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6(1/3)

人年轻的时候会养成工作的习惯，并且自信这些习惯会保持一辈子，并经得起任何灾难的打击。

二十几年来，我始终坚持每星期写作五天，每天平均写大约五百个字。

我可以在一年里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里面还留出了用来修改和校对的时间。

我总是十分有条不紊地工作；一旦完成了定额，哪怕刚刚写到某个场景的一半，我也会停下笔来。

上午工作时，我会时不时数一数已经写好的字数，并且在稿纸上每两百个字做一个分隔记号。

任何一家印刷厂都用不着根据排好的版面来仔细推算我作品的字数，因为我送交的打字稿首页上已经标好了字数——83,764字。

年轻的时候，就连谈恋爱也改变不了我的工作日程。

恋爱得在午饭后开始，晚上上床——只要是睡在自己的床上——无论多么晚，我也要把上午写的东西读一遍，睡觉时还想着它。

就连战争都没影响到我。

因为一条腿跛了，我没被征召入伍，而是参加了民防队。

我从不要求值一般没什么事情的早班，这让同队队员们十分高兴，结果我得了个工作热心的虚名。

其实我真正热心的只是我的书桌、我的稿纸以及那些按照定额井井有条地从我笔下缓缓流出的文字。

要推翻我加诸自己的戒律，得靠萨拉才行。

从战争开始第一天里的空袭，到一九四四年的V-1型飞弹【17】袭击，这段时间里的轰炸始终保持着晚上才来的习惯，这让我感到很方便。

不过我往往只能在上午见到萨拉，因为下午的时候她总不大躲得开自己那些朋友，她们采购完了东西，总想在傍晚的空袭警报拉响前找个伴儿聊聊天。

有时候，她会在两次排队买东西之间的当儿过来，于是我们便在买蔬菜和买肉的间歇里做爱。

不过，即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收束心思重新开始工作也并不太难做到。

人只要快乐，就经受得了任何纪律的约束：破坏工作习惯的是不快乐。

待我意识到我们是多么频繁地争吵，我又是多么频繁地带着神经质的怒气找她碴儿的时候，我便开始明白，我们的爱情注定要完了：爱情已经变成了一桩有开始也有结束的风流韵事。

我说得出它开始的那个时刻，后来，终于有那么一天，我知道自己也说得出那最后的时刻。

她离开屋子以后，我无法安下心来工作：我会把我们对彼此说过的话在心里重温一遍，我会煽起自己心里的怒火或者悔恨。

那段时间里，我始终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自己正在加紧步伐把对方拖垮。

自己正在一点、一点地把我唯一珍爱的东西推出自己的生活。

只要能自欺欺人地相信爱情会维持下去，我就感到很快乐——我甚至认为我这个人很好相处，所以爱情才得以维系下来。

不过如果爱情注定要毁灭的话，我倒很想让它快快毁灭，就好像我们的爱情是一只落入陷阱、身上流血快要死去的小动物一样：我得闭上眼睛，扭断它的脖子才行。

那一整段时间里我都无法工作。

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小说家写作过程中有那么多的工作都是在无意识里进行的：在无意识的深处，当第一个字还未落纸时，最后一个字便已经写完了。

故事的细节就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不必去杜撰。

战争并没有搅乱那些深海洞穴里的东西，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有一件事情却比战争更重要，也比我的小说更重要——那就是爱情的终结。

它就像一个故事一样，正在见出分晓。

我说的话让她伤心落泪，那些似乎是如此自然而然地涌到我嘴边的尖刻话语，是在那些水下洞穴里给磨尖的。

我的小说在掉队，而我的爱情却像倏然而逝的灵感一样迅速走向终结。

她不喜欢我写的前一本书，这倒并不令我感到奇怪。

那本书的写作自始至终都违反我的本意，同时也未得到外来力量的帮助。

之所以要写它，只不过是因为人总得活下去，并无什么别的原因。

评论家说它是一部匠人之作：我身上残存的那点曾经是激情的东西悉数都在其中了。

我想也许写下一部小说时，激情会重新再来；记忆里浮现出自己从未明确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所感受到的那种激动会再次苏醒。

然而和萨拉在鲁尔斯共进午餐后的一个星期里，我却什么工作也做不了。

瞧，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我，我，就仿佛这是我的故事，而不是萨拉、亨利，当然，还有那第三者的故事似的。

我恨那个第三者，尽管我还不知道他是谁，甚至于都不相信他真的存在。

我试着早上写作，但没能成功；午饭时我酒喝得太多，结果下午也浪费了。

天黑以后，我关了灯站在窗口。

隔着幽暗平坦的公共草坪，能看见草坪北侧那些亮着灯的窗户。

天很冷，只有紧挨着煤气取暖炉才觉得暖和，但又有点烤得慌。

南边的路灯后面飘过来一些雪花，用它们粗大潮湿的手指触碰着窗玻璃。

我没听到有人按门铃。

女房东敲开门对我说：“有位帕基斯先生要见您。

”她用“有位”这个词表明了来客的社会地位。

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但还是让女房东带他进来。

我依稀觉得以前在哪儿见到过这对温和的、带着歉意的眼睛，还有这撇样式过时、因为外面天气的缘故而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