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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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2/2)

同前提，一是争着讨好“工人造反派作家”，二是争着对“死老虎”巴金落井下石。

因此，偌大的作家协会，几乎没有人与巴金说话了，除非是训斥。

巴金并不害怕孤独的“寒夜”。

每天，他从巨鹿路的作家协会步行回到武康路的家，万分疲惫。

他一路走来，没想到这座城市会变成这样，这个国家会变成这样。

终于到家了，进门，先看那个信箱，这是多年习惯。

但信箱是空的，肖珊已经取走了。

后来知道，肖珊抢先拿走报纸，是为了不让丈夫看到报纸上批判他的一篇篇由“工人造反派作家”写的文章。

她把那些报纸在家里藏来藏去，当然很快就被丈夫发现了。

后来，那个门上的信箱，就成了夫妻两人密切关注的焦点，谁都想抢先一步，天天都担惊受怕。

他们的女儿李小林，早已离开这个庭院，与我们这些同学一起，发配到外地农场劳动。

她在苦役的间隙中看到上海的报纸，上面有文章说巴金也发配到上海郊区的农场劳动去了，但是，“肩挑两百斤，思想反革命”。

两百斤？李小林流泪了。

当时在外地农场，很多同学心中，都有一个破败的门庭。

长辈们每天带着屈辱和伤痕在门庭中进进出出，一想，都会像李小林那样流泪。

我心中的门庭更是不敢多想，爸爸已被关押，叔叔已被逼死，只剩下了年迈的祖母和无助的母亲，衣食无着…… 重见门庭是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之后。

“文革”已经失败却还在苟延残喘，而且喘得慷慨激昂。

周恩来主政后开始文化重建，我们回到了上海，很多文化人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这在当时叫作“落实政策”，有“宽大处理”的意思。

但是，那根最大的棍子张春桥还记恨着巴金的发言，他说：“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

”当时张春桥位居中央高位，巴金当时的处境，可想而知。

但是，国际文学界在惦念着巴金。

法国的几位作家不知他是否还在人世，准备把他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来作试探。

日本作家井上靖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更是想方设法寻找他的踪迹。

在这种外部压力下，张春桥等人又说，“巴金可以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算作人民内部矛盾，养起来，做一些翻译工作。

” 于是，他被归入当时上海“写作组系统”的一个翻译组里，着手翻译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一个受尽折磨的生命，只是在“不枪毙”的缝隙中残留，立即接通了世界上第一流的感情和思维。

我想，这就是生命中最难被剥夺的尊严。

活着，哪怕只有一丝余绪，也要快速返回这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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