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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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1/2)

除了“兼爱”问题上的分歧，墨家对儒家的整体生态都有批判。

例如，儒家倡导的礼仪过于繁缛隆重，丧葬之时葬物多到像死人搬家一样，而且居丧三年天天哭泣的规矩也对子女太不公平，又太像表演。

儒家倡导的礼乐精神，过于追求琴瑟歌舞，耗费天下人太多的心力和时间。

从思维习惯上，墨家批评儒家一心复古，只传述古人经典而不鼓励有自己的创作，即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墨家认为，只有创造新道，才能增益世间之好。

在这里，墨家指出了儒家的一个逻辑弊病。

儒家认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才是君子，而成天在折腾自我创新的则是小人。

墨家说，你们所遵从的古，也是古人自我创新的成果呀，难道这些古人也是小人，那你们不就在遵从小人了？ 墨家还批评儒家“不击则不鸣”的明哲保身之道，提倡为了天下兴利除弊、“击亦鸣，不击亦鸣”的勇者责任。

墨家在批评儒家的时候，对儒家常有误读，尤其是对“天命”中的“命”、“礼乐”中的“乐”，误读得更为明显。

但是，即使在误读中，我们也更清晰地看到了墨家的自身形象。

既然站在社会底层大众的立场上，那么，对于面对上层社会的秩序理念，确实有一种天然的隔阂。

误读，太不奇怪了。

更不奇怪的是，上层社会终于排斥了墨家。

这种整体态度，倒不是出于误读。

上层社会不会不知道，连早已看穿一切的庄子，也曾满怀钦佩地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连被统治者视为圭臬的法家，也承认他们的学说中有不少是“墨者之法”；公认为经典的《礼记》中的“大同”理想，也与墨家的理想最为接近。

但是，由于墨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是上层社会万分警惕的，又由于墨家曾经系统地抨击过儒家，上层社会也就很自然地把它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区隔出来了。

秦汉之后，墨家衰落，历代文人学士虽然也偶有提起，往往句子不多、评价不高，这种情景一直延续到清后期。

俞樾在为孙诒让《墨子间诂》写的序言中说： 乃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

传诵既少，注释亦稀，乐台旧本，久绝流传，阙文错简，无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晓，而墨学尘霾终古矣。

这种历史命运实在让人一叹。

但是，情况很快就改变了。

一些急欲挽救中国的社会改革家发现，旧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改变，而那些数千年来深入民间社会的精神活力则应该调动起来。

因此，大家又惊喜地重新发现了墨子。

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创刊号中，故意不理会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而独独把墨子推崇为“平等”、“博爱”的中国宗师。

后来他又经常提到墨子，例如： 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

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

梁启超先生更是在《新民丛报》上断言：“今欲救亡，厥唯学墨。

”他在《墨子学案》中甚至把墨子与西方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培根、穆勒做对比，认为一比较就会知道孰轻孰重。

他伤感地说： 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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