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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严重。
这事回忆起来十分有趣。
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对于造反派声色俱厉的批判毫不在乎,反而对胡锡涛先生文质彬彬的观点如此抵拒呢?原因是,造反派的批判没有进入文明的底线,根本无法建立一个对话(包括吵架)结构,而胡锡涛先生的批判话语却在文明底线之内,具备辩论的基础。
这就像,有人说你是“强盗”你很难驳斥,有人弄错了你的学历你却会站出来更正。
我从胡锡涛先生那里,第一次近距离地知道了一种“学术性大批判”是怎么回事。
那种“大批判”并不骂人,也不像当今的一些大批判干将那样满口脏语恶词,而还是保持着一种外层的理论态势。
但是,这种理论态势完全是单向的,根本不考虑批判对象的逻辑结构和历史过程,只按自己一方的预定概念进行断章取义的组接,然后得出一个个危言耸听的政治结论。
他们追求“犀利”和“痛快”,其实就是追求在断章取义和危言耸听这两者之间的大胆跳跃。
在见到胡锡涛先生之前,这样的“学术性大批判”文章也在报刊上见过一些,只是因为我们对批判对象知之不深,尚无切肤之痛,而这次胡锡涛先生要评论的却是我们专业范围之内的斯坦尼体系,那就难于承受了。
其实斯坦尼是一个去世已久的外国戏剧家,我们毫无卫护他的必要,更何况在我们连自己的亲人也不能卫护的年代。
但是,文化逻辑在当时已成为生命价值的最后一条防线,我们的迂阔劲头浮起来了。
表露在外的事端主要是两个:一是胡锡涛先生彻底“枪毙”了我写的《关于“从自我出发”》一文;二是对立过一阵后五个专业人员很少再与胡锡涛先生讲话,等到我去外地军垦农场劳动之后,留在文汇报社的四个专业人员与胡锡涛先生之间已经互不理睬,胡锡涛先生独自埋头去写一篇叫《评斯坦尼体系》的文章了。
我的《关于“从自我出发”》一文的被“枪毙”,纯属必然。
不要说胡锡涛先生,即便换了全国任何一家报刊,在当时也不可能发表这样的文章。
我非常喜欢斯坦尼的表演理论体系,但因为已经接触过布莱希特的理论体系和中国戏曲的表演美学,认为一个演员仅仅“从自我出发”来表演是不够的,还应该从生活出发,从表演形态出发,文章主要写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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