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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3/3)

长任命，也顺利得到批准。

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县委、县人大已经责成相关部门，精心撰写了许海卫的介绍材料，并有意让他参加一些工作指导组下到基层，尽量多地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亮相，以提高其知名度。

会议召开的前两天，县委有关常委也领着许海卫下到各代表团，同多数代表见了面。

总之，对许海卫的任职问题，县委、县人大态度是积极的，措施是有力的。

可是，当大会开始酝酿候选人时，还是出现了意外情况：有几个代表团的数十位人大代表，要求联合提名县公安局政委顾锋，作为检察长人选。

得到信息的当天，县委连夜召开了紧急常委会，形成一致意见，要求相关代表团迅速召开临时支部会，层层进行说服与劝解，建议联合提名的代表撤回提案。

同时，县委常委分别下到这些代表团，定点包干做工作。

当然，县委主要领导也找顾锋同志谈了话，希望他正视自己被提名这件事，服从组织、顾全大局，找那些代表们陈述自己的观点，请求他们撤回提名。

事实上，这些工作都做得很及时，也做到位了，可是最终只有三四个代表态度有所转变，绝大多数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

后来，有些代表干脆回避组织谈话，个别的甚至躲了起来。

“工作没有做下来，原因在哪里呢？”贾大雄问。

在座的几位面面相觑，最后都将余光瞟向了于树奎。

这时，于树奎就不得不讲话了。

“这两天，我们县委一班人也在认真反思这个问题。

怎么说呢？从根子上讲，当然可以说是我们海北县情复杂，以县委为首的几套班子对市委决定认识不到位，执行方面态度不坚决。

而且，我相信也一定会有人猜测，这件事的背后，是否会有什么更为复杂的背景，或者我于树奎以及别的什么人，头上一定长了反骨之类。

对此，我个人巨前不准备辩解，而是坚信将来的事实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

”于树奎越说越激愤，满脸通红，脖子上的青筋突出，手舞幅度也渐渐大起来。

贾大雄看了一眼旁边的黄一平，笑笑制止道：“哎哎，老于，这个时候不要说这种带情绪的话了。

你们做的工作，市委还是清楚的。

现在的关键，是要弄清根本原因，才好对症下药嘛。

来来来，还是说说你掌握的具体情况，着眼于解决问题呀。

” 于树奎闻言，也许意识到刚才太过失态，马上喝了两口水，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个人认为，这次选举出现问题，既是意外，也是在意料之中。

许海卫同志的任职，是市委研究决定的不假，这个同志在市里表现不错也是事实。

可是，但凡上级指定的候选人，未必一定不可更改，比如省里大前年选副省长，市里去年选举人大副主任，不都出现过类似情况嘛。

而且，我们县委向市委提议顾锋出任检察长，也不是我们哪个领导心血来潮，而是以充分了解情况、征询民意为基础。

现在，上边刮起一股干部异地交流风，包括公、检、法、税、电、银在内，几乎都是上级机关下来，其实不少是各级领导的关系户，而像顾锋这样的同志在基层辛辛苦苦工作，却总得不到提拔，这个怎么能让下边的同志服气，又怎么能不出问题呢。

因此，要找原因，还是应当从上级领导机关那儿找，尤其是在某些领导身上找。

” 于树奎话音刚落，旁边一位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立即插话，以十分傲慢的口气问：“贾部长，我们能不能一起学习一下《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贾大雄面露尴尬之色，点头道：“当然可以。

” 那位副主任早就打开了一本书，以浓重的海北口音念道：“第十八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项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长，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代表依照本法规定联合提名。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联名，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

不同选区或者选举单位选出的代表可以酝酿、联合提出候选人。

第二十二条，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人民政府正职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

我想请教一下贾部长和黄副秘书长，我们海北的这个做法，违反了法律的哪一条？” 听了这位副主任的长篇大论，贾大雄看看时间已近十点，知道越拖下去会越被动，就没有接这个副主任的话茬，而是清了清嗓门说：“这样吧，我们就不再在是非对错问题上纠缠了。

今天哩，我们是带着市委常委会的决议来做工作，希望在座的各位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统一思想，共同努力，妥善处理好这个事情。

