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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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2/3)

族、下至市侩妓女各阶层人的口味的音律优美的词曲来。

所以旧时被推崇为宋词的集大成作家，也被人称之为“格律派”。

李清照是这个时期的最后一位天才的女词人。

她的词清新婉约，但不绮靡浮弱，有一部分已是南渡后感叹身世不幸之作，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她与周邦彦等人的词风并不一样，但也极讲究声律。

在创作上主张“词别是一家”，不应与诗相混；又自视极高，对诸多前辈词家包括苏轼在内，都有过尖锐的批评。

宋室南渡后，由于国土大半沦丧，一部分有爱国思想的人愤慨痛心。

他们要表达内心的不平，除著文赋诗外，也就利用起这已十分流行的词体来了。

词既用来写家国事、民族恨，自然又走上了豪放派的路子。

苏轼当年播下的词体革新的种子，埋藏了一段时间，终于到这时候开花结果了。

张元幹、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还有南宋后期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在抒写国家兴亡的感慨中拿起了词这个“武器”。

其中最突出的自然就是辛弃疾。

他不但与苏轼并称“苏辛”，成为宋词豪放派的代表，而且可算得上是宋词中成就最高的真正的集大成者。

他不但存词数量最多（六百多首），题材风格也最为多样。

他不但能用词直接记述重大史实，如写金主完颜亮欲投鞭渡江，至瓜洲受阻，被哗变金兵所杀，恰值辛氏奉表南归，得以亲见的情形：“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

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貍愁。

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

”（《水调歌头》）也能用香草美人手法写出“肝肠似火，色笑如花”合乎传统婉约风格的作品来，如《摸鱼儿（更能消）》之类，还能作《祝英台近（宝钗分）》、《粉蝶儿（昨日春如）》一类“暱狎温柔”之词。

他的农村词更是活泼清新，一派生机。

他擅长使事用典，也能信手白描；他在苏轼“以诗为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以文为词”，如《沁园春·将止酒》云：“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

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

漫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

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人谓此词是《毛颖传》（见《七颂堂词绎》），即是一例。

总之，稼轩是大才，能无所不容。

这样，词体又一次突破了倚声的局限而得到了解放。

慷慨悲歌和爱国情怀只是南宋时代闪光的一面，相比之下，另一面的情况要严重得多，也普遍得多：习于苟安，追求声色，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那些人当然不会欣赏革新派词人的作品。

也还有些不同程度对现实感到失望的人，他们躲进了艺术王国，在专心制曲填词上寄托自己的生活乐趣，竭力追求词在声律格调上的严谨与完美。

这样，周邦彦就成了他们崇拜和效法的对象，而词则因此而明显地趋向典雅化。

最初的代表人物是长于音律又艺术感觉敏锐的白石道人姜夔，后来则有史达祖、吴文英、蒋捷、周密、张炎、王沂孙等人。

他们被人称之为格律派，也有人说，他们是典雅派、风雅派。

他们的艺术风格其实也不尽相同：“姜白石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

”（张炎《词源》）故人称“清空”；史达祖风格虽说与之相近，却涉尖巧而多勾勒；吴梦窗则绵密秾丽，才情横溢，被人比作李长吉或李商隐，张炎讥其为“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词源》），苛刻之论，未免皮相。

咏物词在这一时期特盛，那些成了遗民的词人多借此寄托亡国之痛。

宋亡入元之后，词多模仿前贤而缺乏创新，已趋于衰落了。

徐调孚云：“（宋词选本）总在数十种以上。

有名的如宋人的《花庵词选》、《绝妙好词》，清人的《词综》、《词选》、《词辨》等，不是有时代的偏见，就是有个人的主观，加以有的选得太宽，有的太严，因为选者和作家的宗派不同，遂失平允。

这在初学的人是不易辨别的，所以不适宜读它们。

比较起来最平正无疵的，大家都推民初朱祖谋所选的《宋词三百首》。

”（《中国文学名著讲话》第九十九页，中华书局版）徐先生的归纳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他还将这一节标题为：“《宋词三百首》一部最精粹的词选”，如此推重，也并不为过。

朱祖谋（18571931），原名孝臧，字古微，浙江归安（今湖州市）人。

幼年颖慧，既长，雅擅文学。

光绪九年（1883）进士，授编修，预修《会典》。

二十年（1894）大考二等，迁侍讲。

时王鹏运任御史，举办词社，邀之入。

值义和团倡扶清灭洋，被清廷召为团练，横行京津间，焚教堂，杀教士，掘铁路，剪电线，凡物之洋式者悉毁之。

清廷又召甘军董福祥率部入京与之合，同时下令攻使馆，向各国宣战。

祖谋与张亨嘉等议事慈禧太后前，力言义和团不可恃，董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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