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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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2/3)

当时收藏古物之富“都下无比”的大收藏家，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会去造一本假书的。

当代北京收藏最富的不知是不是张伯驹先生，他收藏有唐代杜牧手写的《张好好诗》真迹，这很自然。

倘若有人说，这幅字是伯驹老先生为牟利而伪造的，其谁信之？胡适，大家都很熟悉。

我只想提醒一句，今天已不是五十年代或红卫兵时代了，不能再把什么脏水都往胡适身上泼，应当实事求是地评论。

他作为一位我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很有影响的学者，不是扣一顶“实用主义”的帽子就能一棍子打死的。

从他的为人看，我以为还不至于干那种明明知道是假货而还要借此沽名钓誉的事。

与大骂刘铨福相反，欧阳健对同治年间的孙小峰（桐生）则大捧而特捧，赞他“才识卓越”，誉之为“《红楼梦》水准颇高的鉴赏者和批评家”，目的也仅仅为了对自己写文章有利。

因为他像写小说那样地虚构了如下情节：“他（指刘铨福）之所以把妙复轩的评语本连同脂批本一起推荐给孙桐生，不过是希望引起孙桐生对脂本的重视，也能予以刻印，或者至少能将此本的评语一道汇编排比到刻本中去；可惜大约孙桐生并没有赏识这个出于‘曹雪芹亲朋好友’的脂砚斋之手的‘最古的评本’，不久又把此本退还给他了。

刘铨福对于孙桐生的不赏识，颇为不平……”什么“推荐”、“希望也能予以刻印”、“将此本的评语一道汇编排比到刻本中去”、“颇为不平”云云，全属无中生有。

作为推测，也根本不合情理。

妙复轩评本是张新之个人的评本，又不是集评，如果把脂评也“汇编排比”进去，成个什么了呢？比如老兄有一本红学论文集要出版，有人就要求把胡适的几篇红学论文也收到老兄的集子里去，这不有点荒唐吗？孙小峰赏识不赏识甲戌本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才识卓越”吗？他在此本上郑重地署上年月、名号，加盖了印章的一条眉批说：“予闻之故老云：贾政指明珠而言，雨村指高江村。

盖江村未遇时，因明珠之仆以进身，旋膺奇福，擢显秩，及纳兰势败，反推井而下石焉。

玩此光景，则宝玉之为容若无疑，请以质之知人论世者。

”听别人说《红楼梦》是写纳兰明珠家事的，自己读过甲戌本后，便投了一张信任票。

这就是所谓“才识卓越”吗？他把甲戌本中曹雪芹讥讽娇杏终于当上了雨村夫人的“偶因一着错，（脂评旁批：‘妙极，盖女儿原不应私顾外人之谓。

’）便为人上人”两句话，照程甲本文字点改成“偶因一回顾，便为人上人”（从笔迹可认出是他改的），使之变成称羡语。

这也算是“水准颇高”吗？还有形容黛玉的“似喜非喜含情目”一句，甲戌本原来大概因为认不清底本所写，将二“喜”字和“含情目”三字位置都空着，也是这位孙小峰照程甲本给填满的，也不顾与下文“泪光点点”是否有矛盾（列藏本此句作“似泣非泣含露目”，我以为最妥）。

胡适说他“没有什么高明见解”，一点也不苛刻。

满脑子贾宝玉就是纳兰容若的人，要他去赏识脂评的价值，怎么可能呢？ 颠倒是非，混淆视听 前后迟早，优劣高下，有无真假，在欧阳健文章中都是颠倒了的。

读他的文章，如果没有一点定力，还非被他搞得晕头转向不可。

其实只是看着吓人，一经戳穿，都是些豆兵纸马。

他把本子的发现年代混同产生年代，比如他要找什么脂批年代的“准确的坐标”，就说“甲辰本发现于1953年，梦稿本发现于1957年，蒙府本发现于1961年，时间比三脂中还迟，不能胜任此任”。

本子本身的迟早才是重要的，发现的迟早又有什么关系呢？否则，我们岂不也该怀疑秦兵马俑和汉马王堆墓的可靠性了，因为这些也都是新中国建立后才发现的呀！他还把底本与过录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的关系搞得很混，以便使读者相信他的怪论在客观上也符合大多数红学家研究的初步结果，只是别人没有最终发现，也不敢大胆提出而已。

