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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篇】 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2/3)

曹魏；重兵驻扎三峡东口以据蜀汉；二是孙吴拥有荆、扬二州几乎江南中国的大部分为广裹后方，但长江仍是孙吴最重要的国防线。

赤壁之战、夷陵之战都关系吴之存亡，两次重大战役孙吴皆以南方士兵习于水战，利用江面宽阔、汹涌澎湃的长江天险克敌致胜，化险为夷，确立了孙吴政权在江南站稳脚跟。

从社会环境来说，东汉末年当北方地区陷人战乱、经济残破之时，西南巴蜀、东南江左相对平静，“人口与经济地位在全国范围内与北方相比有所上升，这种情况增强了与北方对峙的势力”，这也是促成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重要人文地理因素。

三、地理环境对三国历史的影响 地貌、地形因素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军事战争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历代军事家无不重视对地形的了解，《孙子兵法》中有《地形篇》专讲战争中地形在战役中的重要性，以及兵家如何在战前充分研究掌握地形制定战略。

三国时期地形因素对战争制约最典型者要数魏蜀间对峙的秦岭。

秦岭山脉高大险峻，横亘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之间，早在《山海经》中就称其为“天下之大阻”。

战国时期的秦与蜀、巴、庸、楚的对峙，楚汉时刘邦与项羽的攻防进退，都曾利用了秦岭天险。

三国时期，秦岭及其秦岭山间艰险的交通条件在三国魏、蜀战争中的军事地理作用尤其明显。

秦岭对蜀、魏双方的军事作用恰好相反，一方面对曹操的统一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制约延缓作用，另一方面刘备、诸葛亮、姜维等则充分利用秦岭为天然屏障，不仅成功地阻击防御了曹魏西进入蜀，而且以汉中为基地，利用秦岭多条栈道声东击西，以弱国之兵连年不断北伐，有“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之举。

建安二十年与二十四年，曹操曾两度率兵西征蜀地北方重镇汉中，一是为征讨收降张鲁而来，一是为解决定军山之战夏侯渊败死残局而至。

按照曹氏当时所拥有之兵力，一举西进攻下蜀地，将刘备集团扼杀于初创之时有很大可能。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曹操初次西进，收编张鲁、占领汉中时，“蜀中一日数警”，引起极大恐慌。

但曹操最后却仅仅留下少量兵力守汉中，自己北撤回师关中；第二次经褒斜道征讨汉中，对攻打蜀汉似乎更无信心，最后留下“鸡肋”的感叹黯然退兵，最终放弃了汉中。

仔细研究曹操两次西征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这位曾在中原逐鹿、屡败群雄的将军却并不适应山地作战，因而在汉中往往一筹莫展。

第一次打张鲁，曹操走陈仓道，结果从散关至阳平(今勉县武侯镇)，一路行进艰难缓慢，且不断遭遇羌、氏土著武装的阻击，兵至汉中盆地西部边缘后，已经兵疲帅倦，本欲撤兵，只是因偶然的事变才乘乱攻下阳平，进入南郑，收降张鲁。

第二次西进，在汉中与刘备对峙数月，苦苦无败刘计策，竟哀叹南郑为“天狱”而北撤，究其原因，仍然是极不适应秦巴山地的地形。

不少学者认为，曹操放弃汉中，等于放弃了夺取蜀中的大好机会，因而统一西南大业难以实现。

其中原由多归结为急于回许昌逼献帝篡权代汉，无心在汉中恋战。

实际上如果从秦岭具体的自然地理与交通条件分析，就会发现此种见解并没有抓到问题的要害。

可以说疏于对秦岭地理特点的了解，拙于山地作战，是曹操两次西征失败的主要原因。

反过来说，假如曹操占领汉中后集重兵一举攻下蜀中成都平原，显然三国历史将会重新改写。

历史上自关中攻打蜀地很 少有成功者，就在于长于平原作战的北人很难适应秦岭山地特殊的地形，在此往往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三国魏蜀争战的事实表明，秦巴山地的军事地理作用对于南北两个方向的战略进攻难度与效果是各不相同的。

自南向北，秦岭是有效的天然掩体；自北向南，秦岭则往往是一大很难逾越的天然险阻。

当然，地理环境对战争的制约也是辩证的，秦岭天险一方面成功地屏护了汉中盆地与蜀中平原的安全，但同时也为诸葛亮北伐制造了粮草运输的致命困难。

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六出祁山战役有四次是因为秦岭栈道交通艰难，粮草难继被迫退兵。

即使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也在北伐实际中难以奏功。

有些学者认为，诸葛亮北伐之所以屡屡失利，在于用兵过于谨慎，绕道迂回祁山进军，而否决魏延兵出子午谷的军事奇策。

实际上乃不谙熟秦岭诸栈道地理交通路线实际状况而作的评论，且不说褒谷至子午道之间并无横向间道支线可循，子午道北口已经逼近长安郊区，曹魏一直有重兵防守，即使冒然出兵打出子午道，以蜀汉疲惫之师在魏军以逸待劳的防守下，也很难克敌致胜。

而走祁山一线，地势较为平坦，陇西天水郡又是东汉以来著名的产麦区，当地杂居的氏、羌又向来与曹魏不和，可资利用，因此诸葛亮选择出兵祁山，自渭水上游向东推进，进逼关中，以求缓进取胜，不失为可行之策。

当然这样一来，战争进程较为缓慢，很难短期见效。

对诸葛亮来说，也实为两难选择。

但无论如何，秦岭在蜀魏之间出现长达四十年之久对峙格局中作用甚大。

实际上一直“具有直接而强有力的划界作用”，因之也就成为两国的天然军事分界线。

气候因素。

历史地理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动乱与气候寒热波动有一定函数对应关系，也即历史上寒冷期易发生民族战争、疫病流行与社会动荡。

而军事战争的发生和成败与气候因素无疑也有很大的关系，这在秦末陈胜、吴广农民暴动、明末陕北李自成农民起义以及法国拿破仑滑铁卢战争等历史战例中都是一再被印证了的。

三国时期气候处于中国气候学史上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而且向来较为温暖的江南地区也常常出现严寒天气。

黄初六年(225)十月，魏文帝曹丕南下广陵(扬州)视察水军演习，因淮河结冰受阻而返。

《三国志·魏志》卷二《文帝纪》云:“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族旗数百里。

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人江，乃引还”。

此乃有史以来淮河历史第一次结冰的记录。

《三国志·吴志》卷二载:孙权赤乌四年(241)春正月，江南地区“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大半”；孙吴太平二年(257)二月，建康一带也出现降雪“大寒”天气，致使孙亮下诏“大赦”(《三国志·吴志》卷三)。

甚至在孙权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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