现在，离下午选举时间也不多了，树奎同志，你做一下分工吧。

” 于树奎闻言不便再说什么，当场对人员做了分工，主要还是由常委和人大副主任们深入各个代表团做劝说工作。

会议散了，于树奎邀请贾大雄和黄一平到他办公室坐，随时听取情况汇报。

此时，黄一平收到一条短信：秘书长您好，我是许海卫，急切希望同您面谈十分钟。

于树奎问：“黄秘书长怎么刚到老家，就有人追上来了？是女同学，还是老家村子里的小芳？” 黄一平举着手机苦笑道：“呵呵，女同学或小芳都是老太婆了。

不过倒是真有件小事，岳父昨夜突然身体不好，老婆催着让我回去看看哩。

” 贾大雄闻言，马上说：“反正这儿暂时也没什么事了，你回去看看吧。

” 于树奎说：“我让司机送你。

” 黄一平摆手道：“不必了，就在县委北边一点点，走过去十几分钟就到。

” 离开县委大院，黄一平马上拨了许海卫电话，说：“不要见面了，有什么情况电话里说吧。

” 许海卫介绍的情况，基本没有超出黄一平估计的范围—— 早在半年前许海卫到海北上任之际，有关他遭到县委拒绝的消息，就已经传遍全县城乡，大家都知道他是不受于树奎欢迎的干部。

这次人代会召开前大概一个月，公安局政委顾锋分别到各个乡镇进行了拜访，每到一地便向书记、镇长们转达于树奎的口信，表示替换市里派来的检察长已然内定。

虽然如此，会上主动提名的代表也只有十来个人，而且主要集中在顾锋老家那个代表团，其余多数签名者是被游说、胁迫才勉强答应。

人代会召开这几天，顾锋每天都在忙于宴请各代表团的带队领导，串通得非常厉害。

此外，包括县委办公室主任冯肖兵、宣传部长林松在内的多个常委，也都在帮忙做工作。

联合提名之后，县里表面说是要做工作，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真正落实。

“得知你们今天过来，县里昨夜就有人通报了信息，所有参加签名提案的代表，今天上午全部失踪，而且通讯工具一律关闭。

那个顾锋，也被派到海边的精神病医院，说是处理一起上访事件。

他们这样做的巨的，是让你们找不到这些当事人，做不了工作，到下午选举时一切都来不及了。

因此，你们今天肯定是白跑一趟！”许海卫语气非常沮丧。

“知道了。

记住，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和我通过话。

即使选举落败了，你也不要气馁，继续在副检察长位置上做好工作。

总之，你一定要相信组织，相信市委。

”黄一平交代两句，匆匆挂了电话。

黄一平刚进岳父家不到半个小时，海北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冯肖兵竟然提着果篮上门慰问来了，说：“我代表于书记，特地前来看看伯父。

” 接过礼品，黄一平下意识地掂了掂分量。

他知道，冯肖兵这么快赶来，既是转达于树奎的情意，也是过来观察、印证一下，自己这个廖志国的特使，到底有没有别的什么动作。

庆幸的是，黄一平只是和许海卫通了电话，而没有同他见面。

12 下午的选举，果然不出黄一平意料，顾锋以微弱优势当选海北县检察长，许海卫遗憾落选。

这就意味着，于树奎及其盟友们，在同廖志国这个回合的争斗中，获得了一次无可争议的辉煌胜利！ 选举结束，于树奎以人大主任的身份，致以热情洋溢的闭幕词。

贾大雄不顾海北方面的挽留，执意离开。

黄一平以岳父身体状况不佳为名，留了下来。

第二天是周六，当着贾大雄与于树奎的面，他已打电话约了妻子汪若虹与女儿小萌，一起回来度双休日。

实际上，黄一平留下，并非真是岳父生病，而是另有巨的。

此次海北之行，他在检察长选举之事上虽未有任何作为，却竟然有了一个意外收获——人代会前，海北县城出租车司机酝酿组织了一次罢运，并扬言要在大会期间集体上访。

为此，部分带头组织者被关进位于海边的精神病院，以办培训班为名软禁起来。

那批人中，有汪若虹的表弟花大明。

因为此事，海北县城几乎所有出租车已停运好多天了。

难怪这一天时间，黄一平老是感觉海北县城比平常安静许多，大街似乎也宽敞不少，原来是少了几百辆穿梭往来的出租车。

黄一平获悉出租车司机罢运一事，是在中午看望岳父时，花大明老婆从乡下老家打来电话，求黄一平帮忙。

电话打到岳父家的座机，话筒直接由岳母交到黄一平手上，表弟媳在电话里哭哭啼啼道：“表姐夫啊，你快帮帮我们吧！全家人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全部投在那辆出租车上，还向银行贷了三万多块钱。