比如他谈甲戌本说：“红学家大多不承认胡适‘最早古本’的结论，而倾向于认为是相当晚的过录本子。

”“抄本决不是什么稿本，甚至也不是接近原稿的过录本，它们只能是文化水准较低的抄手的产品。

”说到所有脂本是：“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现存的脂本，都不是曹雪芹的原本，而是相当后出的过录本，并且还很难说是曹雪芹原作的直接过录本。

” 这些话就算你说得全对，（其实也非真对：“相当晚”也未必晚到程甲本刊出之后；“不是接近原稿的过录本”，如何衡量接近不接近，你知道原稿是怎么样的吗？“抄手的产品”不就是“过录本”吗？）还是跟你得出的结论毫不相干。

现存的脂本都是过录本，这没有错。

作者的原稿和脂砚斋等人抄阅加评的原本都不存了，正因为如此，那些保存下来的过录本才有价值。

胡适怎么说的且不管，多数研究者说甲戌本最早，其次是己卯、庚辰本，都是指其今已不存的底本而言的，并不是说它们过录的时间，这是两码事。

甲戌本的过录时间可以迟于己卯、庚辰本，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呢？决定抄本价值的不是过录的早迟，而是：一、底本本身的价值；二、过录的质量（过录者改动多不多，抄错的程度如何）和数量（保存的回数，抄录脂评的多少）。

“文化水准较低的抄手的产品”，未必都价值低，抄错较多，固然不好，少一点自作聪明的妄改，却是好的。

抄错、改动，甚至像程、高那样从头到尾的整理（得失是另一回事），都与欧阳健说的存心作伪有着严格的区别。

欧阳健在甲戌本中找出一个“玄”字，没有减笔省去末了一点或另写作“元”字，即没有避康熙的讳，就以为抓到了抄本出自民国的证据①。

这是靠不住的。

小说是通俗读物，抄本是私藏的，抄手又非饱学之士，当然不会像官场行文或公开刊本那样恭肃谨慎，留心避讳（底本上如何还不得而知）。

道光年间被俄国人从我国携走的列藏本，据文章介绍，原收藏者还在修补装订时，将乾隆《御制诗》拆开反折起来，作了这部“淫书”的页间衬纸，这岂非比未避“玄”字更大逆不道？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既然欧阳健对抄本的避讳字看得那么重要，为什么不敢谈谈己卯、庚辰本中的避讳呢？从他文章的引语看，他是读过吴恩裕、冯其庸先生详谈这方面问题的文章的。

1975年，吴、冯两位在这两个本子中发现了多处避讳的“”字和“”字，从而确定了己卯本（一般认为不如说成“己卯本的底本”更稳妥些）是怡亲王府的抄本，是怡亲王弘晓（允祥之子）组织人力进行过录的本子。

