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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篇】 汉代家庭的生活消费(3/3)

厚葬。

‘送死‘奢僭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也和‘养生‘奢僭一样，是在汉武帝以后才形成的。

因为只有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之后，才为这种奢侈的消费提供了物质基础。

但即使在这之后，厚葬也不是所有家庭都能承受的消费。

对于广大贫苦农民来说，他们‘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政论》)，不少人是‘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汉书·贡禹传))，又如何谈得上厚葬呢? 汉代‘送死‘最低限度的费用，我们从史书记载中也可以略知一二。

《汉书·哀帝纪》载，河南、颖川水灾，‘流杀人民，坏败庐舍‘，‘遣光禄大夫循行举籍，赐死者棺钱，人三千。

‘《后汉书·安帝纪》载，‘遣中谒者收葬京师客死无家属及棺椁朽败者，皆为设祭：其有家属，尤贫无以葬者，赐钱人五千。

‘官府赐贫无以葬者三千至五千钱，可以看作是当时‘送死‘最低限度的费用。

但实际上，普通人家‘送死‘肯定不能只限于置办棺材。

原涉以赈施贫穷赴人之急闻名，曾为一‘家无所有‘的友人操办丧事，‘削牍为疏，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分付诸客。

诸客奔走市买，至日昳皆会‘(《汉书·游侠传》)。

可见衣被棺木饭含之物都是‘送死‘所必需的。

除此之外，还需置办死者家属的丧服。

埋葬死者还需要冢地。

汉代传世的买地券，有些是购买冢地的，每亩地价自一千五百钱至三、四千钱不等(林甘泉1990)。

有的农民家庭买不起专用的冢地，只好把死者埋在自家的农田地下。

东汉末年的孙成买地券载，左骏厩宫大奴孙成从雒阳男子张伯始买广德亭部罗陌田一町用作冢地，双方约定除‘根生土著毛物皆属孙成‘之外，‘田中若有尸死，男即当为奴，女即当为婢，皆当为孙成趋走给使‘(罗振玉1918)。

土地买卖契约之所以要写上这种具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内容，说明当时农田埋有死人并非个别现象．没有土地的家庭为了让死者有葬身之地，其送死的负担就更重一些。

西汉董永‘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

永谓钱主曰：‘后若无钱还君，当以身作奴。

‘‘(刘向《孝子图》)。

像董永这样不得不卖身葬父的人，恐怕就是没有土地可以变卖的贫民。

棺钱三千，如以粟价每石100钱折算，相当于30石粮食的价钱。

但如上所说，‘送死‘不能只限于置办棺材。

倘若把董永葬父贷钱一万视为普通人家办理丧事所需的费用，这笔丧葬费就相当于耗费粮食100石。

前文指出，汉代一个耕种百亩土地的农民家庭，全年收获粮食约在200石左右。

农家依靠种地收入维持生活，已经非常拮据。

在这种情况下，一次‘送死‘的费用就要用掉全年粮食收获的一半，对于农民来说无疑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由此也可想见，超越普通‘送死‘费用的厚葬，显然是与贫苦农民无缘的。

汉代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抨击厚葬风气时所说的‘贫者欲及‘，‘贫者殚财‘的‘贫者‘，大抵家境虽不富裕，总还要有一定的资产，而不可能是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

汉代的贫富是以家资为根据的。

‘中家‘的家资标准是‘十金‘，即十万钱。

家訾不满万钱的，即可称贫。

贡禹上书元帝说：‘臣禹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

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征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汉书·贡禹传》)。

贡禹有田一百三十亩，已超过一般农民通常占有的土地面积，但因为家资不满万钱，也就可以自称贫穷。

据此，汉代那些慕效厚葬的‘贫者‘，至少也是一些可以温饱的编户齐民。

王充虽然未能揭示厚葬的社会根源，但他指出汉代厚葬的风气与孝道的观念有关，这个意见却是很有见地的。

王充说，‘死人之议，狐疑未定，孝子之计，从其重者。

‘当人们‘不明死无知之实‘时，为了表示对父母的孝心，就不惜‘空家以送终‘(《论衡·薄葬篇》)。

本文一开始曾指出，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很自然形成一种观念：对父母的孝敬不仅要表现在‘养生‘上，也要表现在‘送死‘上。

‘养生‘和‘送死‘，由此成为家庭消费的两大项目。

在汉代，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孝道不仅是判断一个人品行的道德标准，甚至是决定他仕途的政治标准，许多人为了获取‘孝子‘的美誉，尽管父母生时不能尽心奉养，死后也要厚葬以夸饰自己的孝行。

正如《盐铁论·散不足》所说：‘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着于俗。

‘这种厚葬风气，其实正是封建纲纪伦常虚伪性的一种表现。

四、‘养生‘与‘送死‘的社会保障 汉代的家庭是‘养生‘和‘送死‘消费的基本单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养生‘和‘送死‘完全是个体家庭自己的事情。

