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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时问不光是军队(3/3)

02医院）收治不少国民党伤兵，就把它当成国民党医院了，6师17团一个指导员庄严，带人搬走一些药品，有的战士把一些设备也砸了。

後来召集沈阳各界名流开会，有人说八路军抢砸医院。

师政委李少元火了，要枪毙庄严。

庄严才19岁。

後来没怆毙，不知怎麽处理了，17团党委受到集体记过处分，团长和政委各记大过一次。

2纵政委吴法宪也受到记过处分。

不光是要承担领导责任，还因为2纵进到沈阳附近时，他不让架设电台收发报，怕总部变更命令不让进沈阳，捞不到油水。

在“林罗刘”签署的一份《沈阳解放後关于火炮调整的命令》中，有这样一段： 调出炮数，一纵山炮五门，二纵山炮十八门（包括九四山二），一四野四门，化迫三门，美十榴五门，十五迫六门，共三十五门，三纵三八野一门，一四十榴三门，美十榴三门共七门，五纵化迫五门，十三迫六门，共十一门，六纵山炮三门，三八野炮八门，共十一门，七纵山炮六门，十二迫六门，共十三门，八纵美十榴五门，十纵美十榴七门，十三纵美十榴四门。

⑶。

2纵调出火炮，占总数的36％还多。

跑得最快，打仗最多，功劳最大，伤亡最大，缴获最多，受的处分也最多。

要物不要人，并非自沈阳始，也不止一个2纵。

1948年12月，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关於秋季战役（辽沈战役当时被称为“秋季战役”）中城市纪律情况报告》中，说： “秋季攻热开始时在义县、兴城、昌黎等战斗中城市纪律是很好的，群众反映称为‘仁义之师’，一天半至两天就大致恢复秩序，部队有错拿电话局一把钳子，也查明送还，部队出城，连队都进行检查，做到缴获统一分配。

但这都是小城市，参战部队不超过两个纵队，故易维持纪律。

” “锦州收复后，物资特多，参战者有五个纵队，地方党政工作接收的准备也很不够，尤其当时敌廖兵团南来，锦州可能再失，且敌机轰炸较烈，觉得如其便宜敌人还不如便宜自己，故决定让各部队争取迅速将物资搬出，且首先补充自已，当时三四天内，各部队搬出了大量物资。

这是一个特殊的不得已的情况，却必然发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如有的搬多，有的搬少，有苦药不均现象，有的部队吃大米白面，有的连高粱也吃不上。

也发生争夺物资闹不团结，其中七纵为各部所不满，如不照顾他部，到他部防区搬东西，占领之仓庠不肯上交，给他部之俘虏将青壮者挑出一些，战斗将结束时对旧城内尚有敌万余，他们拒绝别部参战，自己独吞，怕别人染指。

……另一偏向，则是因物资多，大家争搬大仓库，而对收容俘虏，打扫战场反不注意，故锦战结束後三四天内，市内散俘伤俘尚到处乱走，无人收容。

” “长春敌投降前夜，有的部队其军官已失去统制力量，士兵自动走散，加之我军缺乏受降经验，和有些干部的洋财思想，致在新七军投降後，有的受降部队只要武器不管俘虏、有受降一两个团而俘虏不过三四百人。

” “战场上的零星物资的统一分配可以做到，但所规定的整批物资及仓库只能看守不得搬运，则不能完全做到，因为大家有’遵守纪律就必然吃亏’的思想，觉得别人拿了，我不拿不合算，统一分配没有自己分的多，或认为‘大家分了，也不是本人贪污’，这种思想就是抓一把的基础，而这主要是干部的思想问题，故锦战中有的部队得了米面被服很多，别的部队则发生了羡慕思想，於是沈阳战役中也就抓一把。

” “一般争执事件很多，领导干部间拍电报，写信，当面控诉，往返答辨，影响到下面则有因互争而开枪打死打伤人者。

” “这些争执，每个战役都有，而且几乎是包括了所有的参战部队。

”⑷。

同年5月10日，东北野战军後勤部副政委陈沂，在後勤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这次打四平，抢了医院，连老百姓的两三个西药店都抢了，这就叫本位主义害死了，为了自本位搞点西药，竟不顾党的影响，这简直是强盗，而不是人民解放军。

” “去年某纵打进四平，光是仓库里的雨衣，皮衣，棉衣就是好几万套，他们派人看守，不要别的部队去拿，结果第三天被炸的光光的，这些人是只许让飞机炸不许别人拿，这是甚麽话？本位主义从红军时代就反对起，到现在还是这样的严重，今天我不详细举例子了，我们部队中的本位主义照东北人的口语来说：‘老鼻子啦。