这从雍正要曹完全听从怡亲王允祥看管的两家特殊关系看，是完全可信的。

吴、冯二位为证实此事，还核对了钤有“怡亲王宝”等几种图章的原抄本《怡府书目》中对这两个字的写法，发现避讳与己卯本完全一样。

这有力的内证足以说明“民国之后制造”己卯、庚辰本云云，纯属极端荒谬的无稽之谈。

不必说为迎合胡适考证需要的书贾绝对无法制造出来，除去当时深谙怡亲王与曹家关系的圈内知情人外，即便是清末之前的任何考据家也决计想不到这一层关系上去的。

欧阳健还把戚序本（有正本，实则指其底本）等一批明明在程甲本之前的脂本，都颠倒说成在程甲、程乙之后。

所举理由是序写得早，不等于本子也早；今存的本子上有批语，而作序时是没有的，都还是“白文本”。

（真能别出心裁！）何以见得呢？他说：一、“戚序只回答了‘未窥全豹’即八十回的问题，而没有回答批语的问题。

”舒序本、甲辰本的序中也“同样未说到批语的事”。

可见批语都是后来加上去的。

二、“假如上述批语确实写于乾隆年间，那么在弥漫浸淫于‘乾嘉学风’的整个清代，是没有理由不把这些关涉作品作者考证大事的批语弃置不顾的。

” 前人写书序与今天出版书写“前言”或“出版说明”往往面面俱到不同，一般都很简短，集中地只谈书本身的价值、影响。

如果书只有半部，那自然要交代；或者以往只有半部，现在忽成“全璧”，那当然更会作为主要内容来谈。

至于评点，若非专刻（抄）某家的，又说不清究竟是以前推评的，即使编入了，也肯定不会谈到（当然，这里也还有对评语价值的认识问题）；要提到也不在序中说，如甲辰本只在第十九回的总评中说到“原本评注过多，未免旁杂，反扰正文，今删去……”，程乙本只在“引言”中说到（与“序”性质不同，都谈具体问题）“但创始印刷，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评点”。

因而序中未说到批语事，根本不能证明就是白文本。

相反的，从甲辰本总评、程乙本引言所述看，倒可推知以前的抄本多数是带有评语的，而不是白文本。

乾嘉学风与现代新观念 乾嘉重考证之学，但学人文士们也不是什么都考，对待经史子集、名物制度与对待稗官野史、适趣闲文的态度截然不同。

小说本来就受到封建正统观念的轻视，何况《红楼梦》又属多次被朝廷诏令列入应予禁毁的“淫书”，这是应该想到的。

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历来野史总是只写古人、死人或别人的事，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家庭兴衰遭际、悲欢离合和自己的亲见亲闻、亲身经历作为素材来编故事、写小说的。

（《红楼梦》在我国小说创作史上的划时代的意义也在于此。

当然，还有他坚持“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现实主义创作的美学理想）所以，作者的思想、经历、家世等等是从来不在考据范围之内的。

《三国》、《水浒》、《西游记》、《金瓶梅》，哪一部小说不是作者弄不清的？或者有哪一部小说的作者是被乾嘉学者认真考据过的？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上作者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与关云长、李逵、孙悟空、西门庆都没有什么关系，反正这些人物原型，绝不会是作者自己或他家里的人。

以为只要关涉到作者及其家事情况的话，都会被看成重要材料，都不会被“弃置不顾”，这是把“五四”以后才有的新观念，甚至是今天的文艺创作思想加到乾嘉时代的人的头上去了。

乾嘉学风对红学不是没有影响，而是影响很大。

只是因为时代的传统的思想观念的局限，使他们想不到小说还能写自己，曹雪芹竟敢暴露自己家庭的种种丑闻（虽则都是变了形的、以假存真的），总以为是写别人的事，因怕得罪人，故将真事隐去。

这样，他们一开始就落入了“迷津”，于是以为写顺治皇帝和董小宛爱情故事、纳兰明珠家事、金陵张侯家事、和家事、傅恒家事、宫闱秘事等主张纷纷提出，不一而足。

在这方面他们还真引了不少史料，作过一番站不住脚的考据。

“五四”前后，西方文化迅速传入，小说观念、创作观念都革新很快，对《红楼梦》的理解，才得步入正路和加深。

乾嘉学风的积极面也因此而才得在红学中得到充分的发挥，于是有了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等一批学者考证《红楼梦》的可喜成果。

我说这些是为了说明欧阳健的想象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他以为清代会有人去冒充“与雪芹同时人”而宣称“事皆目击”，不管是不是所谓假托脂砚的刘铨福。

不，没有人会这样做，因为没有人相信书中所写是作者自家事，根本不存在想证明这种关系的需要，造出来又能吸引谁呢？程伟元说的“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是指大家迫切需要读到这部写得妙极因而可卖大价钱的奇书，但并不关心作者是谁，所以“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红楼梦序》），连程伟元自己也不清楚。

由于书只有八十回，大家非常想知道八十回以后的故事情节，所以有清一代，凡伪托原著的都是各式各样的续书，手法也笨拙得可笑，如书前加“雪芹母札”或干脆叫《林黛玉日记》之类，而绝没有另造前八十回文字或伪托知情者加批语把书中所述与作者经历、家世联系起来的事，因为红学中这种看法还没有形成。

