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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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2/2)

今年是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百年间这个小小的洞口吞吐了多少民族的伤感。

我这次在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看到，那里的远年遗迹大多也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家们挖掘出来的，有些文物也运到了西方博物馆，但那些国家好像没有我们那么伤感，有些遗迹边上还树立着西方考古学家的雕像。

怎么来看待这种差别呢？ 答案也是这次考察给我的。

不是由于中国人狭隘和小气，根本原因在于其他那些古文明早已中断，与后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再存在畅通的文化血缘关系，而中华文明未曾中断。

因此，当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考古学家取走敦煌藏经洞文物，就像活生生从一个血脉连接的肌体上剁去一块，当然疼痛无比。

何况在时间上，敦煌藏经洞发现前的八十天，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中华文明刚刚蒙受过奇耻大辱。

因此对这个问题，当代的年轻评论者不能诊断导过于潇洒和轻松。

这个季节去敦煌很冷，我和曾静漪站在洞窟里常常冷得浑身打颤。

编导黄晓燕小姐冻得鼻子上悬挂着涕水竞毫无感觉，被我们一再取笑。

见到吴小莉已经是车队进人四川之后的事了，我们一起去看三星堆。

一个很难说清来龙去脉的古文明进比上，埋藏着无数美丽而怪异的高难度金属铸品，如果不是去了挖掘现场，儿乎会怀疑它的真实性。

但是考察过那么多文明古国遗址之后，我心中对早期人类的生态流脉，已有了更自由的设想。

考占学者和历史学家们企图把一切新发现的事物纳人已发现的逻辑，但事实证明这种追溯的企图最容易导致穿凿附会。

克里特文明果真来自埃及？埃及文明果真来自两河？……都只是依稀朦胧，难以断论。

中国古人太喜欢记录历史，这是优点，但一切历史太明晰了，反倒i仁人生疑。

有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三星堆，让我们约略知道李白《蜀道难》中“蚕丛及鱼尧，开国何茫然”的诗句并非随意，知道屈原描述过的楚巫之美有遥远的源头，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应该有大量千姿百态的文明群落，这就够了。

一切伟大都有点神秘，留下一点神秘，也就是为中华文明留下一点继续开掘和解释的可能性，实在很好。

另一件与吴小莉一起做的事是去四川大学与大学生见面。

这是我们回国后第一次见到大学生。

在国外险峻的长途上，憋了很多话，总想找一个场合倾吐，最佳的倾吐对象似乎是大学生。

四川大学的学生们热情洋溢，听说我们下午要来，上午就来占位置了。

结果，挤得人山人海，连校长、副校长也只能埋在无数站立着的人群背后的墙角。

我主讲，除小莉外，郭谨和多数队员都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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