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社会关系，都带有封建伦常的色彩。

当有的家庭连‘养生‘和‘送死‘最起码的消费都无法承担时，它的宗亲和封建国家都有责任予以救济。

这种救济从一定意义上说来，乃是中国古代‘养生‘与‘送死‘的一种社会保障。

如前所说，汉代的家庭结构一般为两代或三代。

同一父家长的子孙，只要在五服之内，不论是同居共财或分居别财，都属同一家族的成员。

在文献记载上，家族有时也称为宗族，但一般说来，宗族的范围比家族大，可以包括自高祖至玄孙的九族的成员，因此有的宗族人数可达数百家。

《礼记·大传》说：‘四世而缌，服之穷也。

五世袒免，杀同姓也。

六世亲属竭矣。

‘超出五服范围的同宗亲属，比起家族成员来，血缘关系已经疏远了。

但是正如《白虎通义·宗族》所说：‘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

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

‘只要是同宗族的成员，就有一层‘生相亲爱，死相哀痛‘的关系。

按照‘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仪礼·丧服·子夏传》)的古老传统，家族成员之间有互通有无的义务。

汉代兄弟之间因争家产而涉讼的事例虽不乏见，但这种事情通常都要受到舆论乃至官府的谴责。

与此同时，家族成员互相让财的例子也不少。

卜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与弟。

‘十余年后，‘弟尽破其产，式辄复分与弟者数矣‘(《汉书·卜式传》)。

郭昌‘让田宅财产数百万与异母弟。

‘(《后汉书》10a／10a)o樊梵‘悉推财物二千余万与孤兄子‘(《后汉书》32／22)。

张堪‘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后汉书》3l／21)。

郑均‘养孤兄子甚笃，已冠娶，出令别居，并门。

尽推财与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后随护视振给之‘(《后汉书》2717注引《东观记》)。

薛包‘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奴婢引其老者‘‘田庐取其荒顿者‘，‘器物取朽败者‘，‘弟子数破其产，辄复赈给‘(《后汉书·刘平等列传序》)。

韩棱‘推先父余财数百万与从昆弟‘(《后汉书·韩棱列传》)。

按照习俗，兄长对于诸弟，叔伯对于子侄，在让财和赡养方面负有更多的责任。

<风俗通义·过誉)记‘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让财与兄‘，应劭对此评论说：‘凡让财者，类与子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与兄。

‘又说：‘凡同居，上也：通有无，次也：让，其下耳。

‘ 按照古老的传统，对于血缘关系比较疏远的族人，同样也有收养和赈济的责任。

《管子·问篇》说：‘问独夫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也，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良家其所收养者几何人矣‘；‘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私有制的发展，加速了各个宗族内部的贫富分化，一些‘宗子‘和‘良家‘不得不收养同族的穷人和鳏寡孤独。

到了汉代，这种传统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民月令》在记述农事安排的同时，特别提到春天要‘振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

无或蕴财，忍人之穷。

‘到了秋冬之际，要‘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同宗有贫窦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宗人，共与举之。

‘史书上有关这种赈济穷困族人的事例很多，如：‘[杨]恽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汉书·杨恽传》)。

‘[郇]越散其先人訾千余万，以分施九族州里‘(《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朱邑]身为列卿，居处俭节，禄赐以共九族乡党，家亡余财‘(《汉书·循吏传》)。

‘(宣秉)所得禄奉，辄以收养亲族。

其孤弱者，分与田地，自无担石之储‘(《后汉书》27／17)。

‘[任隗]所得奉秩，常以赈恤宗族，收养孤寡‘(《后汉书》21／11)。

‘[种暠]父为定陶令，有财三千万。

父卒，暠悉以赈恤宗族及邑里之贫者‘((后汉书·种嵩列传))。

‘[廖扶]知岁荒，乃聚谷数千斛，悉用给宗族姻亲，又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后汉书·方术列传》)。

对族人的赈济和赡养，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一种天然义务。

《风俗通义·过誉》说戴幼起让财与兄之后，‘将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种。

‘应劭对此很不以为然，理由是‘宗家犹有赢田舍，田可首粥力耳，何必官池客舍。

‘在他看来，戴幼起让财之后，倘若生活发生困难，完全可以靠宗族多余的田庐过日子，何必耕种官田住客舍?可见当时人认为依靠宗族解决生活困难，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即使是一些不务正业而穷困潦倒的族人，宗族对他也不能不加以照顾。

《隶释》卷十五《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记载，徐氏次子雍直分家之后，把家产挥霍一空，负债出走，结果就是‘依附宗家‘才得以糊口的。

汉代的一些豪强地主，大都是强宗大族的头面人物。

他们的依附农民有不少就是贫苦的族人。

这些强宗豪右往往利用对族人‘养生‘、‘送死‘的关怀，来维系宗族的团结，树立自己在宗族内部的权威地位。

在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的掩盖下，贫苦族人不仅有义务为他们服役，还常常成为他们横行乡里的工具。

