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82章(1/2)

一九四九年之后，当年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文化人理所当然地成了上海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领导，他们对黄佐临长期以来“只问抗战，不问政党；只做艺术，不做工具”的“顽固性”，印象深刻。

因此，不管他怎么积极，也只把他当作“同路人”，而不是“自己人”。

这种思维，甚至一直延续到“文革”之后的新时期。

很多文史资料汇集、现代戏剧史、抗战文化史、上海史方面的诸多著作，对黄佐临先生的重大贡献，涉及不多，甚至还会转弯抹角地予以贬低。

这中间，牵涉到一些我们尊敬的革命文化人。

黄佐临先生曾小声地对我说：“夏衍气量大一点，对我还可以。

于伶先生和他的战友，包括‘文革’结束后出任宣传部长的王元化先生等等，就比较坚持他们地下斗争时的原则，对我比较冷漠。

” 除了这笔历史旧账之外，他还遇到了一个更糟糕的环境。

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戏剧界，论导演，一般称之为“北焦南黄”。

“北焦”，是指北京艺术剧院的焦菊隐先生。

由于当时北京集中了不少文化高端人士，文化气氛比较正常，焦菊隐先生与老舍、曹禺、郭沫若等戏剧家合作，成果连连。

而“南黄”，也就是上海的黄佐临先生，却遇到了由上海最高领导柯庆施和他在宣传、文化领域的干将张春桥、***等人组成的“极左思潮征候群”。

我听谢晋导演说，有一次柯庆施破例来看黄佐临新排的一台戏，没等看完，就铁青着脸站起身来走了，黄佐临不知所措。

还有一次，黄佐临导演了一台由工人作者写的戏，戏很一般，但导演手法十分精彩，没想到立即传来张春桥、***对报纸的指示：只宣传作者，不宣传导演。

于是，当“北焦”红得发“焦”的时候，“南黄”真的“黄”了。

黄佐临在承受了一次次委屈之后，自问：“我的委屈来自何方？”答案是：“我怎么又在乎政治了！” 于是，他找回了从英国回来后的那份尊严。

“不管他们怎么说，我还是回到艺术。

” 黄佐临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上海的报纸，更愿意报道北京的焦菊隐，更愿意报道越剧、沪剧、淮剧，这些实在有待于黄佐临先生指点后才有可能脱胎换骨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