眼下，老人看病、孩子上学、房子翻建，所有的支出全部指望这辆车了。

前些日子大明参加闹事，我好说歹说他都不听，现在好了，人关了三四天，每天损失二三百块钱，还要倒贴公司管理费，实在是吃不消啊！” “好的好的，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黄一平应承道。

关于海北出租司机罢运、上访的事，以前黄一平曾经听花大明说过，多少还算了解点情况。

过去若干年，像每一个类似的小县城一样，海北县城的出租汽车，虽然经历过多次演变、更新，依然品牌、型号杂陈，面包车、轿车兼有，不仅外观五颜六色，而且噪音、尾气污染也很严重。

出租汽车的这种乱象，往往最是损害人们对一座城市的观感，也易于酿成交通事故与治安、刑事案件。

三年前，为了创建省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海北县委县政府要求强制淘汰、更新这些出租车，全县城乡累计大概四百多辆。

新配置的出租汽车，按照节能、环保、美观的标准，由县交通局统一采购并设计、装饰，用的是某国产品牌，全套手续办妥大约十七万元一辆。

根据当初承办此事的县交通局领导的许诺，这批车本来说是进口发动机，全真皮座椅，品牌空调、音响。

结果，等到办好手续拿到车，有懂行的司机才发现，发动机变成了国产，座椅换成人造革，空调、音响等也是来路不明的杂牌货。

为此，车主们先后找到各自挂靠的公司和交通局，后者则像踢皮球一样皆不理睬。

有的司机自认倒霉不再计较，像花大明这类脾气硬的司机不服，联合起来集体上访，轻则将车堵在县委大门要求讨回公道，重则堵了省道、国道意在引起领导重视。

一年多前，因为少数车辆发动机漏油、噪音增大，又出现了大规模的上访。

县里为了息事宁人，责令县交通局从有关专项经费中拿出一千万元，每车补贴二万多元。

按理说，县里贴进去这么多钱，这事应该已经可以了结了，怎么现在又闹事呢？ 花大明老婆放下电话时，恰好县委办主任冯肖兵提着果篮进来。

黄一平本来想同冯肖兵打个招呼，让他关照一下花大明的事，尽快先将人放出来。

可是，转念一想，事情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忍住了。

花大明挂靠的出租公司经理董成，是黄一平的中学同学，当年就是找了他帮忙，才让花大明的车每年少交不少管理费。

作为回报，董成女儿大学毕业，黄一平也帮助在市里安排了工作。

黄一平拨通董成的手机，问：“说话方便吗？” “方便方便，我在家里睡觉哩！”董成说。

“问你个事情，真话不能说可以不说，但千万不要和我说假话。

”黄一平先置前提条件。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你是要问花大明他们那批出租车的事情。

可是，你也明白，经过改制之后，我的公司基本上是个空壳，车辆大多被司机买断，我这儿不过收点管理费，帮助处理年检、违章、事故之类。

因此，我懂得的东西不比花大明他们多。

不过，作为老同学，我可以告诉你一点感觉到的东西。

我猜测吧，这件事的背后肯定没有领导说的那样简单，车子质量有问题是肯定的，至于这批车是何人经手、从何人手里以及怎么买来，也许会有点故事。

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全告诉你了。

怎么样，老同学还满意吗？”董成说到这里，似有结束交谈的意思。

黄一平推测，董成说的应该基本是事实。

“花大明他们怎么会弄到海边精神病医院？找谁能悄悄弄他出来？” “这个你还不知道？精神病医院实行封闭式管理，严密程度比看守所强多了，不要说是人，就是一只苍蝇也很难从里面飞出来。

