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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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那天我们过得很愉快，一切由她安排。

我们骑马去看了庄园的农场，还去了农舍和山庄，把安布鲁斯的衣服送给那儿的居民。

到每一家，他们都要请我们吃馅饼和品尝布丁，以至当夜幕降临，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都饱得吃不下饭了，而我和她则在客厅的壁炉上烤栗子吃。

接着，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她命令我紧闭双眼，笑着上楼去了她的闺房。

然后又下来往我的手里塞了一棵小树。

她把小树装饰得稀奇古怪，极为漂亮，上面挂的礼物都用很艳的彩纸包着，每份礼物都非常滑稽，我明白她这样做是想让我忘记圣诞前夜那场丢失珍珠项链的闹剧。

可我忘不掉，而且我也不原谅那件事。

圣诞节以后，我和教父之间关系冷淡。

他听信那些无稽之谈，使我很反感，但更让人烦的是，他死咬住遗嘱的话不放，非要再做三个月的监护人。

就算瑞秋花费的比我们预料的要多，那又怎么样？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她的需要，不论是安布鲁斯还是教父都不理解佛罗伦萨的生活方式，也许她过日子是很奢侈，但这能说是罪行吗？对那儿的社交方式，我们无法定论。

我的教父一生过得很节俭，再加上安布鲁斯也从没特意为自己开支什么，因此教父想当然地认为这儿所有的东西属于我之后都得继续保存下去。

我几乎无所需，而且我和安布鲁斯生前一样，不想为自己花钱。

然而我教父这么吝啬，反而激起我一股强烈的反感，我决定我行我素，花自己的钱。

他指责瑞秋挥霍给她的生活费，那样的话，他也可以指责我在家乱花钱。

我决定新年过后，把家园再进一步开发一下，不过不只是花园这部分，还有修建中的巴通田上的台阶路，再就是路边挖空造蓄水池花园，这是模仿瑞秋书上图画修建的。

我还决定修复一下房子，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凑合着，每月叫庄园的石匠纳特・敦来修房时，他在房顶上从一架梯子爬到另一架，修好那些被大风卷起的石板瓦，边干边背靠烟囱吸着烟管。

现在该是整理整个屋顶的时候了，换上新砖、彩瓦、新水道，再加固那些长年因风蚀雨淋而受损的墙壁。

大约两百年以前，议会会议一场洗劫，使我的祖先们无法避免房屋遭到毁坏，但从那以后，基本上没怎么修复过。

现在我可以弥补以往的疏忽，如果教父觉得因此铺张而不高兴，就让他见鬼去吧。

于是我随自己的意思行动起来。

一月份还没过，就请了大约十五到二十人，有的修复房顶，有的修楼，也整修了屋内。

他们按照我的旨意，装修了天花板和墙壁。

一想到我把装修花费的账单交给教父时，他脸上可能出现的表情，我就有种莫大的快意。

装修房子为我提供了不接待来访者的借口，于是就暂时停掉了星期日聚餐，我免去了帕斯科一家和肯达尔父女的常规来访，也就看不到教父的影子了，这正是我的意图之一。

同时我也根据斯考比喜欢扎堆的特点，他在仆人中四处张扬说艾什利夫人因为客厅有工人在干活，目前无法接待来访客人。

于是那个冬天和初春，我们过着隐士般的生活，这正合我意。

波比姑妈的闺房——瑞秋坚持用这个名字——现在成了我们的聚居地，每天的事忙完后，瑞秋会在这儿坐着做一些针线活，或者看看书，而我则注视着她。

自从圣诞前夕的珍珠事件后，她的言行举止更优雅得体，那事尽管让人难以置信地感受到了温情，但有时还是难以接受。

我想她并不知道我内心有着怎样的波动。

当她从我的椅子旁经过时，她那双手一会儿搭在我肩膀上，一会儿抚摸着我的头，一边谈论着花园或其他一些事务，这使我心跳加速，无法平静下来。

看着她的一举一动都是一种快乐，有时我甚至会想她是否故意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手搭着窗帘，望着外面的草坪，因为她知道我在注视她。

她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叫我的名字，菲利普，对于其他人，我的名字是个简短的词，念的时候常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字母上。

而她叫我的名字时，故意拖长中间音节的发音，这种发音方式在我听来，多了一层我喜欢的音调。

小的时候，我一直希望被称作安布鲁斯，而且直到现在我还有这种愿望。

现在令我高兴的是，我的名字的发音，比安布鲁斯还意义深远。

工人把铅管立在墙上，用作从屋顶到地面的导水管，当他们安装好开关时，我抬头看见低端匾牌上刻着我名字的字母缩写“P・A”，下面是日期，再下面是我母亲的狮子饰章，我心里油然升起一股莫名的自豪感，似乎属于我的某种东西将一直延续到未来。

瑞秋站在我的身旁，挽着我的胳膊对我说：“到现在才觉得你很自豪，菲利普，我因此更爱你了。

” 是的，我非常自豪⋯⋯然而也伴随着空虚感。

屋里和地里的装修工作继续进行着，初春的到来夹杂着痛苦和欢乐。

乌鸦和苍头燕雀开始在窗下歌唱，把我和瑞秋从睡梦中唤醒，中午我们见面时都提到了这事，她的房间在房子东侧，加之窗户宽大，阳光最先照到她枕头上，我那边迟一些，穿衣服时才有阳光。

向窗外望去，越过草坪可以看到大海，可以看见马群及远处小山上人们在犁地，海鸥在上空盘旋，附近一带的牧场上有群群母羊和小羊，舒适地相互依偎着。

弧形的小道上，一群麦鸡扑腾着翅膀跑来。

一会儿它们成双而飞，雄鸡翱翔天空，兴奋地翻着筋斗。

远处海岸上麻鹬发出尖锐的啼叫声，那些捕捞牡蛎的人们身着黑白相间的衣服，像牧师一样，为了一份早餐，一本正经地弄着海草。

在太阳光的照衬下，空气略带一股咸味。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早晨，斯考比来找我，并告诉我说，东庄的山姆・贝特现在生病了躺在床上，非常希望我能去看他，因为他有件重要的东西要给我。

他还暗示说东西太重要了，所以不能交给他的儿子或女儿。

我并不太在意。

这些乡下人，他们常在一些小事上大做文章，故作神秘，自觉很有意思。

不过到了下午我还是沿着大道来到路口，这是四条路的交叉口，我拐向农庄去找山姆聊一聊。

他坐在床上，面前的毛毯上，放了一件安布鲁斯的衣服，是圣诞节那天我们送给他的。

我发现衣服颜色是淡色的，我没见过，我想一定是安布鲁斯天气炎热时在欧洲大陆买的。

“哎呀，山姆，”我说，“看见你卧病在床上真难过，你怎么了？” “老毛病，咳嗽，菲利普先生，每年春天都犯，”他答道，“在我之前，我父亲就患这种病，再过一个春天我也会像父亲一样进坟墓了。

” “别胡说了，山姆，”我说，“都是些骗人的老话，儿子怎么会因为父亲害有此病而因此短命呢？”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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