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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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章(2/2)

笔。

一根塑料直杆，每支三角钱，我写完了很多支。

用这种圆珠笔，要比用钢笔使力，笔杆又太细，写着很不舒服。

但爸爸要求，在写的材料下面必须垫一张蓝紫色的“复写纸”，使材料交上去之外还留个底，因此只能用这种圆珠笔。

写一阵，手指发僵，而中指挨着食指的第一节还有深深的笔杆印。

再写下去，整个手掌都会抽搐，因为实在写得太急、太多了。

三 再怎么说，我爸爸都不应该是“文革”斗争的重点。

他不是干部，不是资本家，也不是知识分子。

“打倒”他，是出于“革命群众”的嫉妒。

嫉妒他什么呢？只有一条，生了四个儿子，属于“人丁兴旺”。

那年月，“人丁兴旺”必然食不果腹，但“革命群众”不管，只在他平日与同事聊天中收集到几句似乎“不满”的言语，便“打倒”了，长时间关押。

“文革”的真正重点，倒是与我的专业有关。

戏剧，成了社会灾难的引爆点。

整个“文革”，开始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那是戏剧；“文革”的旗帜，是几部所谓“革命样板戏”――那也是戏剧。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这样的事：很多人只因为说了一两句与戏剧相关的话，便身陷铁窗，或丧失生命。

我考上的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是学习戏剧理论和戏剧写作的，这专业一下子成了颠倒黑白、美丑、善恶的“集中营”。

我决定退出，折笔改行。

在上海戏剧学院，我是反对“文革”的“保守派三座大山”之一。

在爸爸已经被“打倒”的情况下，我的这种反对，在当时就是一种悲壮的自毁行为。

就像我的叔叔余志士先生以连续三次的割脉自杀来抗议“文革”一样，我捧着他的骨灰盒接过了他的遗志。

正在这时，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全国城里的学生必须断学废学，上山下乡，不准回城。

上海学生，有不少更是被惩罚性地发配到了遥远的边疆。

出发前，所有的家长和学生都必须去看一台彻底否定教育和文化的戏剧《边疆新苗》。

天哪，仍然是戏剧！我看过这台戏剧后去农场时，把所有的笔都丢进了垃圾桶，包括为爸爸写“交代”的圆珠笔。

当时，爸爸的“罪行”加重，不能离开关押室了，我也就无法再为他代笔。

为什么要把笔丢进垃圾桶？首先是一种抗议性决裂。

“革命样板戏”和《边疆新苗》使我产生了一种专业性耻辱。

其次，是因为发现没有机会写字了。

到农场后给谁写信？爸爸那里不准通信，如果给妈妈写信，她又能用什么样的话语回信？而且，我打听到，我们劳动的地方根本没有邮局，寄信要在休息的日子步行很远的路才能找到一个小镇，但实际上并没有休息的日子。

由于这两个原因，理所当然，折笔、弃笔、毁笔、葬笔。

实际情况比预料的更糟。

我们在农场自搭茅草屋，四根竹子撑一块木板当床，睡着睡着就陷到泥淖里去了。

用笔的地方完全没有，用笔的时间也完全没有。

永远是天不亮下田，天全黑才回，累得想不起字，想不起笔，想不起自己是一个能写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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