海北这几年，大凡是经常上访的钉子户，从上边抓回来之后，基本上都要集中在那儿关一阵。

平时，逢到人大、政协之类的大会或者是上头有重要人物下来，也会将难缠一些的老上访软禁到那儿，活动过去后再放出来。

你放心，今天下午人代会闭幕，花大明他们这批人马上就会出来了。

” 黄一平从董成那儿得悉此情，马上给花大明老婆报了平安，道：“弟妹你放心，大明很快就会放回来。

他出来后，你让他到城里家里来一下。

” 关于海北关人一事，黄一平马上向廖志国作了简要汇报，说：“这个出租车的事情，可能有点意思。

我想在海北呆一个晚上，等到那批司机放出来了，再了解点具体情况。

” “行。

可以悄悄进行，现在先不要惊动任何人。

”廖志国吩咐。

晚上十点左右，花大明果然来了。

黄一平一见，对方脸上竟然没有半点沮丧之色，反倒像是刚从什么地方领了奖回来一样，有点兴高采烈的意思。

“怎么？在里面没受什么苦？”汪若虹妈妈问。

老太太是花大明的姑妈，对娘家侄儿自然亲近。

“嗨，受什么苦呀，简直享受了几天贵宾待遇。

我敢说，那些参加人大、政协会议的领导，都没有我们舒服。

”花大明满脸不在乎，道：“住的房间，全部按三星标准装修布置，洗澡间里盆缸与淋浴都有，电视是液晶宽屏，一日三餐荤素搭配味道可口。

关在里面可以唱歌、下棋、打牌、睡觉，每天还有二百元的补贴，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上网、打电话，也不能出门。

这样的日子，不要说三五天，就是三年五年，我也愿意！” 黄一平虽然不想听他说这些吃吃喝喝的琐事，却也没有轻易打断。

从花大明的这些叙述里，他倒是嗅出了另外一些味道——这个所谓培训班，安排得这样周到，更加说明出租车里面有名堂，海北县这边即使没有见不得人的黑幕，也似有什么难言之隐。

接下来，黄一平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

根据花大明的叙述，有几点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 其一，更换这批出租车前，关于新车的采购与配置，各个出租公司和司机们曾经提出，应该搞成几种牌子、型号并存，如此拉开档次了，才有利于多层次消费。

即便需要外观统一，只要重新喷上同一颜色的油漆就行了。

可是，公司与车主们的意见最终却未被采纳，而是强制推行了单一品种。

其二，购买出租车的主体是车辆的拥有者，即司机或他们挂靠的公司。

买什么样的车，如何采购，整个操作过程应当由他们做主，至少有他们的参与。

而且，按照常规，应该实行招、投标制，允许几个经销商进行价格与质量的竞争。

然而奇怪的是，这批车的洽谈、采购，全部是由政府主导，其过程只有交通局副局长任潮涌等极少数几个人掌控，完全是黑箱操作。

其三，出租车出现质量问题，本应按照合同进行交涉，更换、退货或替换不合格配置等，都是不难做到的事情。

可是，无论司机们如何反映情况，及至后来的群体上访、罢运、堵路，县里总是对车辆本身的问题讳莫如深。

一年前，政府甚至不惜让交通局拿出千万元巨资出面补偿车主，也不肯同商家、厂家进行交涉。

到巨前为止，大家都不知道经销商是谁。

其四，在出租车司机历时数年的上访中，主要以县委办主任冯肖兵、交通局长吴少红、公安局政委顾锋等几个人为主接待处置，其他人很少介入。

而且，不论司机们态度、做法如何过激，这些官员都一直非常克制。

在这次的所谓培训班上，县里一年一度人代会这么重要的会议，这几个领导都没有参加，依然白天轮流在精神病院分别陪同，晚上几乎全部到场。

包括那个参与选举的顾锋，也是把很大精力放在这几个司机身上。

上述种种现象，不仅有违常理，而且也不符合于树奎的一贯强硬果断的行事风格。

“我和你见面谈话的事情，绝对不能与任何人说，而且，我和你的这层关系，要尽量控制在小范围内，更加不要随便向外人说起。

”黄一平再三吩咐花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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