如景帝时，‘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汉书·酷吏传》)；宣帝时，颖川‘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后汉书·赵广汉列传》)。

有的豪强利用赡养鳏寡孤独的古老传统，还居心叵测地侵吞孤弱族人的财产。

如周党‘家产千金，少孤，为宗人所养，而遇之不以理。

及长，又不还其财。

党诣乡县讼，主乃归之‘(《后汉书》83／73)。

封建国家对于编户齐民的‘养生‘和‘送死‘负有关怀的责任，也来源于古老的传统。

《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日慈幼，二日养老，三日振穷，四日恤贫，五日宽疾，六日安富。

‘这六项养民措施，可以说是国家在安排社会生活、稳定社会秩序方面之职能的一种体现．汉代有养老的制度。

《续汉书·礼仪志》：‘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

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铺之糜粥。

‘汉文帝元年诏曰：‘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

‘根据文帝的旨意，‘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

其九十已上，叉赐帛人二疋，絮三斤‘(《汉书·文帝纪》)。

武帝元狩四年，关东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

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

尚不能相救，乃徒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汉书·食货志》)。

东汉皇帝多次赐鳏、寡、孤、独、笃癃及贫不能自存者粟，每次或人三斛，或人五斛。

对于贫困无以葬者，国家通常也要加以抚恤。

如前引哀帝赐河南、颖川灾民死者棺钱，人三千，安帝赐京师贫无以葬者人五千。

叉如桓帝建和三年，以‘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诏令‘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可以宫壖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后汉书·桓帝纪》)。

汉代一些所谓循吏，其政绩主要就是劝课农桑和安排好人民的生活。

如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同时还‘开仓廪假贫民‘，使民得以安居乐业(《汉书·循吏传》)。

黄霸为颖川太守，‘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霸具为区处‘(《汉书·循吏传》)。

第五访为张掖太守，遇到荒年，‘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敞‘，郡吏认为需要得到朝廷的许可，‘访曰：‘若上须报，是弃民也。

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赋人。

顺帝玺书嘉之‘(《后汉书》76／66)。

事实说明，太凡能够较好安排人民生活的地方，当地的社会秩序就比较安定，生产也就可能得到发展。

但是应该指出，封建国家对于人民‘养生‘与‘送死‘的关怀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因为封建国家在本质上是剥削阶级的政权，它之所以要采取赈恤贫民和鳏寡孤独的措施，归根到底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自己的统治。

本文在分析汉代各阶级和阶层的家庭消费时，没有涉及皇室的消费。

实际上，无论是‘养生‘或‘送死‘，皇室生活消费的奢侈程度都大大超过了贵族、官吏和地主。

而这些消费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剥削的基础上的。

封建国家可以对农民的‘养生‘与‘送死‘表示关怀，但它决不会放弃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

哀帝时‘鲍宣上书言‘民有七亡‘，其中三亡是‘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苛吏繇役，失农桑时‘(《汉书·鲍宣传》)，都与封建宫府的剥削压迫有关。

桓、灵二帝虽多次下令赈给贫民，恤葬死者，但恰恰是他们在位时，‘亩敛税钱‘，‘亩税十钱‘(《后汉书·桓帝纪·张让列传》)，加重了农民的田租负担。

统治阶级中虽然也有些人真诚地关心人民的疾苦，但‘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后汉书·朱晖传附孙穆传》)，就连封建国家对贫苦农民有限的赈济，也常常由于一些官吏上下其手而完全变了样。

和帝永元五年诏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鬻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

诏书实窍，欲有以益之，而长吏不能躬亲，反更征召会聚，令失农作，愁扰百姓‘(《后汉书·和帝纪》)。

可见许多地方贫民不但没有从赈济得到实惠，反而受到很大的骚扰。

结语 任何一个社会，消费结构基本上都可以分为生存消费、发展消费和享乐消费。

汉代的家庭消费，除了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生存消费和享乐消费之外，本来还应该包括发展消费，即人们为提高自身素质和发展劳动能力的消费，如接受教育和培训技能所支付的费用等等。

由于篇幅限制，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就从略了。

对汉代不同阶级和阶层‘养生‘与‘送死‘消费的分析表明，作为物质财富生产者的广大农民，在正常年景下，都很难维持全家最低限度的生存消费。

对于他们来说，享乐消费和发展消费都是无缘的。

封建国家繁重的赋税榣役和频仍的自然灾害，更使他们的生活陷入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困境。

无论是家族和宗族的互助，或是封建国家的赈恤，都不能改变他们悲惨的命运。

贵族、官吏和地主并不从事生产，他们依靠剥削收入，不仅生前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死后还要挥霍大量的物质财富。

生产者取得的消费份额最少，而非生产者取得的消费份额却最多，这种情况必然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

当广大农民由于饥寒交迫而嫁妻鬻子、流离沟壑时，社会生产根本就无法正常运行。

‘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汉书·贡禹传》)。

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农民起义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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