑中轰然一声，自知陷入了一个黑洞。

我在这方面自然说过一些话，但哪几句被揭发了呢？如果交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洞的深度？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冯岗先生，他以违反清查纪律的方式，“启发”出了我“议论”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话。

冯岗先生还建议，把产生这两句话的思想过程写一下，有个“缓冲”。

我照他的意思，写了一份思想汇报。

从此，从车部长开始，上海宣传文化系统一次次清查工作动员报告中，都有了一项“有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法。

开始我还以为说别人，有一次报告正说到这里，遇到了冯岗先生闪电般投来的目光，我一怔，心想这就是说我了。

冯岗先生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观察我是否经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据报道，前不久有的省还在处决“反对毛主席”的人。

我有点担懮了，便向清查组提出，那份思想汇报记忆有误，需要补充修改。

修改时，我把“毛主席对「文革」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改成了“应负相当的责任”，以为“相当”有弹性，定案会轻一点。

但正是这个改动，又使我成了清查运动中“态度不好”的典型。

“其实我是随口说，哪里记得是说了「很大」还是「相当」。

那个揭发的人，就能保证？”我对冯岗先生抱怨。

“那你一开始就交代「相当」，不就好了吗？”冯岗先生说。

“一开始的交代是你启发出来的啊！”我说。

“这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冯岗先生紧张了，“哪儿也不要说，隔墙有耳。

” 我说：“你是我的长辈，你说，毛主席对「文革」错误难道不应该负很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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