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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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2/2)

不少，但这儿，是李白、杜甫一起在写，这如何了得！ 我曾动念，认认真真学会骑马，到那儿驰骋几天。

那一带已经不是打猎的地方了，但是，总还可以高声呼啸吧？总还可以背诵他们的几首诗作吧？ 在那次打猎活动中，高适长时间地与李白、杜甫在一起，并不断受到他们鼓舞，决定要改变一种活法。

很快他就离开这一带游历去了。

李白和杜甫从秋天一直玩到冬天。

分手后，第二年春天又在山东见面，高适也赶了过来。

不久，又一次告别；又一次重逢，那已经是秋天了。

当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永久地别离了。

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永诀，李白在分别之际还写了“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的诗，但金樽再也没有开启。

因此，这两大诗人的交往期一共也只有一年多一点儿，中间还有不少时间不在一起。

世间很多最珍贵的友情都是这样，看起来亲密得天荒地老、海枯石烂了，细细一问却很少见面。

相反，半辈子坐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的，很可能尚未踏进友谊的最外层门槛。

就在李白、杜甫别离的整整十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

那时，李白已经五十四岁，杜甫四十三岁。

他们和唐代，都青春不再。

仍然是土地、马蹄，马蹄、土地，但内容变了。

五 在巨大的政治乱局中，最痛苦的是百姓，最狼狈的是诗人。

诗人为什么最狼狈？ 第一，因为他们敏感，满目疮痍使他们五内俱焚；第二，是因为他们自信，一见危难就想按照自己的逻辑采取行动；第三，是因为他们幼稚，不知道乱世逻辑和他们的心理逻辑全然不同，他们的行动不仅处处碰壁，而且显得可笑、可怜。

历来总有一些中国文人隔着灾祸大谈“乱世应对学”、“危局维持学”、“借故隐潜学”、“异己结盟学”、“逆境窥测学”、“败势翻盘学”，并把这一切说成是“中华谋略”、“生存智慧”。

而且，因为世上总是苦恼的人多、失意的人多、无助的人多，这种谈论常常颇受欢迎，甚至轰动一时。

但是，这一切对真正的诗人而言毫无用处。

他们听不懂，也不想听。

这不是因为他们愚笨，而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诗人生涯中知道了人生的不同等级。

降低了等级来察言观色、上下其手，打死他们也不会。

他们确实“不合时宜”，但是，也正因这样，才为人世间留下了超越一切“时宜”的灵魂，供不同时代的读者一次次贴近。

安史之乱爆发前夕，李白正往来于今天河南省的商丘和安徽省的宣城之间。

商丘当时叫梁苑，李白结婚才四年的第三任妻子住在那里。

安史之乱爆发时叛军攻击商丘，李白便带着妻子南下逃往宣城，后来又折向西南躲到江西庐山避祸。

李白是一个深明大义之人，对安禄山企图以血火争夺天下的叛乱行径十分痛恨。

他祈望唐王朝能早日匡复，只恨自己不知如何出力。

在那完全没有传媒、几乎没有通信的时代，李白在庐山的浓重云雾间焦虑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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