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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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爱情与自由(3/3)

报纸和牛奶。

摊主保罗先生告诉我说牛奶卖完了，如果我愿意等一会儿，他就到贮藏室拿一箱来。

望着保罗先生向铺子后面走去，我注意到他穿着一双灰色的厚袜子和褐色的皮凉鞋。

袜子和鞋子都奇丑无比，然而奇怪的是，我却无动于衷。

为什么当我看到克洛艾的鞋子时就不能同样如此？为什么我不能友好地对待我爱的这个女子，就像我对待每天卖给我面包的报摊摊主一样， 17.政治学说中长期有这种愿望:用顾客和报摊摊主的亲切关系代替屠夫和牛羊的杀戮关系。

为什么统治者不能客气地对待人民，容忍凉鞋、异见和分歧，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答案则是：只有当统治者不再奢谈是出于爱而统治其人民，转而关注降低利率和火车准点时，友好的关系才有可能出现。

18.约翰·斯图亚特·弥尔于1859年发表的《论自由》是提倡不以爱的名义制约人民的自由主义经典之作，他毫不含糊地要求政府（无论有多好的意图）不要干涉人民，不要逼迫他们换鞋子、读某些书、清除耳垢或是剔清牙齿。

从此非暴力政治找到了最伟大的辩护者。

弥尔认为，尽管古代的联邦（不是指罗伯斯庇尔的法国）觉得自己有权力对“每一个公民的身心需合乎法则保持浓厚的兴趣”，但现代政府却应尽可能退后、让人民各行其是。

如同爱情中被烦扰的一方请求仅给予一个空间一样，弥尔呼叮政府不要千涉人民: 只要不妄图褫夺他人之自由，或妨碍他人对自由之求索，吾侪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好尚即得以名之为自由。

……自由之义，在于防止强权势力对于违反自己意愿的文明社会成员的妨害。

强权势力自身之偏好，不论是物质方面还是道德方面，皆非侵犯他人之理由。

「约翰·斯图亚特·弥尔:《论自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9.弥尔的呼呼听起来是那么合理，难道我们不能把这些原则运用于个人生活中？然而如果将之运用于二人世界，那么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观点似乎失去了精彩之处，必然产生一些徒有虚名的婚姻:爱情早被蒸发，夫妻分床而睡，只是上班前在厨房碰见时才偶尔说上几句话。

当他们一起吃完晚餐的肉馅土豆泥饼，或在凌晨三点品尝感情失败的苦涩之时，两人早已放弃互相理解的希望，替代以建立在克制住的争执和彬彬有礼基础之上的不冷不热的友谊。

20.我们又回到爱情和自由的选择上来了，后者看上去只存在于疏远的，或者冷漠出现了的关系当中。

报摊主的凉鞋不使我恼怒，是因为我不在乎他，我只希望从他那儿买报纸和牛奶，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我不会希望向他袒露心迹或在他的肩头哭泣，所以对于他的穿戴，我不会冒昧地说三道四。

但是如果我爱上了保罗先生，我真的还能继续对他的凉鞋这样安之若素？或者是否总有一天（出于爱）我会清清喉咙，建议他换一双？ 21.如果我和克洛艾的关系永远达不到恐怖统治的程度，也许是因为我们能够缓和爱情和自由的选择，这缓和的法宝就是幽默感。

幽默感很少为恋爱关系所有，更几乎不为一厢情愿的政治家（波尔布特「1925/1928-，柬埔寨政治领袖」、罗伯斯庇尔）所具备，幽默感能使（如果能够那么广泛的话）政府和夫妻从忍无可忍中解脱出来。

22.革命家和情人似乎都十分倾向于严肃认真。

难以想象与斯大林或与少年维特开个玩笑会是怎样的情景——尽管区别难以避免，但两人似乎都极其紧张而认真。

缺乏笑的能力就是无法认可事物的相对性、社会和人际关系与生俱来的矛盾性、欲望的复杂性和冲突性也无法知道必须接受心上人永远学不会泊车，或洗不干净浴缸或改不去对琼尼·米切尔的偏好——而你仍然爱着他们。

23.如果克洛艾和我能够超越我们之间的一些差别，那是因为我们互相看到性格不投合时，能够用开玩笑来将其解决。

我没法不讨厌她的鞋子，而她却继续喜欢，我一如往日地爱她，但（窗户修好后）我们至少为那次事件找到了开玩笑的余地。

每当争论激烈起来时，一个会威胁说要把自己“扔出窗外”，另一个听后总是能报之以笑，从而化解了恼怒。

我的驾驶技术无法提高，却赢得了“阿兰·普罗斯「Prost，意即祝你成功」”的名字。

我觉得克洛艾偶尔殉难者似的旅行令人厌烦，但是当我能把她当作“圣女贞德”，而听从她时，心情就好多了。

幽默意味着无须直接的冲突，你就可以轻轻越过一件恼人之事，目成心许，无须明言就做出了一个评判（”通过这个笑话我想让你知道我讨厌X，而不必对你直说——你的笑声说明你接受这个评判”）。

24.当两人不再能把差别化解成玩笑，那么这就是他们停止相爱（或至少不再为爱的维系做出较大的努力）的信号。

幽默标示出产生在理想和现实的差别之上的恼怒:每一个玩笑背后，都是一次对差别甚至是失望的警醒，但这已经是无害的差别——因此能够顺利前行，而不必大动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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