孙小峰读甲戌本，并没有不信其为“真本”，也没有怀疑刘铨福所说的“脂砚与雪芹同时人，目击种种事故，批笔不从臆度”（这些都是可以从脂评中知道的）的话，却熟视无睹，并不觉得它特别重要，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因为他头脑里装着的还是纳兰家事。

二、文字问题 文字是判别版本早迟及其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但判别工作不是简单地用一种尺度去衡量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对《红楼梦》这样传抄过程十分错综复杂的本子来说，尤其是如此。

比如某句话、某个字A本是对的，B本是错的，它们间的早迟可能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一、原来是对的，后来再抄时抄错了，则A本早，B本迟；二、原来是抄错的，后来再抄时发现了，改正了，则A本迟，B本早。

所以判别其早迟，得分析具体情况，视其可能性之大小。

再就原来对的、后来抄错这一情况来说，反映在版本上仍可能出现非单一现象。

比如有A、B、C三种本子，各代表着抄本时间的早、中、晚，那么它们的情况不但可以是A对、B对、C错，或A对、B错、C错，也可以是A对、B错、C对。

为什么会有最后一种情况呢？因为传抄并非单线相承的，即并非A被B抄，B被C抄；可能B、C都抄自A，早抄的抄错了，迟抄的反没有抄错。

这只是大大简化了的道理，实际情况远比它要错综复杂得多。

比如，一、较早的底本原不止一种；二、一种底本被不同对象借抄或多种水平不一的转抄本；三、一种抄本用几种早迟不同、水平不一的底本抄配而成，或互参几种底本抄成等等。

总之，判别版本的早迟，弄清其发展演变的渊源，需要做大量综合考察、多方比较和潜心分析的研究工作。

不少《红楼梦》版本研究者在这方面已经花费了许多精力，弄清了大体情况，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欧阳健无视这些宏观存在的事实，为独创其程甲本是现存的最早版本这一怪论，他把几种本子的一些有异文的句子排成长长的表，企图通过其正误优劣的比较来增强其立论的可信性，这纯属是一种对《红楼梦》版本问题缺乏常识的简单化做法，是没有什么科学价值可言的。

再说，这样写论文也太方便了，因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本》一书已经把现存的十余种本子的异文全都列出来了，你根据自己需要选些例句，抄成表还不容易？它本身并不说明问题，得看用这些例句想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所论述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

所以我们还是来看看欧阳先生讲的道理究竟怎么样。

甲戌本第一回写顽石下凡，比其他诸本（当然也包括程甲本）多出四百二十余字。

研究者曾据脂批提到删去天香楼一节所减少的字数、页数，推算出甲戌中的底本每页的字数，谓诸本最初依据之本在过录时恰好漏抄了双面一页，这结论是可信的。

因而在这一点上，甲戌本就很有价值。

这一段文字写顽石求二仙携带下凡，二仙事先提出警告，劝他别去，顽石不听。

从情理上说，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像诸本所写那样，二仙主动提出要带它去，岂不等于诱骗石头下凡，哪能是作者的本意？但欧阳健却认为这四百余字是“甲戌本的妄加”，对其评价是“简直粗俗不堪”。

你说精彩，他说粗俗，你说很妙，他说不堪，这不大争论得清。

还是看欧阳健提出的理由。

他说了三点： 其一，“二仙师居然对红尘中荣华富贵称羡不已，而石头更是凡心大炽、欲到富贵场温柔乡享受几年的俗物，都与全书的基调相格。

”说一僧一道称羡荣华富贵，完全是凭空捏造，这段文字根本没有那样写。

其实石头思凡，又不是这四百余字中独有，小说接着就写僧答应带他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石头听了，喜不能禁”，这不是在说僧人之言正中石头下怀吗？此回中还说“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盛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不也是同一个意思吗？再有写宝玉神游太虚境而生“邪”思，“但不知何为‘古今之情’，何为‘风月之债’？从今倒要领略领略”。

如此等等，欧阳健居然都视而不见，硬说这样写就是“俗物”，就“与全书的基调相格”。

我不知欧阳健心目中的小说主人公该是怎么样的圣洁人物。

其二，“前文既已交代此石经过锻炼，‘灵性已通’，但此段又说‘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前后矛盾。

”我初读《贵州大学学报》时，疑惑排字工人排错了，或者欧阳健一时笔误，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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