’” 辽沈战役後，“林罗刘谭”狠抓了这个问题。

被抓了典型的吴法宪，也护了狠：打开天津谁再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 四野给天津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进入北平就更好了。

衡宝战役後，有些部队老毛病又犯了。

很想写几位当年黑土地上的纵队政委，老人们却都对他们的司令员津津乐道。

谈的较多的，是後来成了“五虎上将”之一的吴法宪。

对于当年就有“吴胖子”之称的吴法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没架子，挺随和，联系群众。

说他挺爱开玩笑，有时见了下级也敬个礼，“没大小”，和人挺处得来。

有的老人说他当年瞅著也挺正派，没甚麽壤心眼，後来怎麽就变成那样子了呢？人可真不好看。

有的老人说当年批判黄克诚时，吴法宪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扮演这种角色的也不光他一个，不过他垮台了，成“死拘”了，就怎麽批判都行了。

有异议的是关于他的能力。

有人说他当年就是个“草包政委”，没甚麽主见，魄力，就是个“坐车的”，说他一听说甚麽事情没弄好，就“娘卖＊的，娘卖＊的，咋搞的，咋搞的。

” 有人说比起那种出类拔萃的，他不行，可讲话办事也是很有一套的，不白给。

他若是个“草包”，“饭桶”，怎麽能当上纵队政委？共产党没人了怎麽的？ 生活是一本书，生活中的人也是一本书，一本用各自密码编写的很难破译的书。

但是，“坏人＝草包十饭桶十笨蛋十白痴”，确是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个公式。

好像他们的垮台，就是因为他们的无能。

而且，坏人在娘胎里就不是好东西，好人生下来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但是，生活中确实有些干得很精彩，很出色的人，并没有被历史留下来，或是在某段历史时期中被埋没著，一些本来很平庸的人反倒少不了。

历史有时需要这种角色。

他们是被历史推到那儿去的，并不一定是积极主动创造、争取的。

他们是历史的幸运儿，也是历史的悲哀。

比之那些因出类拔苯而多灾多难的人，他们活得实在是够轻松的，他们中有的人若不是在某个时刻投了一下机，本来会继续轻松地活下去，甚至青云直上。

一位“罗荣桓传记写作组”的老人说，他们去监狱找吴法宪了解罗荣桓情况时，吴法宪站起来立正报告，张口就叫“首长”。

这回可是正儿巴经，没一点开玩笑的意思，却愈发使人忍俊不禁，又不能不强制忍往。

（一些人在台上时曾是何等“风度”，一旦失势怎麽就“幽默”如此呢？）。

这位在黑土地曾被吴法宪开玩笑敬过礼的老人说，吴法宪“态度最好”，问甚麽讲甚麽，写的材料最多，水份也最多。

比较之下，李作鹏正好相反。

当年黑土地上的名将黄永胜，18年徒刑服了三分二就病死了。

和吴法宪一样被判17年徒刑，早已监外就医的李作鹏，依然是个“烧锅”，爱喝酒。

他每天的工作是写回忆录。

他有得写的。

笔老采访时已经释放的邱会作，和吴法宪、李作鹏一样，每月200元生活费。

夫人参军前是个护士，後在延安医大毕业。

“九·一三”後也被关了几年。

现在，她办个执照，开个体诊所。

据说生意还挺好——“邱会作”三个字无形中所起的广告作用，大概是不能低估的。

吴法宪经常上街买菜。

人们都认识他，有的叫他“吴大爷”，有的叫他“老吴头””老胖头”，叫甚麽他都答应，依然挺随和。

看见他挎著篮子来了，就让他先买，说照顾老年人，有的还说“老红军可以不排队。

” 会打仗却打了败仗的杜聿明等人，在监狱中学会了做工，种田。

从人类进化的意义讲，这是一种从猿到人的进步。

他们终于成人了。

从堂堂“空军司令”到“吴大爷”，“老吴头”，“老胖头”，吴法宪也成人了。

当他和售货员或小贩数点角币和钢崩儿（不知他会不会讨价还价，也不知“九·一三”前是否认识人民币——林彪是不认识的）时，当他提著装著亲手挑的蔬菜的菜篮子回家（开头，他会横过马路，会识别红绿灯吗？）时，他会想些甚麽？是弹雨中冲杀，风雪中行军，打了胜仗和部下开个玩笑的岁月？还是蒙着黑色窗帘的“红旗”，戒备森严的豪华庭院，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後拥的笑脸？他是为权力的失落而懊丧？还是为人性的复归而庆幸？ 高处不胜寒，还是人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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